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工作表明，麦类作物至迟在龙山时代进入中原地区，但处于低水平利用阶段；二里头时代，麦类作物可能已经在本地种植；二里岗———殷墟时期，麦作发展出现明显转折，稳定地嵌入商人农业经济中；两周时期，麦作持续发展。麦类作物的传入与早期发展，为农业、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促使早期中国核心区融入到青铜时代全球化、食物全球化的浪潮中，并为后世麦作发展与“粟麦之变”的农业格局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原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麦作农业；
植物考古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9）03-0071-10
“南稻北麦”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粮食生产格局，稻、麦这两类作物在古今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稻作长期所受的关注[1]相较，麦作农业的考古研究处于弱势。事实上，农业作为经济的基础，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麦类作物作为外来物种，何以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取代粟黍成为中国北部的主要粮食，也是值得探讨的论题。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细化，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展开，植物考古发现的增多，早期麦遗存的空间分布日渐清晰。已有学者就考古发现的早期小麦进行过探讨[2]，但中原先秦麦遗存与麦作农业的专题研究仍付阙如。为进一步审视麦类作物、麦作农业在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我们拟就近年来植物考古所见的麦遗存，对中原地区先秦时期麦作农业的产生、发展及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麦类遗存的考古发现
麦类遗存指小麦、大麦这两种农作物的炭化籽粒、穗轴、麦秆印痕、植硅体、淀粉粒、花粉等炭化遗存和微体遗存，以籽粒、穗轴、植硅体最为可靠。就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麦类遗存以炭化籽粒为主。考古工作所见中原地区较早的小麦出土于裴李岗时代、仰韶时代的部分遗址中（表一），由于未获AMS测年数据支持，暂予搁置，留待将来工作验证。
（一）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前期，植物考古工作数量有限，大麦、小麦出土遗址数各有1处。龙山时代后期，麦遗存的遗址占有率剧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发现麦遗存的遗址有13处；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获得麦遗存的遗址有7处（图一；表一）。需要指出的是，相关研究者对陶寺遗址所出大麦尚存疑问，西金城遗址小麦测年数据亦晚于龙山文化[3]。目前所知仅八里岗遗址的一粒小麦残片与考古学年代相合[4]（表二）。
图一龙山时代麦遗存分布图
（系统：1.王家嘴2.案板3.陶寺4.下寨5.下王岗6.申明铺7.沟湾8.八里岗9.平粮台10.瓦店11.程窑12.西金城13.大赉店；非系统：14.寺疙瘩15.凌云台16.枣王17.阎寨18新砦19.马屯20.方靳寨）
（二）二里头时代
二里头时代，系统植物考古研究发现麦遗存的遗址有9处，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获得麦遗存的遗址有3处（图二；表一）。
图二 二里头时代麦遗存分布图
（系统：1.鄣邓2.皂角树3.二里头4.灰嘴5.南洼6.王城岗7.新砦8.古城寨9.东赵；非系统：10.景阳冈11.稍柴12.黄河中学）
（三）二里岗—殷墟时期
二里岗—殷墟时期，系统植物考古研究郭荣臻 靳桂云（山东 济南250100）作者：郭荣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江汉考古2019.3/总第162期考 古研究发现麦遗存的遗址有10处，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获得麦遗存的遗址有16处（图三；表一）。南沙、偃师商城、王城岗遗址小麦AMS测年数据都落在商的纪年范围[5]（表二），基本与早商年代相合。
图三 二里岗—殷墟时期麦遗存分布图
（系统：1.王家嘴2.二里头3.南洼4.王城岗5.古城寨6.亨利公寓7.东赵8.小双桥9.同乐花园10.赵村；非系统：11.南沙12.杜岗寺13.吴湾14.偃师商城15.费窑南16.天坡水库17.冯寨西北18.倪店19.南城20.唐垌21.西张22.中医学院第一附院23.黄河中学24.孝民屯25.白家坟东26.殷墟）
（四）两周时期
两周时期植物考古工作尚少，系统植物考古研究发现麦遗存的遗址有6处，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获得麦遗存的遗址有4处（图四；表一）。王城岗遗址1份小麦样品的AMS测年数据为春秋时期[6]（表二）。
图四两周时期麦遗存分布图
（系统：1.下王岗2.申明铺3.程窑4.王城岗5.瓦店6.官庄；非系统：7.八里岗8.南洼9.高崖东10.费窑南）
二、中原地区麦作农业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麦作农业作为中原地区商周农业的重要组成，经历了产生、发展的漫长过程。麦类作物入华的早期阶段，小麦等作物是否在中原得以种植尚缺直接证据。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养活更多人口的需要，这种高产作物逐渐在本地得以种植，甚至出现了“强化种植的趋势”[54]。农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麦作农业的出现、传播与扩散提供了基础，麦作农业的发展又反向提高了区域内农业总产值。
（一）小麦初入中原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发展进程加快，出现了强化生产态势，主要表现在：农业在聚落生计中占绝对优势、剩余粮食增加、农作物与家畜种类多元化普及、家养动物比例提高、开发动植物资源知识与技术的发展等诸方面。就炭化植物遗存来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多数遗址出土了四或五种粮食作物。龙山时代前期，仅个别遗址出土有零星的麦遗存；龙山时代后期，麦类作物的出土地点骤增，分布范围大幅扩展。小麦在进行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多数遗址中都有出土，大麦也出现在个别遗址中，但它们在各聚落的绝对数量微不足道，出土概率多在5%以下（表一），可能意味着先民对麦类作物的利用处于低水平阶段。过去有学者认为小麦在龙山时代已经种植[55]，近来有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小麦迟至二里头时代才进入中原地区[56]。结合海岱地区出土小麦的测年数据[57]及相关考古学文化交流、互动证据[58]，我们认为，麦类作物至迟在龙山时代后期进入中原地区。虽然该时期麦类作物的地域分布较广，但每处遗址出土数量都很少，很难就这些证据得出麦类作物在中原地区种植状况的定论，也不能就此排除聚落中麦类作物系交换而来的可能。
（二）麦作农业可能出现的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时代，在开展过植物考古工作遗址中，麦类作物比重增加，在各聚落的出土概率提升到5%~10%，个别遗址已突破20%（表一）。除以郑洛地区为主的二里头文化腹地外，豫北地区下七垣文化的鄣邓遗址、黄淮下游的岳石文化多处遗址[59]也都出土了炭化麦粒，可能意味着对麦类作物的认知与利用已成为时代特征。除小麦外，大麦可能也是部分聚落先民加以利用的麦类资源。有学者认为，小麦在二里头时代的中原地区已有种植[60]。考虑到商周时期麦作的发展，这一时期小麦已经种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这一假说尚未得到古代史料证实，有待更多考古材料的验证。
（三）麦类作物强化利用的二里岗—殷墟时代植物考古数据显示，中原先秦麦作的转折发生在二里岗—殷墟时期，多数遗址小麦的出土概率突破30%，甚至达到50%、70%以上（表一）。虽然与发掘区所在位置、采样遗迹性质有一定关系，但广域范围内的高普遍性明显与此前不同，应该是麦作发展的标识。
