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其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他提出了十种“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的“他学”，前五种依次是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和言语学。① 到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即“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最后提出，“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②
傅、梁的观点颇有近似之处，后者与前者的承续关系是明显的。联系当时中国学界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与史前考古上取得的突出成就来观察，便可知傅斯年所说的并非“新史学”的套话，而有其实在的语境和学术渊源。所有这些，与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传入中国的进程有着密切关联。③ 尽管今日考古学是史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④ 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现今所说的考古学知识便已随地质学译著的出版而逐渐影响中国学界，比新史学的提倡早了二十多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自然科学源头较多，⑤ 其中最明显的应是地质学。
1900年后“新史学”思潮中有关考古学的言论，俞旦初早有介绍。地质调查所的数次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均有中国考古学史论著述及。李济、郑德坤、夏鼐在1970年代回顾和综论中国考古学史时指出了20世纪初西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对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影响。《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和《剑桥插图考古史》在谈到中国考古学时，也略述了安特生等人的工作。近年陈星灿先生的著作所论最详，不仅分析了安特生的考古技术及研究方法，并讨论了他在田野工作中对地质学方法的发展运用及其局限。⑥
不过，在探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渊源时，既存论著述及清末阶段时大都关注其与“新史学”的关联，与历史学不太相关的内容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这一现象大概是“倒放电影”式的史学带来的结果。⑦ 本文拟探讨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地质学中关于史前人类遗存及发掘古物的观念在中国学界的传播，以及地质学与考古学的时代关联，兼及地质学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以揭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因西学传入而出现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 地质学与古人类遗存知识的早期译介
19世纪西学进入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渐为西来的地理学所取代，⑧ 并出现一些以“地”为首的新学科名称。⑨ 如《海国图志》卷96译西洋玛吉士所著《地球天文合论》说：“夫地理者，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为文、质、政三等。其文者，则以南北二极，南北二带，南圆北圆二线平行上午二线，赤寒温热四道，直径横纬各度，指示于人也。其质者则以江湖河海，山川田土，洲岛湾峡，内外各洋，指示于人也。其政者，则以各邦各国省府州县村镇乡里政事制度，丁口数目，其君何爵，所奉何教，指示于人也。此三者地球之纲领也，不可缺一。”⑩
