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那一片片杏树林啊
红色百合花盛开的布哈拉
头缠白巾的商人
穿过那遍布黄沙的奥克苏斯河
——奥斯卡·王尔德《万福，女王》
王尔德这首19世纪晚期的诗歌正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典型想象——融合着引人共鸣的称谓、明艳的色彩与异域风服饰。这样一种想象是其无知与距离感造就的浪漫情怀产物，奥斯卡王尔德从未到过中亚，甚至可能从未邂逅某个穆斯林的商人、墓葬或其它。19世纪少数对中亚有第一手资料的西方人是探险家、外交人员、政府官员与军官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过是当时英俄两大帝国在疆界纷争较量中的棋子。即使有人对历史感兴趣，他们的知识储备也不过是基础的军事与社会政治，并且关注的是他们当时而非古代。
在奥斯卡·王尔德所处的时代，人们对古代中亚尤其是粟特人认知匮乏。记忆力出色的古典学者或许记得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三卷提到过粟特人，古典地理学家托勒密和斯特拉波以及史学家阿里安、昆图斯·克提乌斯等都有零星的记载。琐罗亚斯德教的学者与相关人员应该可以从《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宗教文本合集）得知粟特人的名字：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十六个地区中，粟特位列第二。研究“东方”语言的学者或许曾读到，粟特是阿契美尼德君主大流士的属地，正如伊朗西北部的贝希斯敦铭文（克隆尼尔·亨利·C·罗林逊于1848年译出）所提及的。不过，还有一些简短的，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对探究粟特人的过往略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情势已有所变化。在过去的120年间，人们已经越来越将粟特人视为拥有重要影响和意义的文化。他们的历史、考古和语言学出现在大学课程中，也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我们现在知道粟特人是一个颇具商贸、农业和艺术才能的民族，并且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物质与思想交流中扮演关键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附近（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故土创造了属于他们的独特文化。本文简要讲述对粟特人的发现或“再发现”。
中国僧人玄奘
关于粟特人的现存文献资料
我们用“再发现”这个词，是因为很久以来已经存在关于粟特和粟特人历史与文化细节的丰富资料了。事实上，资料可追溯至两千年前并横跨中世纪。西方学者面临的问题在于这些信息记载所用的语言难以解读或接触：中世纪阿拉伯人、波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描述、古代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中国旅人的见闻。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从中获悉一些关于粟特城市、国家及其统治者、历史事件、风俗、宗教仪式的重要知识。
由于中国王朝史学与其他典籍中有着粟特地名、地理描述和历史事件的丰富记载，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粟特人十分熟悉。这些王朝编年史有助于厘清从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统治直至唐朝和9世纪这段时期的（粟特史）。据《史记》记载，早至公元前116年，粟特人就开始遣送贡品——尽管当时对其国家或地区的实际称谓尚不清楚。不过，从这之后，中国史学典籍就经常详述粟特城市和地区了。这些记录也反映了早至公元4世纪的粟特商贸网络的建立，以及粟特人前往中国的移民潮。许多粟特移民接受了中国姓氏（昭武九姓）以表明他们的西域（中国对粟特和其他中亚地区的称呼）来源。即使在750年半粟特人血统的安禄山叛乱后甚至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粟特遗民仍然坚持中国文化。留存时间最久的形象之一就是粟特人的舞蹈。（图1-3）
