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了盛大的会议，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值此学科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有必要总结收获，厘清当前的主要任务，展望未来发展的可能。中国现代考古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众多的分支领域，已经不可能通过一篇论文进行具体而全面的总结。理论是学科的基础，是学科不同分支的共同指针，从理论视角出发有可能实现对学科整体发展的考察。期望本文的总结与展望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同时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
一、百年中国考古学的成就
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1）科学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的形成；
（2）中国史前史时空框架的建立；
（3）史前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解释；
（4）考古学应用体系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可以追溯至金石学，它在北宋时已经具备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吕大临在《考古图》序言中指出金石学就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目的是要“探其制作之意，以补经传的阙亡，正诸儒之谬误” 。刘敞提出研究古器物的方法，“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金石学希望通过古器物的研究获得三代时期美好的风尚，其暗含的前提是，器物是（文化）风尚的载体，或者说，古器物就是古人存世的代表；金石家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重新感受到古代的风尚，吕大临所述说的宗旨其实包含着研究古器物的第四种方法：文化意义的重新体验。现在我们从后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角度再来看金石学，就会发现其中存在显著的人文性。研究古物是继承古代文化意义的重要途径，文化意义本身已经渗透在古物之中，通过重新体验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文化意义，至于礼制、文字、谱系的研究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金石学到清朝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据统计北宋至乾隆之前，金石学的著作仅有67种（其中宋人22种），乾隆以后的200年有906种。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发生转型，金石学遂成为绝唱。
现代考古学的另一个名称是“科学考古学”，之所以又称之为现代考古学，这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关。金石学虽然看起来完备，但是与科学考古学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科学精神。梁启超曾注意到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把科学与科学精神归纳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六步骤，即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梁启超只是众多注意到中西学术差别的代表之一，在清末民初，现实中国的困窘不言而喻地证明了中国传统学术存在严重的不足，而科学应该是学习与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们归纳起来说，可以发现科学考古学与金石学存在三方面显著的差别。
（1）按照科学的本体论，主客体必须是分离的，物的存在不依赖于人，它是客观的，人通过理性去认识物，物是检验人之认识的基础，相比而言，金石学的本体论是主客体融合的。
（2）科学的精神就是求真，人应该积极地探寻存在于物之中的真理，表现在考古学上，那就是重建真实的人类过去，探索人类历史的规律；具体在研究中，考古学家应该亲自动手去寻找实物遗存，通过它来重建真实的人类过去。为此，考古学家需要深入不毛之地，发现已湮没的文明；他们通过细致的发掘，获取物质遗存原初的位置信息；通过多学科的合作来了解物质遗存所包含的种种信息，如此等等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了解真实的过去。这一目的与金石学试图从古物中获取文化意义的目的是迥然不同的。
（3）科学研究是一个逻辑论证的过程，研究者需要基于理论、方法分析材料，建立一个合理的认识。表现在考古学之中，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建立有效的推理，从实物遗存（考古材料）中获取有关人类过去的真实信息。这些认识需要经得起新的考古材料的检验，其理论前提、分析方法都应该是明确的、可以检验的。考古学需要依赖一步一步的推理，逐渐深入了解人类过去。科学是人认识世界的行之有效的认知体系，相比而言，金石学及其所依赖的认知体系是非逻辑的，难以检验。
从金石学到科学考古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通过百年的努力，中国考古学基本形成了科学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田野考古已有规范化的操作规程，考古学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理论成为中国考古学基础理论，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交叉形成诸如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分支领域，多学科合作已经成为惯例。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相应的实践体系，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制度。尽管在科学精神的贯彻上还有一些欠缺，但确认科学考古学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没有问题的。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转折采用的是一种替代式的做法，即把金石学视为前现代的、落后的方式，然后代之以现代的、先进的方式。当下在我们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过激的做法，科学考古学与金石学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分别在不同维度上（即科学与人文）开展研究，完全可以互补。