考古发现以外，史料也见麦作记载。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小麦、大麦是商人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粒食”种类[61]，在商代已是常见的大田作物。麦类作物不但种植普遍，而且围绕其种植、收获还有一定的祭祀、礼仪。小麦、大麦的使用已存在季节差异[62]。
（四）麦作稳步发展的两周时期两周时期，麦遗存在系统植物考古工作遗址中的普遍性仍很高，以小麦为主的麦遗存占相关遗址作物的数量比例较此前有所提升（表一），应系麦作种植规模扩大的反映。中原南邻江汉地区的湖北庙台子、鸡子包遗址也出土有炭化小麦粒，后者出土小麦62粒，出土概率高达100%[63]。准此，则麦类作物已传播至楚文化圈，在部分聚落先民食物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除考古实物证据外，早期史料中不乏对麦作的记载。如《诗经·周颂》曰：“诒我来牟，帝命率育”；《尚书·周传七》曰：“微子将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蕲蕲兮”；《战国策·东周欲为稻》曰：“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曰：“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郑玄于“五种”下注曰：“黍稷菽麦稻”；《左传·隐公三年》曰：“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成公十年》曰：“六月，晋候欲麦，使甸人献麦”，《哀公十七年》曰：“夏六月......楚既宁，将取陈麦”，等等。将这些记载与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见麦作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甚至在局部地区可能已具一定规模。
各时期不同聚落麦遗存比重的不同，可能意味着聚落先民对麦资源的接纳、利用程度有差异。麦类作物至迟于龙山时代进入中原地区，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在二里岗—殷墟文化时期迎来了大发展，从此之后以小麦为代表的麦类粮食作为重要的作物类型嵌入到农业经济中。各时期麦遗存的阶段性特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境内早期麦作的发展历程。与小麦相较，大麦仅是零星发现，可能在中原地区早期先民农耕生活中作用有限。
事实上，在整个先秦时期，除却甘青、新疆等西北地区外，大麦在黄淮中下游地区皆是零星发现，这与过去“我国的大麦要比小麦更古老些”[64]的认识存在出入，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植物考古工作表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麦作农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并未改变区域内以粟为主的农耕体系，小麦在先民农业生产中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作物类型。既有研究表明，两汉时期小麦作为主粮食之一在华北地区推广种植，并在先民食物结构中发生重大转变[65]。迟至唐宋时期，小麦才在黄河流域较为广域的范围内确立了其主粮地位[66]。
需要指出的是，以小麦族淀粉粒作为麦类作物乃至麦作农业存在证据的观点，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小麦族植物为数众多，世界范围内约有390余种，中国境内至少有170余种，分属3亚族、14属，常见的有小麦属、大麦属、黑麦属、鹅观草属、山羊草属等[67]。虽然小麦族淀粉粒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68]，但仍不能直接与小麦、大麦等作物或其他杂草等一一对应。其次，植物种子内淀粉粒含量很高，以玉米为例，1粒玉米淀粉里就有约17亿颗淀粉粒[69]，若仅以考古工作者采样分析所获的某遗址某时期几粒、几十粒小麦族淀粉粒作为麦类作物存在乃至麦作发展的明证，尚为时过早，这也是本研究未取相关遗址小麦族淀粉粒证据的原因。在先秦尤其史前麦遗存的研究中，炭化麦粒仍是最适宜、最确凿的材料。
三、食物全球化视域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
若小麦甚至大麦起源于西亚、渐次东传入华的假说不缪，则麦类作物至迟入华的龙山时代正值“早期中国”[70]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早期中国文化圈及其周邻乃至更广域的范围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全球化[71]、早期食物全球化[72]的趋势。
外来的小麦、大麦、黄牛、绵羊、山羊、家鸡等与中国本土起源的粟、黍、稻、大豆、猪、76狗等在较为广域的欧亚大陆传播、融合，被视为早期食物全球化的重要标识。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显示，先民肉食资源获取方式仍以家猪为主，但龙山时代起，各遗址出现了黄牛、绵羊等外来动物，这些新物种所占比重在二里头时代有所提升[73]。家马则至迟在晚商时期传入中原[74]。综观商周时期，马、牛、羊等动物在宗教祭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着沟通不同身份的人与神、祖先关系的角色[75]。除家畜外，鸡等家禽也至迟在中晚商时期传入中原东部[76]。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非本土起源的作物、家畜、家禽入华后，逐渐为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先民接纳，成为聚落农耕的组成，既在本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也使得中原地区成为青铜时代全球化和史前食物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组成。
四、麦类作物入华时间、路径与研究方法的思考
麦类作物入华的时间、路线，长期以来是国内外考古界、农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77]。就已有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学界关于麦类作物入华的时间基本定格在龙山时代，具体的路线至少有以下三条：绿洲通道（丝绸之路）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小麦等西来作物跨越新疆北部，穿过河西走廊绿洲通道，进而东传至黄河中下游地区；欧亚草原通道说，相关学者认为麦类作物在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接力作用下，先由西向东进入到蒙古高原地区，进而在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作用下，由北向南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海上路线说，也有学者认为麦类作物起源后，较早西向进入欧洲，南向进入尼罗河流域，东向进入印度河流域，进而继续沿海岸线东进至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及山东半岛[78]。
上述三种观点皆有合理成分，但目前都难以坐实。绿洲通道说系早年较流行的认识，但植物考古方法在考古工作中运用以来，所获麦遗存测年数据明显存在东早西晚的态势。草原通道说是近年逐渐居主导地位的新认知，虽然这一路线有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传播证据，但目前考古发现北方文化区乃至更北地区的麦遗存尚少，个别有测年小麦的数据也偏晚[79]，可能仍待进一步工作加以证实。新近考古发现的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出土炭化小麦的测年早至距今5000年[80]，或许为上述路线提供了新证。海上路线在三者之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中国境内早期小麦东多西少、东早西晚的考古现象，但目前还存在较大缺环，自南亚至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这条线上经由考古工作证实的麦遗存为数甚少，数据的可靠性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麦类作物东传进入中国的时间在龙山时代的可能性最大，但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进行，麦遗存出土的遗迹单位已早至裴李岗—仰韶时代，虽尚未得到测年证据验证，但不宜排除小麦入华时间存在上延的可能性。上述三种关于传播路线的假说彼此之间不具有排他性，并非舍此即彼的关系，早期小麦入华的路径可能是多元的。上述假说以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的路线也值得重视。
