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犸新闻·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见习记者 刘旭/文图
位于平顶山市叶县盐都街道余庄村村南的余庄遗址，距今约4000至4500年，是河南境内发现规模最大的龙山遗址。遗址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目前已发掘一千多平方米。其中10号墓是中原地区随葬器物最丰富、等级最高的龙山文化墓葬，研究价值极高。12月5日，记者来到余庄遗址考古现场，近距离感受人类史前文明。
河南境内规模最大的龙山遗址 总面积达100万平米以上
余庄遗址所在地西临叶县东环城路，东接隆鑫大道，北距沙河4公里左右。遗址面积东西长南北窄，东西最长大约1600米，南北最宽约1000米，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是河南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遗址。
据了解，遗址所在地最初是田地，今年年初，这里准备建设叶县标准化厂房项目，前期按正常程序要进行考古勘探，经文物部门勘探发现，此处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自8月份开始进行考古发掘。
目前，余庄遗址已发现墓葬、房址、窖穴等各类遗迹50余处，出土器物200多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在遗址北部还发现两条壕沟，一条呈西南、东北走向，另一条呈西北、东南走向。在两条壕沟内发现了大量龙山时期的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另有少量黑陶和红褐陶，纹饰主要是篮纹，另有少量方格纹和绳纹。丰富的出土遗存让余庄遗址在考古发掘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发现等级最高龙山文化墓葬 龙山大墓主人头部疑似涂有朱砂
现场工作人员正忙碌着发掘。在遗址南端的一个探访里正是被发现的龙山大墓，这座墓葬被命名为M10。是目前中原地区随葬器物最丰富、等级最高的龙山文化墓葬。该墓为考古工作者带来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吴伟华博士介绍，M10墓葬为东西方向，长2.6米，宽1.2米，面积为3.12平方米。经体质人类学专家现场鉴定，墓主人大约有50岁，同时在棺外有陪葬的人，年龄大概在20岁，通过学术推测，棺外的人很可能是殉葬。同时在墓坑里还发现随葬器物，共33件，均为陶器。其中32件墓室内东部二层台上，1件放置在墓室主人腰部左侧。随葬陶器包括豆、觚、碗等，制作精美，排列有序，器类成组，呈现出鲜明的礼制色彩。
通过墓的规模、随葬的冥器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应该是当时的贵族阶层。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在墓主人头部疑似涂有朱砂。“朱砂在史前时期一般认为与宗教有关，且朱砂是红色的，让人联想到血液，可能代表古人的一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吧。”吴伟华说。
遗址新发现“L”形器物遗存 下一步将弄清龙山墓葬分布情况
龙山时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夏商周文明历史之前，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进入商周时期，人们在祭祀、宴请、随葬等方面都有等级森严的礼制，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等。
在T0805、T0806两个相连的探方里，相继发现一些器物遗存，这些器物还未完全出土，还没看到完整器型，但初步看排列形状是“L”形，是人们有意识的摆放，与此前发现的一字形排列有明显变化。“这些现象在以往的龙山遗址中没有发现，对考古工作来说也是重要的收获。同时，这些器物为研究龙山时期的文化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材料，下一步将把龙山墓葬的分布情况弄清楚，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课题。”吴伟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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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的遗址文物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前）。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
1928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在此之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把这些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
文化遗址
自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分别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通称之为龙山时代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城址的发现。[3]
两城镇遗址
两城镇遗址位于东港区两城镇，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总面积112万平方米，1934年发现，1936年发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公元前2800年—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发现龙山文化和周、汉时期遗址400多个，出土各类文物标本3000余
城子崖遗址
件。出土的陶器以黑陶为主，胎薄质坚的蛋壳陶水平最高，造型优美，附加堆纹。后来被发掘的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宝墩古城、石家河古城超越。[3]
黑堌堆遗址