图一中亚舞者，中国甘肃山丹县附近出土，公元7世纪镀金铜像，高13.7厘米，宽8厘米，中国山丹博物馆藏
图2 两扇墓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何氏墓M6，唐代公元700年左右，灰岩高89厘米，宽43厘米
图3 中亚舞者画像砖，中国河南安阳修定寺，唐代模制陶器，高54.6厘米，宽48.3厘米，深9.5厘米，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艾弗里·布伦戴奇藏品 B60S74
另一颇有价值的中国文献是编于公元5世纪中期的《后汉书》。对粟弋或粟特的描述如下：“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不过这些信息需仔细辨别，因为它们很可能误导读者。例如，粟特人为了贸易而向北扩张，使得公元7世纪中期的玄奘将吉尔吉斯斯坦东部的伊塞克湖到阿姆河的整片地区都认作粟特，但这比它的实际地理范畴要大得多。
如果说中国史学典籍记载了粟特与中国的往来，穆斯林文献则提供了另一不同的视角。它们大部分成书于穆斯林统治粟特后的数世纪，是早期文献的抄本，后者几乎与历史事件处于同一时代，但现在都遗失了。它们的重点更侧重于伊斯兰对中亚的征服，因此事件与人物是以粟特征服者的视角来看的。此外，另一重要文献来自波斯历史学家艾布·贾法尔穆罕默德·本·贾里尔·塔巴里。他的阿拉伯语编年史书《历代先知与帝王书》，是一部从创世纪到公元915年的世界通史巨著。塔巴里引用早期著述，如亲历者描述和当地编年史等现今不复存在的资料，对同一事件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理解，这可谓是一种相当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研究方法了。事实上，在经过与粟特档案资料的比对后，历史学家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已经证实了塔巴里对征服粟特记载的准确性，尤其是片治肯特城的德瓦什梯奇王在穆格山的战败。包括塔巴里在内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其他穆斯林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粟特的影响程度与实际上的地理扩张范围。
有些阿拉伯、波斯与中国文献所载可追溯至粟特人的鼎盛时期，因而包含了粟特的重要信息。然而，由于大量记录来自二手而非一手资料，本质上也只是文本，因而对于梳理粟特文化上的作用仍有限。此外，这些文本是由粟特文化的外行所著。人们没有“由内”（即经由粟特书写或物质文化）了解粟特人生活的途径。但19世纪晚期帝国扩张时代一切有了变化。
帝国时代的粟特发现
19世纪再发现粟特人的关键在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亚的汇聚与考古学学科的发展。19世纪中期，俄国东扩，中亚变成俄属突厥斯坦，俄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开始留意到城墙塔楼的建筑遗存。当地民众注意到这些断壁残垣，并以tepe（山丘）、kala或qal’a （堡垒）称之，通常再添加一个以土丘地貌为基础的一个史诗角色或名字，如阿夫拉西阿卜。
考古发掘开始于1867年的贾肯特，这个曾兴盛于10-11世纪的商贸中心。（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下游河谷，咸海东岸）。对其“宝藏”的夸张报道也点燃了人们对包括粟特在内的其他遗址的考古兴趣。1875年，发掘工作开始于阿夫拉西阿卜城，即古代和中世纪撒马尔罕（公元前4世纪的马拉坎达，亚历山大征服粟特时得名）的旧称，粟特的主城。
俄国把中亚收入囊中后，公众开始对该地及其古物感兴趣，当地考古和文物协会出现在如今俄化的中亚城市中。1894年，第一个协会成立于塔什干，活跃至1916年，出版发行关于该地区考古与历史的会刊文章和交流。其中有一些是关于该地区出土的陶制纳骨瓮。
图4 古代瞭望塔遗迹中国甘肃敦煌奥利尔·斯坦因正是在这样的塔里发现了含有粟特古书简的邮袋
在俄国人在自己帝国领土上探宝之时，出于帝国竞争和对知识的渴求，英法探险家也忙于自己的发现。1907年，大探险家和传记家马克·奥利尔·斯坦因（1862-1943）发现了中国敦煌的古书简（图4-6）这不仅助于增进粟特语言知识，还为了解公元4世纪粟特人在中国的生活提供了新视角。
图5 粟特古书简1，公元4世纪，1907年发现于中国敦煌西部烽燧(T.XII.A)中纸墨文书，高42厘米，宽24.3厘米