在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史前史只存在于传说之中。1921年前后发现的不仅仅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遗址，还有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遗址、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百年来，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史前史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在新石器时代阶段，八十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六大区系类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此之外的区域，文化发展序列也逐渐建立起来。他随后提出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应从区系类型的构建转向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近二、三十年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很好地体现了不同区系的文明发展历程，如良渚与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石家河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些区系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反过来说，它也印证了区系类型理论在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通过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国史前史已经延伸到距今2百年万前，如陕西上陈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泥河湾盆地以良好的地层材料展示了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独特面貌见证了人类在欧亚大陆东部相对独立的演化轨迹，丰富了早期人类演化的图景。
在重建史前史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针对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展开了集中的研究。当前世界有关现代人起源的种种争论部分立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独特性，“走出非洲”假说还不能解释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国产生了至少两个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北方的旱作农业与南方的稻作农业。它们是与西亚并称的两个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带，对后来的文明发展以及历史进程影响极为深远。中国考古学在中华文明探源上努力与成绩更加突出，相比而言，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主要发现都集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基本都是由西方考古学家所做；而有关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现是最近几十年发生的，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贡献。经过数十年的工作，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已基本清楚，从群星璀璨到多元一体，从古国时代到王朝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与文献记载的上古历史正在接近。
传统金石学是贵族士大夫的嗜好，所服务的只是占社会极少数的上层精英，与一般民众基本没有关系。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应用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服务精英走向服务大众。1949年以前，国家局势动荡，列强环伺，民生凋敝，科学考古学缓慢建立。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摆脱殖民主义、建立独立自主学术体系的愿望。受外部条件影响，考古工作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周口店、殷墟、城子崖等少数遗址上。这个阶段的主要成绩在于初步建立了科学考古学，但考古学与普通民众仍然没有什么关系。从1949到改革开放之前第二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后，考古工作全面展开，各省有了相应的考古机构与博物馆，民众开始有可能了解考古学的工作。但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技术手段仍然落后，民众接触考古成果的机会有限，而且通常仅限于部分城市居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腾飞，技术面貌日新月异，大量博物馆建立，大型国家考古公园成为亮点，电视、网络以及旅游，让民众有了较为充分地了解考古成果的机会，尤其是互联网自媒体兴起之后，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到讨论中来，实现了民众与专业群体的互动，中国考古学真正参与到民众的文化生活之中。这方面的发展方兴未艾，前景令人期待。
二、当前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主要任务
百年中国考古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继往开来，有必要思考当前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任务。六十年代，夏鼐先生曾就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展开规划，提出六个发展方向：人类起源问题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关于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国家的起源和城市的发展；精神领域包括艺术、宗教与文字的研究；汉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特别强调要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其中包括中华国家、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起源。夏、苏两位领军学者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建中国史前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指导纲领。这里所希望探讨的是，从这一指导纲领出发，从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分析当前的中国考古学需要完成哪些关键的任务，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纲领性的目标。再者，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结合中国的发展，充分发挥考古学的现实意义。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不妨参考一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阶段性总结。这项工程前后持续十余年，集中了全国数十家研究单位数百名研究人员，涉及到众多相关学科的合作，完全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考古学所能达到的研究深度。项目组织者在总结中并不否认存在项目还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足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中“卡脖子”的地方，是我们在今后研究中需要突破的，也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结中注意到理论研究的不足，注意到考古推理上存在欠缺。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核心任务就是“透物见人”。考古学研究者首先要找到物质遗存，这需要调查与发掘，但是物质遗存本身不会讲话，需要研究者让它来讲话，需要通过考古推理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何让物质遗存讲话、讲真话、讲有意义的话，成为衡量考古学研究水准的标志。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推理的基本途径分为三条：归纳、演绎与类比。归纳就是要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材料，获取更多角度的信息，从中提炼出认识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所主要依赖的研究路径，广泛的发掘与占有材料，还有鼓励多学科的合作，都是为了获取尽可能丰富的信息。但是在演绎与类比两条路径上的研究要少得多，与归纳路径的研究不可相提并论。