目前学界对麦类作物入华时间与路线问题的研究模式主要基于植物考古工作所获麦类遗存测年数据的多少、早晚，在此基础上结合陶器等器物，与西来技术、物种等进行文化因素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考古发现麦遗存的遗址都进行了测年，也并非开展过测年工作遗址所出的全部麦遗存都进行了测年。以龙山时代遗迹所出麦遗存的测年数据为例，虽然西金城遗址所出小麦的1份样品测年数据偏晚，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该遗址其他龙山时代遗迹所出小麦也都是后期混入的；同理，以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为例，虽然用以测年的小麦与龙山文化年代相合，但不能据此认为该遗址所出小麦、大麦皆为龙山时代的作物。在进行传播时间、路线探讨时，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宜轻易否定有偏晚数据遗址的其他未测年样品与考古学文化年代相符的可能性，也不宜将尚未进行测年工作的遗址就此排除在外。
除此，以类型学为基础的文化因素分析、相关史料的记载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证据。虽然考古工作者、文献史学者在探讨麦遗存的传播路线时会将器物类型学、考古学文化交流、史料记载等作为重要证据考量，但部分进行麦遗存探讨的研究者可能不具考古学、文献史学背景，在研究中可能过于偏重甚至仅以麦遗存（有些麦遗存甚至并非考古工作所获）的测年数据为凭，忽略相关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文化区内部的交流互动现象及早期史料中关于小麦、大麦的记载。随着考古发现小麦、大麦的增多与麦遗存测年数据的积累，若能进一步与考古学文化现象、文献史料相结合，可能距离揭开麦类作物“最初的传播时间和路线及这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的细节”这一“谜底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8 1 ]。
五、结语
小麦入华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在本土种植，成为长江以北地区农业经济中的稳定构成，但传入各地的时间、早期发展状况有别。就中原地区而言，麦类作物至迟在龙山时代后期传入，并在二里头时代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种植。商周时期，先民种植规模扩大，对麦类作物资源利用强度增大。植物考古数据显示，二里岗—殷墟时期可能是麦作发展的转折期。在整个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先民对麦类作物的利用皆以小麦为主，大麦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可能有限。总的来看，麦作在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起愈发重要的角色，最终成为后世王朝“统一天下的力量”[ 8 2 ]。在今后的发掘中，若能进一步对中小型聚落展开工作，可能有利于对不同阶层麦类作物利用策略、不同地区麦作程度的更新认识。
附记：论文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王祁惠赠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马永超帮忙检索了部分参考资料，一并致以谢忱。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1771230）、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批准号：17RWZD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 0 1 2年，第2 6 0 ~ 3 1 5页。
[ 2 ]靳桂云：《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 0 0 7年第4期；李水城：《中国境内考古所见的早期麦类作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环境卷（I）》，科学出版社，2 0 0 9年，第1 9 1 ~ 2 1 3页；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2 0 1 5年第3期；宋亦箫：《小麦最先入华两地点考论》，《华夏考古》2 0 1 6年第2期；李成：《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考古与文物》2 0 1 6年第5期。
[ 3 ]陈雪香在2 0 1 7年植物考古年会上澄清。
[ 4 ]邓振华、秦岭：《中原龙山时代农业结构的比较研究》，《华夏考古》2 0 1 7年第3期。[ 5 ] D o d s o n J R , L i XQ , Z h o u XY , e t a l . O r i g i n a n ds p r e a d o f w h e a t i n C h i n a .Q u a t e r n a r y S c i e n c e R e v i e w s, 2 0 1 3( 7 2 )；L i u X Y , L i s t e r L D , Z h a o Z Z , e t a l . T h e v i r t u e s o f s m a l lg r a i n s i z e : P o t e n t i a l p a t h w a y s t o a d i s t i n g u i s h i n g f e a t u r e o fA s i a n w h e a t s .Q u a t e r n a r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2 0 1 6 ( 3 ) .
[ 6 ] L i u X Y , L i s t e r L D , Z h a o Z Z , e t a l . T h e v i r t u e s o fs m a l l g r a i n s i z e : P o t e n t i a l p a t h w a y s t o a d i s t i n g u i s h i n g f e a t u r eo f A s i a n w h e a t s .Q u a t e r n a r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2 0 1 6 ( 3 ) .
[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编著：《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2 0 1 5年，第4 6 9 ~ 4 7 2页；张居中、程至杰、蓝万里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考古》2 0 1 8年第4期。
[ 8 ]钟华：《中原地区仰韶中期到龙山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 0 1 6年，第4 5 ~ 4 6页。
[ 9 ]邓振华：《汉水中下游史前农业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1 5年，第3 8页。
[ 1 0 ]赵志军：《仰韶文化时期农耕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会的建立———鱼化寨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江汉考古》2 0 1 7年第6期。
[ 1 1 ]钟华、杨亚长、邵晶等：《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南方文物》2 0 1 5年第3期。
[ 1 2 ]刘晓媛：《案板遗址2 0 1 2年发掘植物遗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1 4年，第1 3 ~ 2 0页。
[ 1 3 ]钟华、吴业恒、张鸿亮等：《河南洛阳王圪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农业考古》2 0 1 9年第1期。
