关于世界第一支骑兵，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源自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依据是西亚尼尼微古城出土的浮雕中的狩猎场景（见下图）。
从出土的亚述帝国浮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亚述骑兵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不着盔甲的轻装弓箭手，只用缰绳控制，表现的非常原始，二是亚述骑弓手终于穿上了盔甲，极大增强了近战能力，三是骑兵分化，开始有轻骑兵、骑弓手、重骑兵之分。通过对浮雕检测，学者确认为“公元前9世纪到7世纪”，距今不到3000年，即中国的西周时期！
然而，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却可能颠覆这一结论，尤其是出土的一座人马合葬墓，更是令人不解：世界第一骑兵源自中国，而不是源自亚述帝国？
欲要探究这一话题，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甲骨文中的“马”之争！
19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以来，学者们在研究甲骨文时，发现大量“马”的文字记载。
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马其先，王兑从。三十马允其执羌。马左右中人三百。小臣叶车马。马五十丙车二丙。王狩……车马……在车……?马亦有企。
但问题在于：这些马是用来骑的，还是用来牵引战车的（就是车兵）？所谓牵引战车之马，就是我们熟知的车兵，春秋战国有“千乘之国”和“万乘之国”区别，其实就是车兵多寡。
如果是用来骑的，即代表商朝出现了骑兵，那么肯定要比亚述帝国的亚述骑兵更早，就是迄今已知世界第一骑兵的诞生地；如果是用来牵引战车的动力输出，那么说明商朝人还没有意识到骑马兵种这件事。一直以来，学术界为此争论不休，谁也无法压倒性地说服对方！
由于古今文字表达差别不小，所以从甲骨文记载来研究，很难100%的肯定商朝是不是有骑兵，但事实胜于雄辩，考古发现的事实却能掀开层层迷雾，还原历史的真相！
在殷墟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多个一人一马和随身武器装备的骑士坑，这些墓葬有着惊人的相似，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一，一人一马的标配，没有战车痕迹或者车辆配件，说明马匹不是用于牵引战车的动力输出，而就是用来骑的。用来骑的，并不代表就是骑兵，但下述第二点却证明商朝有骑兵！
二，陪葬的武器中，不仅有供武士使用的戈、短刀、弓箭等等，更有一些驾驭马匹的工具，比如马衔、青铜马策、控制马匹的弓形器等等。
这些考古发现直指一个事实，即商朝有骑兵！而且，殷墟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殉葬马坑，这就说明商朝骑兵规模可能不小。
通过考古发现，回头再看甲骨文就非常明了了，甲骨文中的“马”，不少代表的含义就是“骑兵”，主要表现在：某一个句子中，单独出现“马”，而未出现“车”或其他代表马车单位词语时，往往就是骑马的意思，比如上述的“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和“小臣叶车马”区别，前者的马是指三百骑兵，后者的马明显是车马之意。
不仅如此，商朝还设有专门的管理官职，比如多马卫等！
值得一提的是，殷墟这些人马合葬之墓中，部分墓主还有丰厚的陪葬青铜礼器，说明这些骑士的政治地位不低，属于领导阶层。而骑兵的领导阶层地位不低，岂非证明商朝骑兵的规模比较大？
可见，就迄今考古发现而言，建立了世界第一支骑兵的是中国商朝，而非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两者至少相差100余年。
当然，只要牵扯到世界第一，总会有人质疑，因为人类和马的历史都很长，商朝之前的古老时代人们可能就尝试骑马作战，但注意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说，讲道理摆事实，建立了世界第一支骑兵的就是中国人。
历史上最早的骑兵是什么?