黑堌堆遗址位于永城市龙岗乡王楼村西北角，被确认为是龙山、商、西周文化遗址。黑堌堆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从发掘情况看，“遗址堆积较厚，文化内涵单纯，出土遗物丰富”。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陶器、骨蚌器和角器。 中国龙山文化也是发源于此。另外还有王油坊和造律台等遗址也矗立在这一地带。在2013年已经是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
陶寺遗址
主词条：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总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4]
尧王城遗址
主词条：尧王城遗址
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都城，地下考古表明都城面积比两城遗址还要大，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该遗址被发现于1934年，1977年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面积约为52万平方米，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后认为，该遗址面积比两城镇遗址面积还要大，应该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5]
藤花落遗址
主词条：藤花落遗址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首例内外双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是江苏省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也是中国发现的50余座龙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整的、最适宜作聚落形态考古的大遗址，对研究文明的起源有重大价值。遗址位于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乡，面积15万平方米。藤花落遗址中还发现夯土台基、奠基坑、灰坑、灰沟、道路、水沟、水稻田、石埠头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炭化稻米、木桩以及各类动植物标本2000余件。[6]
丁堌堆遗址
丁堌堆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4500平方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考古所的支洪远曾率领文物考察队在此进行勘探、考察。经勘探，文化层分三层，遗址保存完整。1981年其被中央考古研究所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升格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考古专家在遗址中发掘到的大量陶片、器物可以看出，其中灰陶较多，而且胎质细密，烧制火候高；红陶相对较少，胎质疏松，烧制火候低。灰陶采取轮制法，器表光滑，并装饰有绳纹、弦纹等；红陶是手工制作，器表较粗糙，素面。但无论是灰陶还是红陶，器物都是平底，未发现圈足、袋足器。因其主要特征具有龙山文化性质，所以可认为是早期龙山文化，按分类属庙底沟二期文化。[7] （注：更多丁堌堆龙山文化遗址详情请翻阅参考看资料：[7] ）
青岛城阳遗址
遗址位于城阳区城阳镇城子村东北一百米处的高台地上，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西面与北面均为断崖，高约2.5米。有一米左右厚的灰褐色文化层，断断续续地暴露在表面，内含文化遗物比较丰富。采集到的文化遗物有：单孔扁平斧、长方形扁平石铲、半月形双孔石刀、长方形带孔砺石、石钵、石凿、石镰、石矛。石器均为通体磨光，刃部锋利，制作精致。陶器以灰陶、黑陶为主。根据考古学家考察确认，这是一处龙山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为研究青岛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3]
河南遗址
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部边缘地带，新发现一处比殷墟还早600多年的大型龙山文化时期城址。此次考古共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城墙140余米，房基、陶窑各一处，鹅卵石铺成的地面图案两处，出土有石斧、蚌镰、骨簪等器物及大量的陶鼎、陶罐、陶鬲、陶碗等器物的碎片。特别是在房基中发现的两处用鹅卵石铺成的地面图案，到2013年为止龙山文化考古中仅见，其中一处面积约10平方米，从外形看很像是一只虎，专家们认为它应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或祭祀有关。[3]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
主词条：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汝祚首先在景阳冈村以西发现了景阳冈遗址。1979年，聊城地区文物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选点试掘。该城址1977年12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一提名奖，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
教场铺遗址
在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城墙平均宽度为28米，最宽处达到30米，保存下来的高度接近2米，用黄沙、黏土混合分块夯筑。根据钻探结果，城墙大体接近圆形，东西略长，面积在5万平方米左右。同时在城墙上发现了举行奠基仪式的奠基坑和祭祀坑，并出现了人祭现象。属龙山文化中晚期，距今在4600年－4000年之间。从2000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聊城市文物局联合进行了4次发掘。其中2001年挖掘出土的3座陶窑是山东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中最完整的一组。[3]