[ 1 4 ]贾世杰：《郑州商城炭化植物遗存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1 1年，第4 9页。郑州商城遗址黄河中学、亨利公寓、中医学院一附院等地点同此。
[ 1 5 ]王育茜、张萍、靳桂云等：《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 0 0 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四川文物》2 0 1 1年第2期。
[1 6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 0 0 4年第1 0期。
[ 1 7 ]赵志军、何驽：《襄汾陶寺城址2 0 0 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 0 0 6年第5期。
[ 1 8 ]武欣：《河南大赉店遗址龙山时期植物遗存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1 6年，第2 5 ~ 3 9页。
[ 1 9 ]陈雪香、王良智、王青：《河南博爱县西金城遗址2 0 0 6 ~ 2 0 0 7年浮选结果分析》，《华夏考古》2 0 1 0年第3期。
[ 2 0 ]钟华、张永清、吴倩等：《河南登封程窑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农业考古》2 0 1 8年第6期。
[ 2 1 ]姚政权、吴研、王昌燧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2 0 0 7年第3期。
[ 2 2 ]刘昶、赵志军、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2 0 0 7、2 0 0 9年度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分析》，《华夏考古》2 0 1 8年第1期。
[ 2 3 ]邓振华、高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 0 1 2年第1期。
[ 2 4 ]唐丽雅：《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动态的植物考古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 0 1 4年，第9 3 ~ 9 6页。
[ 2 5 ]刘焕、宋国定、龚一闻等：《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华夏考古》2 0 1 7年第1期。
[ 2 6 ]邓振华：《汉水中下游史前农业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1 5年，第5 3 ~ 5 5页。
[ 2 7 ]赵珍珍：《淮河上中游地区龙山时代农业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1 8年，第2 7页。
[ 2 8 ]邓振华、秦岭：《中原龙山时代农业结构的比较研究》，《华夏考古》2 0 1 7年第3期。
[ 2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 0 0 2 ~ 2 0 0 5）》，大象出版社，2 0 0 7年，第8 1 3 ~ 8 1 4页。枣王、吴湾遗址同此。
[ 3 0 ]邱振威、侯卫东、汪松枝等：《河南郑州索、须、枯河流域植物遗存初步分析》，《华夏考古》2 0 1 8年第5期。西张、倪店、唐垌、南城等遗址同此。
[ 3 1 ]程至杰：《淮河上、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1 6年，第7 8页。寺疙瘩遗址同此。
[ 3 2 ]张俊娜、夏正楷、张小虎：《洛阳盆地新石器———青铜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科学通报》2 0 1 4年第3 4期。稍柴、景阳冈、费窑南、高崖东等遗址同此。
[ 3 3 ]钟华、赵春青、魏继印等：《河南新密新砦遗址2 0 1 4年浮选结果及分析》，《农业考古》2 0 1 6年第1期。
[ 3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 9 9 9 ~2 0 0 6（叁）》，文物出版社，2 0 1 4年，第1 2 9 5 ~ 1 3 1 3页。
[ 3 5 ] L e e G A , B e s t e l S . C o n t e x t u a l a n a l y s i s o f p l a n t r e－m a i n s a t t h e E r l i t o u - P e r i o d H u i z u i s i t e , H e n a n , C h i n a .I n d o -P a c i f i c P r e h i s t o r y A s s o c i a t i o n B u l l e t i n, 2 0 0 7 ( 2 7 ) .
[ 3 6 ]赵志军、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华夏考古》2 0 0 7年第2期。
[ 3 7 ]吴文婉、张继华、靳桂云：《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到汉代聚落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原文物》2 0 1 4年第1期。
[ 3 8 ]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 0 1 1年第1期。
[ 3 9 ]陈微微、张居中、蔡全法：《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华夏考古》2 0 1 2年第1期。
[ 4 0 ]杨玉璋、袁增箭、张家强等：《郑州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记录的夏商时期农业特征及其发展过程》，《人类学学报》2 0 1 7年第1期。
[ 4 1 ]洛阳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皂角树：1 9 9 2 ~ 1 9 9 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 0 0 2年，第1 2 3 ~ 1 3 5页。
[ 4 2 ]刘焕、丁新功：《安阳鄣邓遗址先商文化浮选炭化植物种子的鉴定及分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鄣邓》，大象出版社，2 0 0 9年，第4 3 5 ~ 4 3 8页。
[ 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世祭祀遗址》，《考古》2 0 0 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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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段姝杉）
A Study of the Wheat Remains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s
Guo Rongzhen, Jin Guiyun（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reveals that the wheat crops have entere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time of Longshan Culture, but were still at a low level of productivity. It still worth explorationwhether wheat had been planted locally. Since the time of Erlitou Culture, wheat crops may had beenplanted loc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Erligang-Yinxu Cultur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ur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heat agriculture, which already became inseparable componen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During the Zhou Dynasties, wheat agriculture continued to develop. The spread of wheat agriculture in-to China and its early development provided agriculture basis and support for the social, economic and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pted Early Chinese core culture into the worldwide Bronze Age culture.I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od globalization, progress of wheat agriculture, and the change ofgrain food from millet to wheat.