图6 粟特古书简2 ，公元312或313年，1907年发现于中国敦煌西部烽燧(T.XII.A)中纸墨文书，高42厘米，宽24.3厘米
图7 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亚非学院）谈论粟特语言的再发现
对中亚考古有兴致的不限于欧洲诸国。斯坦因和其他人的发现以及随后建立的中亚西方学术网路，促进了大谷光瑞伯爵（日本僧侣）的研究，后者组建了1902-1914年三次前往中国新疆的考古探险。图8 大谷光瑞不仅希望他的探险可以使日本与欧洲的学术研究并驾齐驱，还追寻着自己的佛教信仰与佛教向日本的传入。然而，他们在新疆的探索结果比较混乱。大谷光瑞在第一次探险后由于财务丑闻不得不退出，不过他其团队发现的一大亮点是克孜尔的一处洞窟寺庙建筑及壁画。随后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敦煌发现了手稿、丝绸及其他物品。图8
图8 大谷光瑞中国西部与中亚探险行程图
这些中国西部与中亚东部之行产生的手稿发现在范围和类型上与欧洲人所获相差无几。不过，日本探险家对追寻佛教起源的兴趣使得他们的探险还涉足佛教建立的其他区域，如印度、泰国、柬埔寨、蒙古和中国。
这些考古发现促使学者们回归粟特文献资料，并热衷于考古和文献的比对研究。在1926年，桑原隲藏(1871–1931) 搜集了中国文献中的粟特资料，以惠及广大学者。尽管中国学者没有像欧洲与日本那样迅速进行考古探险，但也对中亚的古代文本重起兴致。其中一部重要著作就是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涉及中国史籍中的粟特与粟特人。
苏联的粟特考古与发现
沙俄变成苏联后，新的苏联政权支持中亚五国的考古活动。考古工作由俄罗斯和中亚考古学家联合当地大学和苏联科学院分支，以及冬宫博物馆等机构进行。当时最重要的粟特发现之一是布哈拉绿洲的瓦拉赫沙宫殿、穆格山上的文献资料及其他发现、片治肯特城和阿夫拉西阿卜的壁画。以下列出这些单独的发掘成果。
图9 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发掘的主要粟特考古遗址，加粗处为瓦拉赫沙
瓦拉赫沙
1937年，考古学家瓦西里·A·希施金考察瓦拉赫沙山丘的建筑轮廓，标志粟特遗址科学发掘的开始。瓦拉赫沙坐落于布哈拉西北部，因其于8世纪早期阿拉伯征服时期的布哈拉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而闻名于历史学界（见图9）。由后来的文献资料，尤其是穆罕穆德·纳尔沙希所著的《布哈拉史》，我们可得知其在布哈拉统治者布哈拉胡达每年主持的宗教与农业庆典中的重要性。这也同时告诉了我们当布哈拉统治者将王庭从布哈拉迁离后，瓦拉赫沙成为其居所。瓦拉赫沙也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中心。由于运河具有广泛的灌溉系统，瓦拉赫沙也拥有广袤的农业区域。希施金首先发掘的一处房址中发现有大量装饰物、人或动物形象的泥雕。
图10 动物形象与装饰性灰泥雕像，乌兹别克斯坦，瓦拉赫沙宫殿大厅，公元7世纪晚期8世纪早期，高23厘米宽57厘米（羊的尺寸），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
另一个房间，即所谓的红色大厅包含非同寻常的绘画作品。图12 二战期间发掘工作停滞，直到1954年恢复。正是由于此次发掘、记录和保护堪为范本，瓦拉赫沙（包括片治肯特）成为未来考古工作者、保护者、修复者、建筑师和其他对古代中亚感兴趣人士的培训基地。
图12 神明与野兽战斗图，乌兹别克斯坦，瓦拉赫沙宫殿红色大厅， 7世纪晚期8世纪早期，壁画高163厘米，宽902厘米
随后前往该遗址的探险对了解王宫建筑并没有多少助益，只是确定了一部分建筑的三个不同阶段。即便如此，纳尔沙希关于王宫的讨论使得考古学家和钱币学家亚历山大·内马克结合其他时期穆斯林资料与布哈拉相关的钱币和艺术史分析，得出王宫的五个确切建筑时期。其时间跨度从公元7世纪后期至8世纪后期（约675-775）。
图13 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粟特考古遗址地图 加黑处为穆格山堡
图14和15 穆格山堡位于图中中间山顶部
穆格山堡
在泽拉夫善河和库姆河交汇处往上150米的一处偏远山区，坐落着穆格山堡，它是个对粟特历史而言既有名又无名的遗址。（图14 15）1932年，附近村落的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一份手稿残片，其上是一种当时只有少数学者可以解读的字母。图16