青岛胶南遗址
胶南史以“东国名地”著称，文化灿烂。截止1987年，境内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9处：宝山乡向阳、大张八、隐珠乡郭家河岩、王家河岩、胶南镇小尧、张家楼乡河头、纪家店子、上疃、琅琊镇东皂户、营前、营后、藏南乡高戈庄、崖上、塔山乡西寺、驼沟、张家大庄、井戈庄、海青乡甲旺墩、市美乡西茶沟；黑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在胶南已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些遗址地面暴露大量陶片、蚌片、人骨，曾出土石斧、石铲、石刀、石镞、陶罐、陶杯、玉环、泥质镂孔高足杯和蛋壳陶杯残部等。[3]
河北尚县遗址
2014年7月13日，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北省尚义县的石井乡四台蒙古营发现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墓葬，挖掘出遗骸一具。其中陪葬物品有夹砂黑陶片21片、石斧一把、石铲一把、石磨轮两个及颈项佩戴饰品。考古人员认定此处为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据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文清介绍，此墓葬出土的夹砂黑陶、打磨石器、骨器等随葬物品，对研究龙山文化以及当时葬俗生活习俗有着重要意义。[9]
文物特征
龙山文化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已有骨卜的习惯。且可能已经出现了铜器。历史上夏、商、周的文化渊源，都与龙山文化有联系。
龙山文化的陶器
中原地区早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色为主，多为手制，口沿部分一般都经过慢轮修
龙山文化陶器(16张)
整，部分器物如罐类还采用器身、器底分别制成后再接合的“接底法”成型新工艺。灰陶的烧成温度约为840℃。 早期龙山文化陶器的杯、敞口盆、折沿盆、敛口罐、尖底瓶等器形还保留、继承了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双耳盆、三耳盆、深腹盆、筒形罐。这一时期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主，有些陶器又在篮纹上面饰以数道甚至通身饰以若干道附加堆纹，主要原因用来加固器身；晚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陶器为主，红陶已占有一定比例，黑陶器数量有所增加。灰陶和红陶的烧成温度均达1000℃。仍以手制为主，但轮制技术革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部分陶器已采用模制成型。主要器形有杯、盘、碗、盆、罐、鼎、甑、器盖、器座及新出现的鬲等。纹饰以绳纹、篮纹为最普遍，还见少量方格纹。
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在制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普遍使用轮制技术。因而器型相当规整，器壁厚薄十分均匀，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不多，还有少量红陶、黄陶和白陶。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红陶950℃，白陶800--900℃。黑陶有细泥、泥质、夹砂三种。细泥乌黑发亮，学者们称为“蛋壳黑陶”。蛋壳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的水平。以素面或磨光的最多，纹饰较少，主要有弦纹、划纹和镂孔等几种。器形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鼎、等。还有鬲。山东龙山文化鬼脸式鼎腿、圆环状鼎足最有特色，为其他文化所罕见。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黑陶的四大特点。其中有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代表看这一类型陶器的杰出成就。
在城子崖之前，中国出土的古陶器大都是含沙量极高的彩陶和红陶，而以河泥为原料的黑陶可以说是4000多年前东夷民族所独有的创造。城子崖出土的黑陶艺术品蛋壳杯杯壁只有0.5毫米厚，重量只有50克左右，是黑陶中的极品。不要说是4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是今天想要烧制出这样成色的陶器都非常困难。[1]
龙山文化的玉器
龙山文化时期的制玉水平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来看，其种类丰富，且大多琢磨精致、造型优美、晶莹圆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龙山文化玉器所用玉材多属透闪石类，有白玉、青玉、青绿色玉、黄玉、墨玉
龙山文化玉器(22张)
、玉髓、绿松石。龙山文化的玉器，应是就地取材。产玉地点有山东海阳（墨玉）；河南洛阳白马山、孟津；陕西神木合延安等。
龙山文化玉器器物造型以几何形和人物动物形为主。璇玑为环状，外缘多出三齿形，开商周时期璇玑之先河。人首形饰，分正平视与侧平视两种。前者为戴冠（平顶冠或羽冠）、大眼、大鼻、耳饰环、阔口，或口出獠牙、露齿；后者形象简约。玉圭均为平首式，其上多有人面纹、兽面纹或鸟纹。玉戈造型特点是长援方内而无中脊，形制较原始。牙璋分平首式与歧首式，造型似戈而内部两侧出栏如牙齿状。
龙山文化玉器的纹饰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与器物合一型；一是器物装饰型。有直线纹、网格纹、虎首纹、兽面纹、人面纹、鸟纹。龙山文化玉器以片雕为主，镂雕为辅。纹饰的线纹，有阳线雕和阴线刻两种，且阳线雕的应用占多数。镶嵌工艺的实例，见于山东五莲丹土遗址所出玉钺，其中上部的孔内嵌有绿松石。玉与绿松石的组合工艺，此为仅见。这种工艺方法开夏代和商代玉器镶嵌工艺之先例。[10]
龙山文化骨刻文
昌乐骨刻文字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制作上和殷墟甲骨文类似。兽甲骨上所刻的“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明显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