Keywords: The Central Plains, Pre-Qin Periods, Wheat Remains, Wheat Agriculture, Archaeob-otany80
栽种小麦、大麦的古文明出现在什么流域？
考古发现，大麦和小麦最早种植的地方是两河流域北部的山谷地带，这里丰富的野生禾谷类植物为这里的先民进行野生植物驯化和作物培育提供了条件。
美索不达米亚 (希腊语: Μεσοποταμα, Mésopotamiā），是古希腊对两河流域的称谓，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两河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
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 历史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关于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引言
小麦是旱地高产作物，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现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其在农业史研究方面的意义，而且还在于在考古学 文化 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随着古代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深入，对史前时代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 热点 问题。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显示，正是在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小麦遗存普遍出现，这可能暗示当时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农业特别是小麦 种植 有某种关联(1)。关于农业对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直接作用，在北美东部的史前文化中也有明显的表现(2)。由于受到考古资料的局限，至今仍然对小麦这种重要粮食作物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本文通过系统 收集 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先秦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3)进行系统总结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小麦产生与发展历史过程，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设想。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到秦以前的时期，是探讨小麦这种作物在中国出现和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本文中的“早期”就是指秦及其以前的时期。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一直受到 植物 学家、农学家、古文字学家的重视，而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的工作很欠缺。事实上，研究这个问题，考古学资料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系统检索公开报道的小麦考古遗存资料后发现，到目前为止，小麦考古遗存的相关报道不仅数量少，而且有些资料的可靠性比较低。我们将所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考古 报告 中公布的材料，另一类是转载或者是非考古报告中公布的材料。第一类资料，还可以根据标本是否经过专业人员鉴定细分为两类。
从表中可以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河南陕县庙底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这个资料未见正式报告中报道，只是在论述性文章中提到;认为是“麦类印痕”，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亦或是其它麦类。山西保德王家湾出土的史前时代“麦粒印痕”，既不曾见于正式报告，也没有明确小麦还是大麦(23)。20世纪60年代报道的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发现的遗存，也是“麦”，没有明确是否为小麦或大麦。鉴于上述，我们暂时对这三个材料存疑，就是我们在分析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时空分布时不采用这些数据。此外，文献20中提到的几个遗存资料，都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其中除山东日照两城镇、河南洛阳皂角树、陕西周原和安徽亳县 钓鱼 台以外，我们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 自然 也不能将河南新密新砦、偃师商城商代早期、殷墟商代晚期的发现作为正式资料来引用。关于遗存的年代，我们优先选择那些炭化麦测年结果，但对于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只是最近才被重视的，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报道都没有对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所以，如果麦类遗存与明确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共存关系是确定的，就采信其年代;而象新疆发现的三处遗存资料，其年代是根据与其共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判定的，但问题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也是不确定的，例如，对于新疆“含彩陶类型”的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孔雀河下游墓葬的年代也只是推测，对于这三个遗存的年代，本文也存疑，最起码有待新的资料来证实。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前面提到的存疑的麦类遗存资料，就可以做出图l。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就是龙山时代，空间分布上从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年代是距今4800年)、甘肃民乐东灰山(距今5000—4000年)、陕西武功赵家来(4400—4000)、歧山周原，到山东(24)茌平教场铺、胶州赵家庄和日照两城镇;此后的夏商周时期，不仅有小麦遗存，还有大麦遗存，有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三期)，商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陕西歧山周原、西藏昌果沟，周代的安徽亳县钓鱼台、青海丰台。