图16 片治肯特统治者迪瓦什梯奇王写给Khakhsar统治者Afshun的信函。塔吉克斯坦穆格山 B-18档案，公元722年，灰白色中国纸张，高18厘米，宽27厘米，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这片文献奇迹般地辗转至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位伊朗研究的专家亚历山大·弗雷曼认出是粟特语。由于数十年前在敦煌和中国西部包括新疆的其他遗址的发现，粟特语逐渐变得更好理解。不过这是首次在粟特领土上发现粟特文写本。次年，从列宁格勒前往穆格山的考察队发现了四百余件与粟特物质文化相关的物品：6枚钱币、81份写在中国纸张、羊皮纸和木棍上的档案。74份写本是以粟特文写成，一份是阿拉伯语的，一份突厥卢尼文，还有一些是中文——片治肯特人曾经带至穆格山堡的文书（包括一份婚姻契约）。
穆格山考察的成果是“片治肯特之主”与自称的“粟特王、撒马尔罕之主”迪瓦什梯奇王——向西约60千米的片治肯特最后一任统治者档案。突厥人从嚈哒人（另一中亚族群）那里夺取了粟特领土，成为绝大部分粟特城市的统治者。尽管尚不明确迪瓦什梯奇王是突厥人还是粟特人，他似乎和片治肯特的贵族共享权力。穆格最新发现的文献表明迪瓦什梯奇王统治片治肯特城14年之久，同时也是其在撒马尔罕统治的第二年。人们从迪瓦什梯奇王遗留的信件中重构了这些信息与相关事件，但它们仍不明确。然而，尽管迪瓦什梯奇王已经向阿拉伯人称臣（同时也很可能改宗伊斯兰教），他还是自称是粟特-撒马尔罕——全部粟特——的合法统治者。与心腹逃离片治肯特城后，他与阿拉伯人的军队交战，并在穆格山顶的堡垒避难。寡不敌众，他最终投降。尽管得到安全囚禁的承诺，他最终还是被处以极刑。
图17 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的粟特遗址发掘，图加粗为片治肯特城
片治肯特城
尽管自1870年开始，人们已经知悉片治肯特城遗址，20世纪30年代的穆格山堡促使俄国考古学家的进一步发掘。片治肯特城坐落在距离撒马尔罕和穆格山均60千米左右的位置，也就是与二者等距离的地方，也是古代粟特最东边的城市。1937-1940年间的考察活动受限。直至1947年，亚历山大·雅库保夫斯基（1886-1953）组织一只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和钱币学家构成的考察队，回复并充分发掘了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中期的粟特-片治肯特城，使之获得“粟特的庞贝”之称。悉心的发掘、记录、分析与保护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成果，并在此次数字展览中显而易见。雅库保夫斯基去世之后，原考察队中的一员亚历山大·A·别列尼茨基接棒并进行了意义重大的发掘，包括图18-20的鲁斯塔姆史诗壁画。
图18 鲁斯塔姆史诗壁画，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遗址 VI:41 ，公元740年左右，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SA-15901-15904
图19 A.M. 别列尼茨基在检查片治肯特城的发现
图20 别列尼茨基对鲁斯塔姆史诗壁画发掘的视频片段
数十年过去，片治肯特城已经成为考古学家的培训基地（图22）这些人包括鲍里斯·I·马尔萨克及其妻子和合著者瓦伦蒂娜·I·拉斯波波娃；语言学家，弗拉基米尔·A·利夫希茨，她给出了穆格山粟特文献的权威翻译；古代伊朗历史与文化学家弗拉基米尔·G·卢科宁；早期发掘工作的组织机构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的保护专家。1978年，别列尼茨基退休，马尔萨克接任领导，发展新的考古发掘技术并培养年青的考古工作者。后来马尔萨克离世，鲍威尔·B·卢尔杰与塔吉克考古学家沙罗弗丁·库尔班诺夫一起掌舵考古工作。
作为撒马尔罕绿洲内富饶的贸易重镇和典型的粟特城市，片治肯特占据了过多的但又当之无愧的位置。其中大部分是因为出土文物的范围与质量，及其被精心发掘、记录和保护的方式。若不是出于对古代片治肯特人艺术与生活方式的吸引与欣赏，我们会热衷于其他发掘点的成果，如布哈拉绿洲的派依肯特（Paikent）。
图21 20世纪苏联考古学家发掘的的粟特考古遗址，图加粗为阿夫拉西阿卜
阿夫拉西阿卜