骨刻文与甲骨文，二者应具有某种传承关系，是解释中国汉字起源的新依据。
龙山文化文字(5张)
这些符号都属于阴线刻，笔画婉转曲折，刻画纤细，多为弧笔和曲笔，呈现出螃蟹状、草虫状和鸟状等形态。收集刻有文字符号的甲骨100多片及2块玉残片，共有600多个图画文字。这些文字有的刻在骨片面上，有的刻在骨腔内，有的刻在骨臼头上。
从2004年到2007年，肖广德先后在昌乐县袁家庄等龙山文化遗址上搜集了100多片带有图案的兽骨。期间他曾专程到潍坊、北京等地找有 关专家进行鉴定，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些图案是腐蚀或者虫蛀的痕迹，或者是后人刻上去的。2007年7月，肖广德带着七块兽骨找到了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 长刘凤君教授。凭借多年的专业研究鉴定经验，刘凤君意识到这批资料极为重要。[11]
中国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和华夏文明有什么关系？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所以，它属于考古学概念。
石峁遗址的得名，是它位于现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村，所谓“峁”，就是指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黄土丘陵”。这个地方发现之后，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就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且，它也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
这处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遗址，让后人可以更多的了解夏代之前及夏代的早期遗存。
这处遗址是座“石城”，占地面积大概425多万平方米，是明清时皇家紫禁城（故宫）的6倍。由外、内城和“皇城台”三部分组成。就目前发现的史前遗址来看，是规模最大的一处。结合出土的文物，研究者认为：此处应是在龙山时期的中期修建，就此遗址的修建规模也可推断出，这里是当时的部落聚集点。
石峁遗址的考古成就，以玉器最引人注目。若是要追溯其出土的时间，上个世纪20年代时，就有不少文物被发现，只是因为当时种种原因，很多文物已经散落于海外。当地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不但说该处有玉器，而且，还是很明确说出，“墙里有玉”，因此，很多老百姓都会自己过来寻玉。
当时，就有考古研究人员在当地的废品收购站，发现大量的玉器，足可以证明此，处遗址的石头城墙内有玉器。后来的考古中也发现，一些倒塌的墙体和残垣中，的确发现有玉铲和玉璜，其中，有一枚玉铲就是嵌在两个石块之间。那么，为何要用到如此多的玉，而且，还是用于城墙的修建？
根据工作人员的解释：应该是有“奠基”的作用。这也表明，在当时人们已经将“玉”视作可以辟邪，以及抵御外敌的作用了。虽然，年代已经相当久远，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工作中，还是发现6件完整的玉器，其中，以玉人头像的价值最高，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唯一一个以人为雕像主体的玉器。
这块玉人头像高45厘米，而且，正反两面都有雕刻，一只橄榄形眼睛，鹰钩鼻，嘴微微张着；一只耳朵突出在脑后，椭圆发髻是高高梳于头顶。这应就是当时人的相貌特征，包括发饰等。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很多玉器应该算是二次应用，有再次加工过的痕迹。
如此大量的玉器被用于造城墙，也可以推测出：当时这个聚集的部落实力应是相当强大的，他们极有可能是通过战争从别的部落手中夺来这些玉器，再度加工后砌在自己城墙里的。并且，除了这些玉器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有不少壁画的残块。
它们是在外城东门的一段石墙墙基处，底色都为白灰色，图案很是简单，就是一些几何线条，颜色上更偏于重色，都是红、橙、黄和黑色。这也看出艺术起源的一个脉络，也是人们对于自身环境和自然现象的思索。虽然，作画手法相当简朴，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美，已经有了需求和表达。
既然是部落的聚集地，应是会有当时人们生活的痕迹。
在皇城台附近，就发现烧陶的遗址，当然是手工作坊。这说明在4000年前，手工加工业就已经出现，而且，还具备相当规模。还有纺织品，原料为苎麻类纤维。不过，让人惊喜之余的是另一个震撼的发现——头骨坑。在2号的头骨坑中，有24个头骨。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类似这样的发现，已经在外城的东门附近找到5处，不过，里面的数量不等，有5——24个。根据研究，这些头骨的主人大多为年轻的女性，虽然，她们的排列看不出规律，不过，仍然可以看出是按照某种方式摆放的。
根据那些明显的砍斩痕迹，这些女性应该成了某种仪式的祭祀品，有些头骨还能明显看出被烧过的痕迹。也许可以推测，这种非常残忍的行为应和城墙的修建有关，或者就是为修建顺利举行的奠基仪式。这种发现，也可以看出当时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已经开始分化，人们已经出现了尊卑等级的观念。
同时，发现的殉人也证实这一点。由于盗墓原因，墓主已经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墓中有一具年轻女子的尸骨，其姿势仍是当年那样，侧身面对着自己的主人，身体呈弯曲状，就如生前的那种卑躬屈膝。这些都提示：当时的社会，应该已经有了奴隶社会的明显特征。
这些考古人员的发现，对于研究4000年前的社会结构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至于石峁遗址能否和华夏文明相关联，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然而，此处的发现，并不妨碍大家将目光投向于更加遥远的年代，中国文明发源的一些秘密，也许就藏于这些遗址中，三皇五帝的传说也许从来没有离我们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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