所谓演绎，就是从理论出发，从一般到特殊，与归纳正好相反。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是不可偏废的。对考古实践而言，研究者如果没有装备理论，实际是无法认识遗存的。尽管物质遗存一直都存在，但只是有了考古学之后，它才成为研究材料。有了地层学理论，研究者才会关注遗存平剖面的关系；有了类型学，研究者才会去关注器物某些关键形态特征；有了考古学文化理论，研究者才会去关注遗存特征的时空分布与相似性。研究并不仅仅是从材料出发的，理论是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例，研究文明起源的理论众多，有水利说、阶级斗争说、战争说、人口说，如此等等，究竟哪一种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从这些理论出发，可以进行推导，帮助我们关注考古遗存中相关现象。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理论研究，那么研究者就不知道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现象。从物到人的推理，首先要在理论上可行，然后才可以去观察材料。忽视理论研究，不理解理论研究，理论来源不足，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考古学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从古代物质遗存到古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这不是我们从今天的经验可以简单推导的，因为古今并不一定一致。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的观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就是类比，它是考古学“中程理论”建设的核心。中程理论是跨越物与人之间鸿沟的桥梁，是透物见人考古推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论是从物到人，还是从人到物，都有一定的模式可以探索，否则考古学就是不能成立的（物质遗存与人之间存在可知的关系）。在既往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程理论的重要性，这导致我们的考古推理存在不少想当然的现象。中程理论的来源主要包括实验考古、民族考古，除此之外，历史考古、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也能提供不少有价值的参考。中国缺少民族志与民族考古资源，不过，这部分资源是可以借鉴西方考古学获取。中国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以及保留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因为工业化更晚的缘故）。中国有连续发展的文明，一直没有中断，这就为采用“直接历史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通过研究历史考古是有助于理解史前考古遗存的，把史前与历史考古隔断从考古推理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完善考古推理，需要宏观与微观上的努力。宏观上需要尊重科学精神，科学对于考古学来说，不仅仅指科技考古的方法，还指科学的一般原则：尊重真理、立足理性、合乎逻辑。尽管考古学研究有关古人的推理的不可能回到过去进行检验，但是可以间接地通过实物材料进行验证。微观上是指考古推理需要综合运用三条路径的推理。考古学从物来研究人，它本质上还是研究人的。不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特殊意义上的人的，古人就是特殊意义上的人。因此，考古学研究仅仅从考古材料出发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的一般研究出发，这里包括所有与人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等学科。理解人的状况需要在关联的网络中加以理解，这也就决定考古学不可能是孤军奋战的。要完善考古推理，需要把考古学放在有关人的研究的关联中来考虑。
就中华文明探源而言，与考古推理并列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来看待我们的文明。中国考古学不能只了解中华文明，还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特色。因此，中国考古学需要走出去，我们不能只是通过西方考古学去了解世界，把西方通过有色眼镜看到的当成真实的世界，中国考古学需要自己的观察。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这应该是中国考古学今后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在考古学三个分支中，旧石器考古本身具有较好的国际性，新石器—原史考古、历史—古典考古涉及到地区文化传统，跨文化理解较为困难。旧石器考古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基本排除文化背景的影响，显然，这种模式并不能简单推行于另外两个分支中。当前有关中西考古学理论适用性的争论大多与这两种模式有关，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研究者认为考古学理论应该是普适的，不应该存在中西之分。而采用人文社会科学模式的则认为考古学理论需要考虑文化历史背景。的确，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旧石器考古研究者更关注西方考古学理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理论的吸收需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像中国革命过程中吸收马克思主义一样，因此，对于偏向人文社会科学的考古学理论而言，把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的特色，应该是基本的发展路径。以古典考古为例，在西方考古学中，它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西方文化意义的由来，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回答西方人何以是西方人，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是如何体现在物质材料上的。这一研究对于中国考古学无疑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呢？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如何体现在物质材料上呢？在这个方面，中国考古学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考古学理论发展出现了“人文转向” 。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更关注文化的意义表达，而不仅仅把文化看作适应外部环境的手段。