20世纪初期，阿夫拉西阿卜发现了壁画残片。1965年，当推土机为了建路而穿过遗址中间的时候，人们发现了阿夫拉西阿卜壁画剩余的部分。尽管在10和11世纪的时候墙壁上部分遭到破坏，但是现代的墙面刮削使得考古学家得到一系列房址内7世纪中期的壁画。如今得名“大使厅”的墙壁上绘有粟特及其邻国关于特定节庆的场景，不幸的是它们都是残缺状态。图22 尽管被长期打断，但是发掘工作持续到现在，如今是由乌兹别克斯坦-法国考古队主持。
图22 大使厅南墙壁画，乌兹别克斯坦，阿夫拉西阿卜遗址 XXIII:1 ，公元7世纪中期，壁画高3.4米，宽11.52米，阿夫拉西阿卜博物馆
上个五十年：进一步发现粟特人
除了粟特境内粟特人的考古发现，上个50年的研究也开始转向异域的粟特人。为了寻找其在南亚的证据，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辨认了许多印度河上游河谷岩石上的铭文。在往返中亚东部与中国的途中，许多商人和朝圣者刻下的语句和涂鸦显示了与粟特商贸活动（以及与佛教苦行僧）有关的陆上旅行范畴。
最近以来，另一组档案揭示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最后一个世纪内的该地区情况。文献共计三十，以阿拉米语（当时的交际语）写于皮革之上，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阿契美尼德总督（他虽然身在巴克特里亚也管理粟特的土地）廷中。因此，这些阿拉米语文献表明粟特并无自己的总督或长官。即使居鲁士于公元前540年征服了粟特，并建立了Kyreschata（西罗波利斯）即今锡尔河上的Kurkath（库尔卡兹），作为帝国最东北的所至，粟特显然从未成为一个彻底的阿契美尼德行省。从巴克特里亚兼管粟特——也许它只是充作一个偏远的边界省，就像18世纪的澳洲殖民地之于英国。更为重要的是，巴克特里亚阿拉米文献反映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巴克特里亚和粟特的行政管理并提供了重要的地名。总之，这些残片为了解波斯统治下的战士、农民与其他人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最新的文本发现证实了后汉书关于粟特以北的粟特人传闻。它们是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库勒塔佩遗址发现的一些陶文板。（图23）它们可追溯至公元1或2世纪。它们以一种古代粟特文写成，记录了从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其他城市来的粟特人对该地区的殖民经过，以及与已居此地的游牧民族划分疆界。
图23 写着原粟特文的4号陶板公元1-3世纪烧制陶土，高14厘米，宽31厘米，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藏
图24 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亚非学院）描述库勒塔佩遗址的早期粟特铭文
除了文本工作，中国考古队近期发现也为异域的粟特人研究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最重要的发现正是两位生活在中国的粟特人——安伽墓与史君墓。图25 26
图25 安伽墓石榻，中国陕西西安出土，公元579年，镀金彩绘石质浮雕，高1.17米，宽2.28米，深1.3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
图26 史君与维耶尉思墓石棺，陕西西安， 579-80年，有颜料与镀金痕迹的石质，高1.8米，宽2.45米，深1.55米
20世纪50年代，朱斯蒂娜·斯卡格利亚首次发现这样的石榻是为在中国的特权阶层粟特人所造。她第一个认识到被拆分到数座博物馆的是同一石榻的组件，包括侧边与后部嵌板、屏风或前面的床柱，基座。（图27-30）石榻是一位去世的中亚人，确切说是一个6世纪（此时粟特正在嚈哒人治下）的粟特人长眠之地。自从20世纪80年代，公元6-7世纪的大量床具与石棺出现，有些是发掘的，有些是艺术品市场得来。我们对其的大部分信息都是来自墓志铭，表明了他们属于先辈迁居中国的粟特人。
图27 石榻后部嵌板，河南安阳，北齐 550-577年，大理石，高63.8厘米，宽 116厘米，深10厘米，波士顿美术馆 12.588
图28 石榻后部嵌板，河南安阳，北齐 550-577年，大理石，高63.8厘米，宽 116厘米，深10厘米，波士顿美术馆 12.589
图29 安阳石榻塔形门楼微缩浮雕，高71.5厘米，宽74厘米，深14厘米，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 Bc 11 12
图30 石榻前基座，河南安阳，北齐，带颜料的大理石，高60.3厘米，宽234厘米，深23.5厘米
