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地处汾河岸边、临汾盆地。在陶寺遗址考古队伍中，活跃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6岁，既能“啃”大部头的专业书籍，也能“飞崖走壁”探方挖掘，可谓是能文能武。这样一群充满智慧、力量与活力的年轻人，在此埋头躬耕，挥洒着青春与汗水，一点一点探源 “最初中国”的样貌。
↑2022年5月18日，今年25岁的考古队员陕亚斌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现场进行考古发掘作业。CICPHOTO/李现俊 摄
↑2022年5月18日，考古队员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现场进行考古发掘作业。CICPHOTO/李现俊 摄
↑这是2022年5月18日拍摄的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现场发掘的陶罐碎片。CICPHOTO/李现俊 摄
↑2022年5月18日，考古队员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现场进行考古发掘作业。CICPHOTO/李现俊 摄
↑2022年5月18日，今年22岁的考古队员郭佳晨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现场进行考古发掘作业。CICPHOTO/李现俊 摄
↑2022年5月18日，考古队员陕亚斌（右）和队友陆昱洁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现场进行考古发掘作业。CICPHOTO/李现俊 摄
↑2022年5月18日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现场拍摄的年轻一代考古人。CICPHOTO/李现俊 摄
编辑：黎颖
来源：中国图片集团
陶寺王国的发掘与文化解读
《史记》中曾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由于这些都邑都处在山西西南部，因此，晋南这块土地历来是考古家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1959年至1963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队长张彦煌的率领下，从南起风陵渡，北到临汾的约80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地面勘察，发现了襄汾县的陶寺遗址。
1973年和1977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省、地、县文物部门合作共同对陶寺遗址进行了重点复查，采集了许多陶片并进行了初步整理，感到这个遗址较为重要。
1978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同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联合组队，正式开始对陶寺遗址进行发掘。
1985年夏天，陶寺遗址的发掘暂告结束。在长达7年的田野发掘中，最主要收获是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不同类型的随葬品，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和惟一的一件铜铃等。此外，还在一块陶器残片上还发现了朱书文字。这些重要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根据对陶寺遗址的分析，学者们很快便将其同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了一起，初步认定这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
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遗址被确定为项目的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 两年来，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共钻探32万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
2002年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其中发掘出的中期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
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人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建筑形状奇特，规模宏大，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经过多年较大规模的发掘，陶寺遗址出土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文字、城址、宫殿区、王陵、铜器、陶礼器、观象台等等，堪称我国迄今为止最典型、最全面的发现。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有的标志性的建筑。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所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应该说它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
陶寺遗址不仅是中华民族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有力证明，而且表明陶寺已初步具备了堪称“国家”的四大要素，即文字、城市、礼仪和金属的使用。
陶寺文明是集多元文化于一体，在诸多文化融合、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在广大地域内，陶寺文明以博大精深、傲视群雄的气度确立了它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枢地位。
因此，陶寺不容置疑地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最重要的遗址，陶寺文化也因此成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根源。这是山西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它的出土非比寻常，说明华夏民族早在4000多年以前，就开始以龙作为图腾。说明从那时起，龙已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成为最早“中国”的象征。
大致就是这样。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意味着什么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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