后过程考古学特别值得汲取的地方正在于它的人文性，不同传统的文化是具有不同意义的，其存在需要理解，而不只是解释。就像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遗存一样，认识遗存的原貌、解释遗存的功能只是一部分研究任务，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古代建筑遗存所表达的文化意义。如天坛祈年殿那样的建筑，处处都是文化意义的表达，只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才能理解，至于建筑技术、使用功能反而是相对次要的方面。这些文化意义早已融入中国古代社会之中，是当时人们行动的指针，至今仍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学习与欣赏的对象。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我们应该揭示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并根据当代社会的发展，阐发其现实意义，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在建立科学考古学同时，我们更多把科学与人文对立处理，导致人文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受到抑制，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文化意义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损失。我们把物质遗存看作重建史前史的科学材料，把它们看作代表真实历史的客观材料，而没有充分注意到物质遗存同时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文化意义与物质其实是一体的，剥离物质遗存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我们自身文化传统丧失的过程。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到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关联背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比于中国，西方处于绝对领先与垄断的地位，西方文化、西方学术就是世界的标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实际上是由文化殖民主义催生的，如安特生、桑志华、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尽管他们是学者，但他们的背后是实施殖民主义的西方。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前夕，中国是西方探险家的乐园，他们在不断“发现”，大量的中国文化遗产流失海外。当时中国的主要使命是救亡图存，这也就决定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改变中国，把传统中国变成现代中国，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性”。
现代性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于中国考古学而言，它是一套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认知体系。与现代性相关的是中国学术的根本难题——古今中西问题。从现代性出发，西方就是现代，中国就是古代，古今之分是根本性的，中西之分是衍生的，是不重要的。贯彻现代性的思想包括科学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尊重科学本不是问题，但科学主义是把科学奉为圭臬，用它来衡量一切，包括思想与文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与发展历程中，现代性一直贯穿其中，由此文化意义被忽视。更准确的说，是中国文化的意义被忽视，或者说，只有符合现代性的文化意义才可能被关注。对于当代中国考古学来说，必须破除现代性的迷思。只有破除它，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才能去创造新的文化。不破不立，现在应该是我们摆脱文化殖民主义与现代性的时候了。回归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研究，应该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另一项重要的任务。
考察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不能只从学科内部进行，还需要从学科外部来看，这是考古学产生现实意义的基础。考古学如果对社会发展缺乏贡献，那么就可能为社会所忽视。如何增加考古学的社会贡献也是一项主要任务。考古学的社会现实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可以是国家发展需要，也可以是公众的文化需求（其中还可以有群体与个体之分）。回顾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考古学的发展与时代使命是相关联的，只是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规模比较小，所能提供的社会贡献相对有限。早期的时代使命是救亡图存，其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不是核心任务，考古学的角色是相对次要的。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任务，通俗地说，是要帮助我们解决挨骂的问题。考古学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它有助于认识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
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在迅速提高，城市化水平、人均教育年限、休闲时间等都在不断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民众有更多与更高的文化需求。近些年来的考古热与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民众对于考古学所提供的文化产品还有不少意见，包括看不懂、形式单调、不贴近观众等。这些批评是需要考古学界认真反思。例如，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好的适应不同教育层次民众了解考古学的基础读物，以至于他们进入博物馆时不知从何看起，不知道应该关注什么。民众与专业阶层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专业阶层无法走出自己话语圈，导致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误解。当前，国家拟大幅度扩充考古学的教育规模与专业队伍，希望其中能够分化出部分人员，承担起沟通的角色，让考古学的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公众。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中国考古学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在这方面，中国考古学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做更多的探索。
归纳起来说，当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服务国家与社会发展，服务民众的需要。
三、未来中国考古学的“风暴眼”