此后地文、地质、地政三分的说法多为人所遵循，而具体解说则不甚同。由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出版于1853—1854年的《地理全志》说：“夫地理者，乃地之理也。察地理之士，分文质政三等……其质者，有内有外：内则指地内之形质，或至广盘石，或至细泥沙，所有之层累，及其载生物草木之遗迹。而槁壤海底，常有变迁；外则指地理之形势，如水土支派长延，或州岛，或山谷，或高原，或旷野，或河湖，与洋海大气至性质流动，各处之燥湿雷电口翕铁之气，以及人民生物草木之种类。”(11) 谭嗣同也说“西人分舆地为文、质、政三家”，(12) 而其所言文家则近于天文地理学，质家略同于今日之地质学，政家相当于人文地理学。章太炎则说：“晚世言地员者，皆详于郡县沿革，而山川经纪弗详……最近始分地理、地文、地质三科，各有宗极，而亦相与参伍。”(13) 尽管各说不一，那时以“地学”、“地质”命名的书籍，都可能提及地层堆积、人类远古遗存等知识。(14)
由华蘅芳笔述的中国第一部地质学译著《地学浅释》至迟在1873年已出版。(15) 该书共有38卷，其第10卷《论今时新叠层及后沛育新之叠层》，分为十数节，主要是关于远古人类遗存的发掘和研究状况，大致依从晚期到早期的时间顺序叙述。书中“以大里古柱、英吉利古船”一节，讲在“以大里不尔斯”海边发现石柱，考古者认为它就是名叫“西来必斯”的古代宫殿遗迹；而英吉利江口新层中发现的小艇及艇上所用之器则无法推知其年代；“太尼蛤蚌堆”一节讲在“太尼”海边岛上，常见螺蛤壳堆，高三尺至十尺不等，长一百尺至一千尺不等，推测其当是人为弃置而成，“好古之士每掘此堆以搜求古器。见其中并无金类之物，其刀斧之属皆以骨角木石为之。又见其中已有最粗之瓦器及木炭灰烬，并有兽类之骨。观其骨，知皆为野兽之骨，绝无马牛羊豕之骨，而有狗骨，知其时之古人已知火食而畜狗矣”。
而其“瑞西湖中古屋”一节，讲考古学史上著名的瑞士湖上村落，并指出“其土中古物甚多，可与石刀铜刀铁刀之说相证”；该卷接着论述了所谓石刀铜刀铁刀三期说及以地层分期的方法：
太尼地方有一皮脱厚层(皮脱者，草木于北方之地枯而不朽，所积之层也)，其中有淡水僵石及陆地兽骨。其形皆与现今本处之生物无异。其皮脱之下层二十至三十尺深处，得古时石刀，在松树根中。而其上层皮脱中则有古时铜刀，在栗树根中。考之古史，知其处并不宜松，所以知此刀此树尚在未有文字之先。意其处先有松后有栗，故松树之皮脱在下，栗树之皮脱在上，均能积成厚层。其有松之时，古人以石为刀，未知用铜。及有栗树时其人已知以铜为刀而尚不知用铁。今则其地并无松栗，而有榆林甚茂，其榆树皮脱中遇有铁刀，知其地有榆树之时人已能用铁矣。
上文并说明石刀、铜刀、铁刀三期相继出现，因时代久远无其他材料，故据之命名。但是各地进入这三期的时间有先有后。根据地层中遗物的共存状况可以判断古人所处的社会阶段，如野牛野猪等骨骼与石刀共存，推测当时人以打猎为生；出铜刀的地方也出马牛羊豕犬的遗骸，推知其人已能畜牧；新石刀期的人比古石刀期人更聪明，因为他们能耕织，有麦面食物及麻草编织物的遗迹；铜刀期的器物上多有花纹，且屋宇更精。其间或有石刀，说明铜刀期时石刀仍未废止。此外还介绍了古今人头骨的差别、古人与古生物的共存状况等。(16)
清末出版的其他地质学著作也讲述了古人类遗存的内容，如1881年出版的《地学指略》，(17) 分地层为十二段。在论第一段层累石中言：
至于泥沙土中，所存人事之迹则有二：一为人工所造之器物，一为人身之骸骨。器物可分三类：一为石类之器物，如第八十六图，最在先如石斧、石锥、石箭头、石枪头是也，此等石器多用火石作成。有甚粗者，不过略具器物之形状。有稍细者，形状齐整，体质光滑，上有雕刻之花样。其粗者，疑为人工始作之器物。其细者，则时略在后，人渐得有技艺之能焉；二为铜类之器。虽曰铜类器物，却非纯铜，乃杂锡而作者，其名曰響铜；三为铁类之器物……凡此三类器物皆埋藏于新聚之泥沙土中，其石器亦有见于山洞中石床下者。
该书又以在瑞士某湖口处的发掘为例，说明距地表不同深度的地方分别埋藏有罗马国的器物、铜器以及石器。并以罗马人初至瑞士地方的时间对比土层厚度，推算出土器物最深即“十九尺”处的距今年代大约是七八千年。“其他处存留人迹之地，皆可以此类推。故即新聚之泥沙土中所藏人之踪迹而论人之年世，约亦不过数千。然难确指”。
1886年，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18) 一书也提到地中发现古物；1891年《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一文说，“欲考稽地球古事，莫如考究地学”，然“地学之书译出者已有数部，自不必多事重译”，只“因备有精图全副，密置可惜，欲以示人，爰著为地学稽古论”。作者“以混沌未开之先为极古，混沌既开之后为荒古，动植生为太古，人类生为近古，迄今则不古”，从地球形成开始一直叙述到“新层”中发现的石、铜、铁器；(19) 1897年，同时出版的《西学格致大全》和《续西学大成》两套丛书，(20) 均包括地质学内容。前者为《地学须知》，后者有《地质全志》。《地学须知》第5章“略论新迹石层”，所讲洞穴之发现与“新聚之泥沙土中所存人事之迹”与上引《地学指略》所讲内容极近似。《地质全志》也如此。