上述资料显示，在龙山时代，似乎小麦突然在中国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而且从胶州赵家庄等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小麦形态看，显然已经是完全驯化成熟的小麦，已经远远脱离了小麦种植活动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现，在河南省范围内，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小麦遗存。而此后的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分布空间范围扩大了;如果将这种考古发现状况与文献记载的商代小麦生产情况对比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是极不相称的;同时，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公认的，这与考古发现的小麦遗存数量少也是不相符合的。据此我们推测，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小麦遗存现存在很大偏差，就是河南境内的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也会比较普遍地存在小麦遗存(25)，而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发现。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现状
关于小麦在中国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感 兴趣 的话题。一般来讲，探讨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某种农作物栽培起源和发展，首先要弄清其发展的时空范围。出现最早的地点或者区域往往被认为是起源地，而那个地点的时代就是起源的时间。中国古代种植的是普通六倍体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来源问题，学术界有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小麦是由西亚经过中亚传播过来的(26)，另一种关观点认为，中国小麦是本地起源的，有人主张是在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起源(27)，有的人主张是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起源的(28)。
主张普通小麦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在中国没有形成普通小麦的物种条件，普通小麦(即六倍体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Aegilops quarrosa)天然杂交、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而形成的一个物种(29)。中国历史上从未种植过二粒小麦，自然界也不存在野生二粒小麦，所以，虽然作为自然植被成分的粗山羊草分布在新疆伊犁河谷、作为多年连作麦田中的杂草存在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和河南等省的若干县，由于上述两个区域都没有二粒小麦，中国不具备粗山羊草与二粒小麦自然杂交的客观条件，也就是不具备形成普通小麦物种的条件。而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东欧洲的很多考古遗址中都出土了普通小麦的一种(Hulled spelta wheat)，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中亚、安那托里亚高原中部、印度和中东欧洲普遍出现了普通小麦的另一个种，而这种小麦可能就是后来传播到中国的小麦物种(30)，中国的普通小麦在距今5000年前后才出现。当然，事实上，虽然普通小麦作为一个物种，不是在中国形成的，但传播到中国后出现了很多变异，这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些变异包括“云南小麦”(T.aestivum ssp.Yunnanense King)、“西藏半野生小麦”(田间杂草)(T.aesfivum ssp. Tibetanum Shao)、“新疆小麦”(T.aestivum ssp.Petropavlovshyi Dong)等。物种的起源中心和变异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源中心是指物种形成的地方，而当一个物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栽培，可能会形成很多新的变异，产生一些新的物种，这种变异性十分丰富的地方，被称为变异性中心，也叫多样性中心或者是次生起源中心。中国普通小麦的变种也是世界之最，中国是普通小麦的变异中心、多样性中心和次生起源中心。
主张普通小麦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的学者的主要根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卢氏县、三门峡、洛阳和陕西宝鸡、西安等许多地区都发现了与六倍体普通小麦有亲缘关系的小麦草(Aegilops quarrosa)，70年代在西藏发现六倍体野生小麦(Tfiticum xizangense Li，ssp.nov)(31)，根据这些发现，有学者提出普通小麦中国起源的观点，甚至主张中国小麦是由东向西传的(32)，直到欧洲(33)。但是，在不能证明中国曾经存在过栽培二粒小麦、且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的结论没有被修改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国找到粗山羊草，也不能证明普通小麦可能是中国起源的。至于“从中国特有的‘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不难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目前关于普通小麦形成条件的认识(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而且单就这个命题也是需要证明的，只有通过实验的方法在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我们才能进一步推测普通小麦可能起源于中国，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需要有考古学证据。而事实上，考古发现的炭化小麦遗存并不支持这个观点，目前发现的早期炭化小麦遗存，黄河中上游和下游地区的年代基本一致，黄河中上游地区并没有时代很早的炭化小麦证据。
主张小麦在山东起源然后向周围地区传播的观点，主要依据是古代文献。关于古代文献可信性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炭化小麦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在山东，这可能暗示着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小麦种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从炭化小麦遗存的形态特征看，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遗存已经远远脱离了栽培小麦起源阶段，是有一定发展阶段的特征。所以，如果只依据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就断定普通小麦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山东地区，证据显然不充分，况且某种作物起源的研究是不能没有现代 生物 学研究参与的，目前我们不仅没有在山东地区发现任何与栽培二粒小麦有关的遗存，即使是黄河中游地区存在的粗山羊草，在山东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综合来看，上面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都没能证明小麦的确实来源。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图和表中所列的考古发现的炭化麦遗存，我们会发现这个情况是合乎逻辑的，就是目前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的研究(指的是与小麦等遗存相关的古植物学方面的分析等)都不能支持我们对中国早期小麦的历史做一个科学结论，只能是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测，换句话就是说，现在远不到对中国早期小麦来源下结论的时候。参照西亚地区小麦起源和东亚地区水稻起源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关于中国早期小麦历史的研究，还需要积累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同时要开展野生植物资源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早期小麦种植的研究，应当从考古发现、种植的环境条件、野生植物资源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34)。