目前，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学者共同体正分工合作研究粟特。执教于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索伦·斯塔尔克，正承担一个旨在研究非精英阶层和乡村粟特人生活的重大考古项目。这一方面常常被学者们忽视，而更多聚焦拥有精彩充沛物质文化的城市精英阶层的粟特人社会。
图31 索伦·斯塔尔（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克讨论他对粟特偏远社会的研究
图32 带有粟特铭文的檀木片
图33 史君墓的双语碑铭，陕西西安，北周 579-80年，颜料与镀金痕迹的石刻，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日本，学者对粟特文化以及其他中部伊朗文本的兴趣依然浓厚，为首之一是京都大学的吉田丰。他还解读了史君的粟特墓志铭并发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的檀木片。中国的荣新江在新疆和中国的粟特人方面的研究与著述颇丰，研究侧重商贸活动、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尤其是萨保一职及其祆教活动。萨保的地位在中国学者间引起了争议。荣新江与蒋伯勤将萨保视为管理政治与宗教事务——移民与外族管理、维持宗教仪式活动——的当地中亚与伊朗人头领。罗丰认为萨保也在这些群体的商贸活动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外贸。在图33史君与安伽墓的碑铭中，以及各自的石棺与石榻上，墓主的行政管理与可能的外交地位都有所着重。不过，史君也被刻画成商队的组成，也许是指其贸易活动，而安伽的墓志铭上提到了另外的职能，在其后作为军事长官（也可能是荣誉性的）。除了阐明中国政府授予的官职，二者均展示自己享受“美好生活”。
图34 安伽墓石榻细节行乐图，西安 ，57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图35 史君（尉各伽）和维耶尉思石棺细节，狩猎与河边旅队， 579-80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
新的数字技术也惠及到日渐加强的共同合作与新研究。例如，日本关西大学已经创造出安阳石榻的3D数字模型，其不同部分散布于全世界的不同机构后来被斯卡利亚（Scaglia）重新组合。图36
图36 丧葬床具的3D复原据称可能是河南安阳北齐时期（550-77）的带颜料灰色大理石材质分为不同部分藏于数间博物馆
3D扫描与摄影测绘技术使得大众与学者可以见到以前无法接触的物品。这个数字展览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助于粟特文化相关物品（例如图37 38的杯子和水罐）的高清摄影与3D扫描实现与宣传。这个项目也为中国与美国的更多传统学术研讨会联通着全世界的粟特艺术文化研究学者。
图37 这个杯子可能是粟特工匠为与粟特北部的游牧民族贸易活动所制造
图38 带翼骆驼水罐
结论
对过去120年粟特“再发现”的简短回顾，阐明了学者们如何通过不同方式寻回一个曾经在西方眼中消失的文化。首先，本文说明了在希腊、波斯、阿拉伯与中文等多种语言文本中保留下来的相当多的信息。这意味着，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多种文本中发现的零散的粟特信息已经提炼出一定数量的有价值资料了。其次，我们回顾了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的“帝国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英、俄、法、德、日学者发现的粟特物质文化关键成果。自公元九世纪完整的粟特政治与文化体消失后，正是如此的物质文化使得粟特首次“发声”。从20世纪早期，经过苏联学者及随后遍布亚欧的国际性研究者共同体的进一步考古发掘，我们对不同维度的粟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粟特人的来世观到宴饮服饰风俗等等。对下一个百年的未知探索畅想令人兴奋。
译者：IICC-X景知
校对：IICC-X李尔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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