在近代的军事武器出现以前，骑兵无疑是军事上最灵活最具战斗力的兵种。在我国，骑兵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看法是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才有了“我国的第一支骑兵”。有些学者对此稍作修正，认为骑兵的出现，“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但无论怎样，均认为“我国春秋时期尚无骑兵”。本文认为：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畴骑”，就是中国史上最早的骑兵。这在时间上，不仅远远早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且也比春秋战国之交要早一个半世纪左右。兹不揣浅陋，大胆阐述如下，深盼方家赐教。 一、“畴骑”见之于《韩非子·十过》，其云： 公子（重耳）自曹如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谋曰：“昔者晋献公与寡人交，诸侯莫弗闻。献公不幸离群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将令其宗庙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则非与人交之道。吾欲辅重耳而入之晋，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 此处“畴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韩非子》注云：“旧注：畴，等也。言马齐等皆精妙也。”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非子校注》则干脆注为：“畴骑，同一规格的马。”查《韩非子》的其他各种版本，亦大都如此。这类解释，初看似乎可以，其实大不然。首先，联系前后文看：“革车”，指蒙上兽皮的车，是一种行军时可装载辎重，宿营时可供卧息、可当军垒，作战时可为屯宋、可以横阵的用途很广的战车。“步卒”指的是步兵。“革车”、“畴骑”、“步卒”三者并举，独释“畴骑”为“同一规格的马”显然勉强；况当时晋国内乱，晋怀公已经即位，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强夺晋国君位，何苦用“同样规格的马”二千呢？第二，从春秋时所行礼制来看，尽管当时已开始“礼坏乐崩”，但仍盛行周礼。重耳尚未即位为晋君，秦穆公即或以诸侯之礼厚待之，也用不着以二千匹“同样规格的马”来表示隆重。查有关先秦史籍，更是从无此等记载。第三，在先秦时代，车马相连，有车必有马，有马必有车，一般是一车四马。因此，在先秦、秦汉古籍中，凡言“乘”或“辆”，均包括了车本身和相应的马数。如：《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逸周书·克殷解》“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左传》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孟子·尽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战国策·赵策》“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等等，均不再另外列出有多少马匹。因此，这里既已言明“革车五百乘“，则“畴骑二千”不指驾车之马，当很清楚，显然是另有所指。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释“畴骑”为“同一规格的马”是不妥当的。 《史记·历书》裴 集解释“畴人”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汉书·律历志》注所引同，师古曰：“如说是也。”清人钱大昕说：“如氏家业世世相传之解，最为精当。畴之言传也，《西都赋》‘农服先畴之畎亩’，畴之义本于农，而凡世世相传之业，皆可当畴人之目也。”又，《史记·龟策列传》说：“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初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此处“父子畴官，世世相传”与如淳所云相合。可见，“畴”可解释为“家业世世相传”。因此，新版《辞源》释“畴官”为：“世代做同样的官”。基于同样的根据，我认为“畴骑”应释为“世世传习骑术者。”古多世业，父子相传，兄弟相及。在骑兵刚刚出现的时候。骑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军事技术，它之为“世世相传之业”乃是很自然的。从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一次就派“畴骑”二千来看，“畴骑”所指当不是单个的骑马者，而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后世汉律有“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习射御、骑驰、战阵”的规定，“汉承秦制”，《通考》说：“秦制，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畴官。”由此，亦可以想见早先骑兵的大概情形了。 第一，骑马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诗·大雅·帛秦》云：“古公禀父，来朝走马。”顾炎武说：“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程大昌《雍录》也说：“古皆乘车，今曰走马，此时或已变乘为骑。”可见他们都认为殷代已有了骑马之术。殷墟考古的发现更是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卜辞有：“癸亥卜， 贞：……五日丁卯，王兽（狩）敝，永兄车马驭，永兄 （坠）才（在）车， （毕）马亦 （坠）？”石璋如先生认为：“从这文辞看，似乎祝坐的是车，毕骑的是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殷墟第三十次发掘中，在小屯还发现了一人一马一犬合葬于一坑中，死者随葬有戈、刀、弓矢及御马之“策”；马的头部尚留存有原系在辔上的玉、石、蚌饰，还有一件“U”形玉马御，可见当时已有了比较原始的马具。沈从文先生认为：这种“人马共同殉葬，近于战骑或坐骑。”胡厚宣先生也指出：“由马的装饰和人的武器看来，这匹马不象是用以驾车，很象是供人骑的，而这个人便是骑士。”殷墟的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但用实物明确地证明了商代已有了骑马之术，而且告诉我们，这种骑马术很可能已被运用于军事，在当时的战场上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武装的骑手。当然，由于这种武装骑手刚刚出现，数量很少，对战争影响不大，所以还不能说在商代已经有了军事史上所说的那种骑兵。 西周建立后，骑马之风似乎有了演进。《易·屯·大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易·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这是“卦辞中记载骑马谈恋爱”的记录。