此外，甚至一些蒙学课本也提到地质学上的地层堆积现象及人类遗迹。如叶瀚、叶澜在19世纪末编著的《地学歌略》，(21) 在讲到水成石的分段时说：“查其部位，分十二段，考其物迹，古今可断。第一段石，近今所成，中多泥沙，珊瑚岛列。所藏物迹，皆近今物，动植器件，与人骸骨。”文末说：“此十二段，不必全具，但考层列，决无倒错。地质考古，如读史书，物迹如事，近详远疏。”另有一本年代不明、属“直隶学校司鉴定”的蒙学课本《地质学》，(22) 言考古更详。其书分水成石为十一段(层)，“第一段石……人类先后，即器为徵。石刀最古，榛狉初生。铜刀次之，人渐聪明。最后铁刀，已辟鸿蒙。以刀纪世，分铁石铜。物已绝者，古象洞熊”。此句之上且加小字注释：“据掘得之古器以分时代之先后。盖太古人皆用石器，定为石刀期；后知用铜器，定为铜刀期；最后乃用铁为器，定为铁刀期。”
可见，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地质学的介绍性书籍中时有考古学的内容(通常出现在书末论人类时代或讲到地史、岩层的章节中)。随着地质学的不断普及，考古学层位、人类文化发展的石铜铁三期说已经进入了时人视野甚至普及性的教科书中，成为一种知识资源。(23)
谭嗣同甲午前所著《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中专有一节说到当时的地学知识：“今有所谓地学者，考察僵石，得其生物，因知洪荒以上寒暑燥湿之异候，山海水陆之改形……冰期水期之变，石刀铜刀之奇，可得而据者，仅乃地面三四十里之深，则已不胜其时代之渺远……即其所及知，以究天地生物之序，盖莫先螺蛤之属，而鱼属次之，蛇黾之属又次之，鸟兽又次之，而人其最后焉者也。”(24)
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期间，阅读了大量物理、化学、地质等西学书籍。作于此时的《膏兰室札记》曾引用《地学浅释》的内容来说明植物因时地之不同而有生有灭。(25) 该文虽主要言植物，但所引的内容却跟考古学上石铜铁三期说有关，即上文提到过的“太尼皮脱中古刀”一节。可以肯定的是，章太炎不仅仅读过《地学浅释》这一本地质学方面的书。在《膏兰室札记》中，还有另外数条谈及地质知识。(26)
1910年创刊的《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史上第一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论文和译著，其中不乏有关考古调查的内容。当时英、法、日等国学者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地理、地质、人居状况的考察，《地学杂志》对此介绍多冠以“游记”、“探险”等名称。如《中国西北部游记》一文，介绍英国人士颠(按：即斯坦因)于1906年到1908年的游历中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城墙及望楼；《佛教史迹探险》一文介绍日本人瑞超(按：疑为“橘瑞超”)、野村营三郎二人在***采集和发掘的情形，并列出他们在吐峪沟、雅尔湖等处的发掘及采集品，有佛像、经文断片、钱币等。(27) 鸟居龙藏在《西喇木伦及兴安岭地方旅行谈》一文中讲到他在西喇木伦河沿岸发现古代石器、陶器等物，“石器土器之内，杂有五铢钱。如依地质学者研究之说，则必以化石为极远时代，而余意则不然，其极远时代盖即在此古钱也。此地蒙古人呼为贴木鲁巴斯多，蒙古之铁屎存焉。此铁系何物，倘持归以会工科大学使分析之，必能明矣”。(28) 该杂志还公布发现古迹古物的消息，如第72—73合期上就登载了一则“楚庄王古墓之发见”的消息。(29)
《地学杂志》所载李志敏翻译的《古代地理学》也涉及现代考古学知识：“古代地理学者，非说古代平面地理，又与搜查邦邑建设之遗址，寻求人文发展之径路，所谓历史地理者不同。其范围所属在于考究过去时代地形变迁之梗概，远溯地质时代，降而及于现世所称之第四纪。其中属于有史以前之古石器时代与新石器，及初入于有史以后之时代，皆当一一研究，使之完成为一科学者也。”(30)
石焕如翻译的《人类起源之时代》将石铜铁分期法与地质时代对比，推测人类起源的具体时间；熊秉穗著《中国种族考》以文献为依据考察匈奴、通古斯等族之形成与势力范围等。在追究中国人种的来源时，认为儒家书所记“结绳作网罟，斵木为耜，揉木为耒”与太古时程度相合，与后世述三皇事迹大半神话者不同，而较诸子书为实。但《尧典》以前则无记载，故太古民族甚难稽考。然而西人游历世界各地，曾掘得古碑碣，发现古文字，则中国太古时亦必有文字，“惜古金石犹未发见，而古人遗骨，与骨器石器之类，亦了无可考，遂使神州种族，何者为土著，何者为客民，末由征信”。(31)
