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刘绪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26日0时4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刘绪，1949年3月生于山西省广灵县。1975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工作，曾任山西省考古工作队副队长。198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1999年晋升为教授，同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
刘绪长期研究夏商周考古，旧石器时期和北朝也有所涉及。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岁月里，刘绪参与和承担过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要课题。虽然课题范围很广，但刘绪在治学上从来都是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刘老师对夏商周的每一段都写过文章，每篇文章都非常扎实。”他的学生常怀颖回忆说。
刘绪开的课程很多，既有面向本科生的“夏商周考古学”“中国田野考古学”与“考古学通论”，又有研究生课程“夏商周考古研究”“夏商周考古前沿”和“考古学方法研讨”等，最多的时候一年开三门课程。刘绪的授课风格既生动又严谨，同时还很幽默风趣，让学生们印象深刻。在带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刘绪以“认真细致”与“温和亲切”两大特点闻名。他生性温和，从不严厉批评学生。而在培养他们学术能力的时候，他又极其认真，甚至会去核查学生论文的注释有没有错误。在学生的眼里，“刘老师既如父亲一般可敬，又如朋友一般可亲。”
由于考古专业的特殊性质，师生经常要一起外出做田野工作。出门在外，刘绪对学生的细心照料，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温暖回忆。坐火车的时候，同行的队员中如果有女生，他一定会想着在火车站买些瓜子之类的零食。如果是在夏天坐卧铺，由于火车内冷气开得比较大，他会在夜间起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盖好被子。令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琉璃河田野发掘的时候，刘绪犯了胃出血，到乡里的诊所看病。在休息时，他突然想到几名同学住的房子还没有玻璃，赶紧一个人偷偷“溜”出诊所给同学配玻璃。这件事感动了整个考古系学生，刘绪也在当年以第一名的票数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布讣告称：
刘绪真诚善良，品德高尚，严于律己，尊师爱道，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全国同仁尊重，是考古学界公认的“第一好人”。
刘绪呕心沥血，有教无类，倾其所有地爱护和指导学生，毫无保留地帮助学界后进，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刘绪一生扎根田野，在实践中探寻真知，在大地上务实致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晋浩天）
来源：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晋浩天
考古学家又称为“摸金校尉”，最后都是什么下场？
死
这是人类一直想突破的大自然约束之一。
考古学家，并不是都有去盗墓，有些穷其一生都在研究出土后的一些文物。
比如秦始皇出土中的一些文物，到现在还不知道秦始皇的爹是不是吕不韦。
江湖传言是，为什么呢？
因为秦始皇先生喜欢和法官喝酒、下棋做运动。
他不管儒生们的死活，所以呀，中国的历史就被一些被秦始皇得罪的人写得“妙吕横生”。人本来天生好奇，又可踩踩第一皇帝，兴致勃勃地聊到今日头条。
考古学家又称为“摸金校尉”，最后都是什么下场？
死
这是人类一直想突破的大自然约束之一。
考古学家，并不是都有去盗墓，有些穷其一生都在研究出土后的一些文物。
比如秦始皇出土中的一些文物，到现在还不知道秦始皇的爹是不是吕不韦。
江湖传言是，为什么呢？
因为秦始皇先生喜欢和法官喝酒、下棋做运动。
他不管儒生们的死活，所以呀，中国的历史就被一些被秦始皇得罪的人写得“妙吕横生”。人本来天生好奇，又可踩踩第一皇帝，兴致勃勃地聊到今日头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
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
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
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专家点评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望京楼是迄今为止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唯一一处出土二里头时期青铜容器地点明确的遗址，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二里头和二里岗两个时期的城址同见于一地，此为首例，也是目前仅见。此外，望京楼是黄河流域发现的第4座二里头时期城址，面积仅次于大师姑城址。
二里岗时期城址发掘出“凹”字形城门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现过，主城墙内侧的“护墙墩”更是前所未见。城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路上，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再次证明中国在夏代确有双轮车。城内发现多种遗迹，包括大型和中小型建筑、灰坑、墓葬等，有的灰坑内埋有多个人头。集中大量埋葬人头的现象，以前仅在殷墟和郑州商城发现过。
以上种种发现，均不可多得，甚至填补了空白，充分显示了望京楼遗址在夏商时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该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从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重要信息。今后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载，可补史缺。
此外，该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三处墓地分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三者可谓彼此相邻，这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丰富的各类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的发现珍贵而罕见，如1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时代最早，且为西周仅见；铸有“燕侯旨”铭文的燕国铜器为第一次发掘出土；记述霸伯与王室重臣芮公、井叔关系的长篇铭文等都是前所未见的。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重峰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佳，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而2010年的发掘揭露出的寺院遗迹十分丰富，出土的遗物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些新发现，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以及塑绘技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该墓地已连续发掘3年，清理了可能为西汉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从葬坑6座、中小型附葬墓11座；揭露出完整的墓园、高规格祠堂建筑、壕沟、道路、排水道等各类遗迹。在墓葬和从葬坑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银饰件、青铜器、铁器、陶器、原始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种遗物3000余件(套)，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中，6座甲士俑从葬坑，不仅兵俑数量多，兵器配置齐全，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军职印章，对军事史研究有重大价值。此外，编号为M1的附葬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随葬品甚为丰富，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重要的发现。 点评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吴越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哪里，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古籍文献对此有所记载，但是多语焉不详，有的虽言之凿凿却只是演义。
建于春秋晚期木渎城址的确认，为上述一系列发现找到归宿。考古学家以钻探、发掘等方式，发现了木渎城址的城墙、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经显露。这座规模宏大、堪称都邑的城址面积达24平方公里，依托自然而建，山水环绕，充分展现吴人因地制宜的建城思想。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分布众多不同规模的聚落、各等级的墓葬，构成以都邑为中心的聚落群体。
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是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吴文化课题的深入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苏南地区将被完整保存，通过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公众将会从考古遗存中探寻更加形象生动的吴越历史。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土司制度在保持区域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顺老司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
老司城为彭氏统治溪州晚期建造。城址主要功能区的分布情况比较清楚，砖石构造的城墙、道路、排水设施等建筑遗迹丰富。城内出土的瓷器题款明确，表明许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镇专门订制的；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等也为研究当地居民的食物构成、生态环境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发掘的土司墓中包括了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了东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园的整体格局清楚。对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调查，显示了在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区域调查的重要性。
彭氏统治溪州地区时间长达800多年，老司城的主体建筑修建于明代，可以说对于彭氏和溪州土司，对于土司与土家族等民族的关系、当地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界首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
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轰动。长干寺地宫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深的竖穴式地宫，出土的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也是体量最大的。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宫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塔基外围的3圏明代柱坑，不仅证明明代在宋代塔基原址上重建了新塔，而且是国内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时期重要高等级士大夫家族墓地之一。经过4年持续发掘，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神道和兆沟，揭示出了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清楚，墓穴安排清晰，其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由于墓地保存较好，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 点评专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孙健“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介入，随即展开了有效调查并迅速制定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2007年开始至今，基本确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考古队通过周密设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成功地实施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水下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总结出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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