尽管上面分析了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主要任务，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如增强考古学“透物见人”能力这样的任务是没有止境的。加强包括中程理论在内的理论建设，涉及的并不只是考古学，还有相关学科，这就要求考古学打破学科边界，与这些学科产生深度的融合。不难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策略需要辩证的思考，既需要学科独立发展，又需要学科拓展关联；既需要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又需要中国考古学发掘自身的文化特色；既需要考古学深入研究，又需要深入浅出，能够与民众密切互动。这很容易导致两难的情况，需要因地制宜、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策略。下面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思考，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考古学将可能面临哪些机遇。这些机遇就像是一些“风暴眼”，就像21世纪初的互联网技术一样，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风暴眼，并善加利用，那么就可能成为推动中国考古学大发展的动力。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站在这样的风暴眼上，那么就有可能成为推动学科转型的关键人物。
这里首先值得一说的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尽管这项研究早在世纪之初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这项研究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跟世界其他古典文明不同，有关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突破晚了百年左右，良渚与石峁古城的确认都是在2010年前后，有关良渚文化的系统发现与研究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同一时期在江汉平原、辽西、山东、中原、关中都出现了多样的文明形态，极好地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目前有关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尽管存在一些争议。有关夏朝的研究、早期文明与古史传说的关系、中国文字的起源等重大问题都处在突破的关口上。当前围绕这个核心课题的研究还在推进中，近几年，河南巩义双槐树、荥阳青台、山东章丘焦家等遗址发掘带来新的线索。中华文明探源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成熟度较高的课题，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这个领域，如果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整合不同学科、机构的资源，就有可能突破关键难题。重大研究项目也是训练人才的大好机会，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从早期的周口店、殷墟发掘，到50年代大规模的田野工作，都是如此。中华文明探源是学科内外包括社会公众都高度关注的问题，意义重大，如今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更值得加大投入。
从过去百年世界考古学的总体发展来看，考古学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意味着学科研究范式的改变。百年前，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形成，柴尔德出版标志性的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20世纪中叶出现过程考古，之后又出现后过程考古的范式。范式的核心是概念纲领，是理论的突破。对中国考古学而言，目前主体的范式处在文化历史考古与功能—过程考古之间，沿着考古学发展的科学轨迹前进，而之于考古学人文的一面相对忽视，这也就是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人文方向的考古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对于正在大力开展文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当前我们在进行中华文明探源时，通常是把中华文明的起源视为国家或是复杂社会的起源，而很少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起源。这里如果我们拓展考古学的本体论，把物质遗存不只是看作代表古人行为的客观材料，而是看作被古代文化意义渗透的物质，或者更进一步，把物质遗存看作历史进程中人与物相互融合的结果——物就是人，那么，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就会产生巨大的改变，与之相应的认识论、价值论都会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学的范式变迁不是替代与颠覆性的，更多体现为新的拓展，人文方向的拓展与科学方向的研究是辩证的关系，具有统一性。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祖不断赋予物质以意义，如玉有五德，西周青铜器有了典雅之美，简单如色彩，都有了特殊的意义。广而言之，不只是器物，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已经为中华文化所熏陶。从现实与学科发展的角度，我们都需要关注物质的文化意义。如果理论上能够突破的话，那么中国考古学无疑会迎来一次变革性的发展。
考古学发展史的另一个经验就是，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产物，过程考古学的发展与14C测年技术、计算机的出现密切相关，后过程考古学则与互联网技术以及后现代的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考古学的不同分支领域中，科技考古（或称考古科学）无疑是发展最为迅速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受到的条件约束也相对较小，因此，这个领域是最有可能获得突破的。当然，要想成为考古学发展的风暴眼，需要的突破必须切中考古学面临的关键难题，如14C技术之于当时考古学面临的绝对年代难题，计算机技术之于材料处理的难题，互联网技术之于不同群体话语平权表达的难题。如今古DNA考古在获取古DNA片段与PCR扩增技术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接近成为一种具有风暴眼意义的技术。如果考古学中有关不同人群的关系可能通过古DNA研究实现，那么我们在器物谱系上的投入就可以转向其他方面。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分析可能带来研究范式的革新，一些难以解决问题，如器物类型划分，或有可能因此解决。当代科学正处在深刻的转型之中，从确定性走向非确定性，以整体性、关联为中心的生态科学成为新的典范。科学的重大转型必然也会带来考古学研究的改变，有理由相信中国考古学将会受惠于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有可能产生飞跃。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充满期待，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落地生根，现在已经到来开花结果的时节。先辈奠定基业，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应该有更高的期望、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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