上述地学知识传入中国之时，也在西方兴起不久。(32) 鲁滨孙在1911年出版的《新史学》中，提到赖尔在1863年出版的《古代人类》“第一次将人类很古这个学说对英国读者发表出来”。然而，即使对20世纪初的西方历史学者来说，“这些关于人类过去的事实都是近年来的发现，所以它们到如今还没有将我们的思想根本地改变”。(33) 对于中国人而言，赖尔所著《地学浅释》(中译本)恐怕也是介绍发掘古人类遗存及其分期的第一本书。尽管现代考古学知识在史学界形成确定性影响的时间较晚，但考古地层学比地质地层学细密得多，(34) 晚清一些敏锐的学者已从地质学中领悟到与历史相关的地层、分期等考古学观念。
二 从地质学到史学的考古学
较早把地学知识运用于历史诠释的似乎是在华的西方传教士。1876年《万国公报》刊出韦廉臣所撰《古初纪略》一文，讲解《圣经》所记亚当及其后人的传衍分布时说：“自亚当至洪水时，有谓二千余年者，有谓一万四千年者。旧约所载未经明言，然由地下枯骨及各项器具验之，谓万有四千者近是。”文章说，亚当长子该隐杀亚伯，离开本土至挪得，其后人又分三支，疑分别是蚩尤及三苗、印度人、黑人的祖先。“其初迁时皆衣兽皮，无铜铁器具，弩矢之镞、鱼标之刃皆以石为之。居无庐舍，后有出为牛羊牧者，始立帐幙，或用皮或用木叶为之。六世后始得铜铁，能制造”。又说，“以上旧约所纪及后世传闻如此，今始得确据。有格物先生开窑至极深处，见有人骨及石器械等，再上于有骨之处始见有铜铁器械，再上始有近今人骨及近今磁器等”。(35)
1903年《万国公报》所刊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著《考古徵文求助说》一文说：“试质诸地学名家，知太古地极卑薄，其所以渐成高厚者，则缘每岁土润溽暑之际，往往大雨将行，山头悬瀑千寻，挟沙石而沉山趾。一年所积，诚属无多，比及百年，约高尺许。准是核计，太古地面诸形迹，今必深陷地心。格致家遂思以掘地代读书，谓土层犹书叶也。书之纪事，逐叶翻新。土之告人，逐层转旧。彼此互相印证，无间亚欧非美，共分太古之世为古石、新石、铜、铁四代，真知灼见，确切不易。”(36)
在中国学者中，章太炎曾试图以《管子》所言“土”与地质学上的“僵石层”对应，并证明所谓“今时新层”形成时间甚古：“或疑今去《管子》二千余年，所谓今时新层者，不应管子时已有，不知今时之名，该石刀铜刀铁刀三期，石刀期之在中国，实当虞夏以前，则管子时土，安得无今时新层耶？”(37) 在《訄书》的《原变》一文中，章太炎说：“人之相竞也，以器。”然后引《越绝书》中风胡子的话说明器物递变轨迹，并称：“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惟玉独无所见于故书轶事。”(38) 同书《喻侈靡》一文也提到，“夫物产之消长，均一壤也，而古今不同……故松、榆、行栗，以其下所得古刀，监其萌芽早晚。”章太炎并以《管子》所谓“运”与欧罗巴人所谓之“期”相类。(39) 以上两例均提示出章太炎对石铜铁三期说以及考古学上的地层堆积已有所了解，故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写道：“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40) 1902年其《致吴君遂书》言：“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41)
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认知，如陈黻宸在《地史原理》中论“格致家之地理”，即“于火山万状，穷其原质，积土千寻中有城郭古矿，识其文字，穿凿及于地心”。(42) 黄节也说：“近世西方科学发明，种界实迹，往往发见于洪积石层者，足以补旧史所不逮。”(43) 夏曾佑更提出：“人类之生，决不能谓其无所始。然言其所始，说名不同。大约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并言：“夫蚩尤受金，作兵伐黄帝，是地质学家所谓铜刀期矣。”(44)
夏曾佑所著系史学教科书，其将远古人类和石铜铁三期说归入生物学，或因当时古生物学已进入官方确立的学科体系中，成为史学的辅助学门。光绪二十八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要求文学科中国史学门除修习主课之外尚需选习一定随意科目，其第三年的随意科目“应以金石文字学(日本名古文书学)、古生物学(即考究发掘地中所得之物品，如人骨兽骨刀剑砖瓷以及化石之类，可以为史家考证之资者)……为随意科目”。(45) 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关系本密切，时人所说“古生物学”，基本与当时地学书籍中所述考古学知识相近。
1905年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之一《地质学》说：“夫欲寻人类之元始，必合历史、博古、地质三学而参究之……博古学者治人类进化史，每分为三代”，把石铜铁三期说的内容划归“博古学”一类。(46) 马叙伦又试图将这类西学与中国的“金石学”联系起来，他说：“近世欧墨考生理物理者，辄掘地验太古之遗，亦常有专车之骨、土缶之羊，藉以证生物之理。中土无有为此学者，独金石略可考然，如《墨余录》所记红羊之劫，掘地发冢……”(47)