1.关于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关于中国小麦起源的两种观点，都需要通过系统分析现代植物和考古遗存来完善。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积累资料、探讨方法。我们同意采取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路(35)。考古遗存首先要积累数据，然后进行形态学上的综合研究。
前文已经对目前发现的小麦遗存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显示，在那些可靠的资料中，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属于龙山时代早期阶段，就是距今4800年前后，此后的夏商周时期，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小麦遗存资料。从龙山时代开始，小麦就广布黄河流域，在上游、下游都有发现。黄河中游的河南没有发现，可能是工作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小麦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数量与实际上存在的考古遗址数量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在空间上还有很多空白区域，尽管目前不能预测如果对更多的遗址进行植物遗存提取能够找到多少有小麦遗存的遗址，但至少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现，否则无法解释龙山文化时期小麦普遍性的突然出现;其次，就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中，只有极少部分经过了浮选，假设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有50%以上的经过浮选和科学采样，我们发现小麦遗存的数量也会成倍增长。在积累小麦遗存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相关遗存资料，包括与小麦早期栽培相关的杂草、农田等遗存，小麦耕种和收割相关的工具的研究，灌溉系统的发现与研究等。在上述研究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植物大遗存(炭化植物种子、植株残骸等)、微体遗存(花粉、植硅体和淀粉粒等)分析等植物考古手段。
探讨中国麦作农业与西亚地区的关系，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是必须加以关注的区域。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者先秦时期炭化小麦，需要系统采样分析，西北地区系统的植物考古采样分析与研究，可能是廓清中国小麦种植历史的一个必由之路。
根据山东近年来植物考古发现的情况分析(36)，经过系统浮选的遗址中多数有小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黄河流域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分析，可能会在整个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北方古代遗址中获得更多、时代更早的麦类遗存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探讨中国早期小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我们必然会获得更多的可靠证据。当然，我们现在也需要根据国内外研究和发现，从理论和模式上进行思考，为综合研究做准备。如果小麦是从西北地区传播到山东地区，我们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面找到更多的证据，因为这种农业技术的传播应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实现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不同时空范围内在小麦遗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与研究。目前只有陕西周原王家嘴地点出土的炭化小麦进行了测量分析，其结果是小麦121粒，其中1粒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小麦特征很典型，圆柱状，背部隆起，腹沟很深，其中随机抽取20粒进行测量长宽平均值为3.39、2.61毫米，比现代小麦稍小。新疆孔雀河下游北岸墓葬中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麦遗存，其籽粒明显小于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所出(37)。
2.种植条件分析
农学家或者农业气候专家多数主张在没有灌溉系统的情况下，华北地区没有种植小麦的条件(38)。主要原因是小麦种植需要冬春雪水保墒，华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如果没有灌溉系统，种植小麦很难。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气候条件与现在的差别多大?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古气候环境研究，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发表的关于全新世气候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全新世开始到仰韶时代，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而龙山时代则经历了气候变冷和干的过程(39)，而现有的考古发现显示，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比较普遍的种植水稻(40)，可能表明即使在龙山时代，气温和降水条件也好于现代。所以，全新世早期阶段，黄河流域可能具备种植小麦的气温和降水条件。(2)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黄河流域是否存在灌溉系统，或者存在灌溉系统的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仰韶时代已经普遍种植水稻，而水稻种植是需要灌溉系统的，所以，从客观上，具备修建小麦灌溉设施的条件;其次，距今7000年前后已经出现、龙山时代更加普遍的水井，可能与灌溉系统有关(41)。所以，尽管目前尚没有发现灌溉系统的考古遗存，但龙山文化乃至早些时候有灌溉系统，应没有太大疑问。这里我们还要考虑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保存的困难程度之大，因为中国是农业古国，世世代代从事农耕活动，后代破坏或者改造前代灌溉系统，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发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的困难。
上述分析表明，龙山时代甚至更早阶段，黄河流域具备种植小麦的气候条件，也可能存在灌溉系统，所以，从客观条件方面，能够满足小麦种植。
4.野生植物资源研究