《诗经》中也有这类骑马的记述。《周颂·有客》就记载，殷后徽子就是骑着白马来周拜见租庙的。《小雅·白驹》也讲周宣王时，因为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在其他有关东周的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骑马的记述。 这种骑马之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秦穆公所处的公元前七世纪，似乎更为流行起来。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7年，晋败秦师于崤，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晋襄公听从文赢的话，释放三将，后又从先轸之谏，派阳处父追回。阳追至河边，见三人已下船，便将自己驾车的一匹马解下，声称奉晋襄公之命向孟明视赠马，以引诱他们上岸。为什么只“赠送”一马？就是因为当时已流行骑马之风，一马可以单骑。又《诗·陈风·株林》，其本事说的是陈灵公及其佞臣孔宁、仪行父常到陈国大夫夏御叔的采邑去与夏姬鬼混。为了避人耳目，他先乘车到株野，然后再骑马至株林吃早餐。陈灵公是诸侯，以一国之尊尚能如此熟练的骑马，可见单骑之盛矣。正是在这一时期，首先出现了秦国的“畴骑”，嗣后，晋国可能也有了自己的骑兵。《吕览·不荀篇》言：“晋文公伐邺，还将行赏，（赵）哀曰，‘君将赏其末，则骑乘者存’。”可知，晋文公伐邺就使用了骑兵。 从殷代开始出现单骑，一直到秦穆公的“畴骑”，在经历漫漫的岁月以后，终于迎来了骑大众汽车介绍兵出现的年代。可以说，正是由于骑马的这种悠久的历史，为公元前七世纪骑兵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方面的条件。 第二，秦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非常发达。 秦人在襄公建国前，本来就是一个游牧部落。秦人养马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其杰出的祖先中，有很多表现出与马有密切的关系。柏翳是后世公认的赢秦人的第一个祖先，他之所以被赐姓赢氏，就是因为他帮助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柏翳之后，据《史记·秦本纪》所载，有为商汤驾御的费昌、为太帝戊驾御的孟戏中衍等等。《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说：费昌能“足走千里”，或许也是得助于马吧。一直到公元前九百年左右，秦人的祖先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养马为其突出特长。由于养马技术的进步，其时秦人的首领非子被周孝王召至“ 渭之间（今陕西扶风、眉县一带）主持马政，结果“”马大蕃息”。非子因此得以分地封邑，以为附庸。襄公建国后，农业经济取代了畜牧经济的地位，但是“畜牧”仍然是它区别于中原各国的一个特点。养马，作为一种传统，历久而不衰。一些善相马的名家，大多出自秦国，如有名的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秦穆公之臣”；还有一个叫九方皋的相马名家，也是秦国穆公时人。 养马业的这种发达，为秦国先于列国组建骑兵，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 第三，秦国军队没有东方诸国那样浓烈那样固化的等级性。 周室东迁后，随着西周的灭亡，秦人终于告别了自己的氏族制时代，步入了奴隶社会的大门。但是，其时东方诸国已经开始了向封建制度过度的时中泰对抗赛视频代，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业已在东方汹涌澎湃。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刚刚产生的秦国奴隶社会就具有自己不同的特点。（1）、在土地所有制上，他推行的不是井田制，而是具有军事屯田制度性质的爰田制：“三年爰土易居。”这与西周的井田制不同，井田制下的奴隶不能参加军队打仗，爰田制下则每人皆出军赋并有权参加军队。林剑鸣先生指出，这种爰田与晋国的爰田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因秦国不实行分封，而缺乏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其次，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使秦国的土地关系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2）、由于秦国没有井田制，所以政治上也就没有实行分封制，秦国王室权力集中。（3）秦国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度。秦国宗族同姓很少被重用，而曾当过奴隶的百里奚却可以因为“贤”而位尊名显，授之以国政。 由于秦国奴隶社会的这三个特点，又使得秦国的军队没有表现出如东方诸国那样浓烈那样固化的等级性。可以这样设想，秦国军队兵车上的甲士可以“下”而为骑兵，秦国兵车下的卒可以“上”而为骑兵。这样，就从政治上和兵源上为秦国骑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四，戎狄用骑的可能影响。 刘向云：“战国有骑，无骑射。骑射，胡兵也。”杜牧之注《孙子》云：“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夏车徒，制戎狄骑士，出于戎狄。”《通考·兵考》云：“战骑出匈奴，所谓控弦引弓。《管子》载骑寇始服，专指北狄。”“战国无骑射”，显然有错；“黄帝以中夏车徒制戎狄骑士”，事属可疑；单骑之兵是否出于戎狄，还可再作探讨。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大致在齐桓公时（与秦穆公基本同时），戎狄已在战争中使用骑兵，以致被称为“骑寇”。秦人长期生活在西戎地区，自建国以后，又长期与戎狄交往（战争或和平），在这种交往中，秦人至少能感受到骑兵在军事上的威力和作用，而这，对于秦国首先组建骑兵，是可能起了作用的。 总之，在公元前七世纪，秦国有各种可能和条件首先组建骑兵。当秦国“畴骑”的马蹄在秦晋古道上的的作响，可以说，军事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骑兵时代，已经拉开了它的序幕。
世界上建立骑兵最早的国家是哪国？
世界上最早的骑兵军团是亚述帝国的，亚述是游牧民族，当时没有马鞍和马蹬，所以每个骑兵的身手骑术都特别好！时间是公元前九世纪。补充一下，别什么最早的东西就都是中国的，真搞笑！春秋时期的匈奴都有骑兵了，春秋数十诸侯国谁有骑兵军团了？笑死人！一个不是游牧的民族会是第一个有骑兵部队的民族？看不见楼主问地是世界是吗？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仿照胡人就是匈奴，秦穆公因为与匈奴作战才发展骑兵！秦人本来是匈奴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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