农业就是人类与植物关系问题。关于某种作物栽培的起源，只有在这种作物野生祖本分布地区才有可能。野生祖本多样性中心才有可能是起源中心，从水稻起源地、西亚小麦起源地等的研究都证实这一点。所以，研究中国早期小麦种植历史，除了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遗存提取和分析以外，我们还需要开展植物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植物学调查。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基础。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陕县三门峡和卢氏县首次发现山羊草属中的粗山羊草，后来发现其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甚至到新疆新源牧区，实验证明其为合成六倍体普通小麦的亲本之一，被称为“中国小麦草”(42);相继在云南发现的“铁壳小麦”(Triticum yunnanense K.ssp.nov.)是由野生种向合成六倍体小麦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
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并有可能实现突破。第一，在发现最早的小麦遗存的区域(43)，系统调查野生植物资源，同时对小麦种子形态、可能的农耕区等进行分析，探讨其与西亚最早的普通小麦遗存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结果将成为我们认识中国早期小麦来源的重要参考材料。第二，系统分析中国现存小麦野生祖本的生态环境特点，并在其周围地区进行全新世以来植被重建研究，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小麦驯化有关的植物资源，这个结果将成为前面的第一项研究的重要补充。
五 先秦时期是中国小麦种植的初期发展阶段
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从龙山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小麦种植活动就已经比较普遍了，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小麦种植可能保持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而文献记载则可以证明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十分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了(44)。
传统观点认为，商周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才有小麦(45)，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肯定需要修改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不仅有了小麦种植，而且很可能已经比较普遍了，小麦在农作物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水稻或者谷子和黍子，但肯定比大豆类更受重视。在山东已经进行系统浮选的四个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全部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这可能表明小麦种植在当时当地是相当普遍的，当然，我们要证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更多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植物考古研究。在黄河中上游的情况也如此。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距今4600年，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这个年代数据是否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小麦种植比黄河下游早出现，目前还不能下结论，要等待更多的考古遗存证据。
目前发现的相当于夏代时期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资料数量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河南洛阳，这可能与夏代延续时间短而且没有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有关。现在已经发现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有登封王城岗二里头文化时期炭化小麦、洛阳皂角树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大麦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刻有麦穗的陶尊残片，麦粒饱满芒较长(另有一个稻穗残片)。
商周时期考古遗址中的与小麦有关的遗存数量增加，而且分布空问范围明显扩大。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晚期的炭化小麦;西藏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公元前1370年(距今3500年)前后的青稞(Hordeum velgare L.vat nudum)、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谷子(Setaria italica L.Beauv)、裸燕麦(Avera nuda L.)、豌豆(Pisum sativum L.)等(48)，其中，青稞和谷子数量最多;青海丰台卡约文化遗址中浮选得到20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以大麦(H. vulgate)、小麦(T.aestivum)和粟(S.italica)为主，大麦占90%以上，农田杂草种子数量也比较多，可能表明当地农耕活动规模比较大(49)。安徽省毫县钓鱼台遗址的西周时期陶鬲 内存 有炭化小麦(50)。周原小麦数量占出土谷物数量的1.7%，没有公布出土概率;先周时期小麦数量占同时期出土谷物数量的13%;可能说明周人已经规模性地种植小麦了。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来分析我国先秦农作物的比例，条件还欠成熟，主要是因为经过系统植物考古分析的遗址数量太少，结果不具有 统计学 上的意义，而那些偶然发现的各类农作物遗存由于其偶然性，其统计学上的意义更是值得怀疑。但我们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发现却能给一些启示，因为在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四个遗址中，都发现了谷子、黍子、水稻、麦类这四种农作物，发现的豆类植物，虽然无法确定其是否为栽培，但其普遍性则暗示了栽培的可能性非常大，至少在当时人的食物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注意到，即使在山东地区，不同遗址中各类粮食作物比例也不同(51)，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对农作物构成的影响。因为即使是农业 科技 高度发展的今天，农业的 地理 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是否就说明小麦是当地种植的?严文明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各大文化区的生业经济中农业大概已经占主导地位，同时，贸易活动在经济活动中也非常活跃(52)。如果我们承认在黄河流域也具有同样的发展水平的话，那么，考古遗址中的小麦遗存就不一定是反映了小麦种植活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对古代麦作农业活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麦田的寻找和证实。当然，对于水稻和谷子等其他农作物的研究也如此。对于古代农田的研究，是古代农业研究中的关键步骤。
综观上述，尽管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具备小麦种植的自然条件，而且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龙山时代，但是，中国的小麦是否为本地起源，仍然是一个需要多 学科 合作进行证明的科学问题。不仅如此，关于中国古代小麦种植状况的研究，也将成为考古学、农学共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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