可见，当时稍敏锐的学者都已对发掘及研究出土物品的西方新学问有所了解，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只是对学科界定尚不清晰，但大体不离地质学的范围。故最能融会新说的梁启超提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个层次，由广到狭逐级缩小。他批评以前的历史学者“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分学之关系”。新史学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则“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他所谓“石史”，即“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故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等“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48)
随着地质学的传入，“石史”、“地史”之称不绝，而“史”的范围有时也超越了人类史界限，如《地学稽古论》说：“地上各石不啻史书，地内僵石差同遗传，山原海陆直似断碣残碑，碯玉铁媒犹如旧踪古迹，详而究之，则地球之情形不难考之矣。故欲稽古者不可不明夫地学”。(49) 当时，不仅“历史”一词被研究与时间相关的学科所借用，史学本身对自己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也有了新认识。
中国史学家重视地理研究自有其学术传统的遗踪，到民国时期，地质学亦广受史家的重视，同时地质学家中亦有关注史学而与史学界联系甚密者。较显著的例子为南北两高师的史地学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成立于1915年4月，会员有何炳松、陶履恭、王桐龄、白月恒、朱希祖、蒋梦麟、翁文灏、陈映璜等人，研究范围包括历史、社会、地理、地质、人类学等多个领域。(50) 《北京高师史地部筹备旅行计划书》说：“实地调查，为正确知识之原则……本部专修历史地理学科，关于山川之形势，地质之变迁，古迹之沿革……在在皆必须研究，此修学旅行，所以为史地部之必要也。”(51)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会成立于1919年10月，次年1月，因“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改为史地研究会，(52) 该会所编《史地学报》非常关注地质学的新发现和研究，除竺可桢等人发表地质学论文外，几乎每期必有的《史地界消息》刊载了大量地质学界新闻。
1922年《史地丛刊》所载谷凤池的《历史研究法的管见》一文说：“历史的范围，极其广漠……世界有人类约在今五十万年前，而有记载则在七千年前。此七千年的历史为人类现代史，前此四十九万三千年的历史为地质学上的人类进化史。前者属于历史学范围，后者属于地质学范围”，二者皆研究人类过去的事迹，本属同类，其所以分作二部，亦“为研究便利起见耳”。(53)
五四前后的中国，治文科诸学也需要“科学方法”几成共识。而在一般人眼中，地质学的“科学性”当然胜于史学。蔡元培在1918年复函傅斯年说，若像他所建议的那样将哲学纳入理科，“则所谓文科者，不益将使人视为空虚之府乎”？今日“治哲学者不能不根据科学，即文学、史学亦何莫不然。不特文学，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法也……史学必根据于地质学、地文学、人类学等”。(54) 无论如何，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二三十年间，地质学和史学的密切关系是相当显著的。(55)
另一方面，在学科意识和治学方法上，地质学对史学的冲击也是明显的。翻译《新史学》的何炳松即说：“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史学家之责也；研究人类进化之现状者，地理家之责也。”而“进化之说，不出诸史家之口，而出诸研究动物学之达尔文，与研究地质学之利爱尔，宁不可耻”！(56) 柳诒徵则从方法上感觉到了冲击，他说，由于“古无文字，无名号，无年代，故人类起源之时，不可确指，仅能以理想推测其发生次序”；周、秦时代人推论远古历史，或“约举其理”，或“斥言其诬”，后世治史者“亦不复远溯古初”。而新方法传入后，“今人以地质及古物推究人类之年代及进化之次第”，尽管仍然粗略，“不能如有史以后之事实，可确指其距今若干年，在何地，有何事实也”。(57)
重要的是证史的依据转向地质及古物，前引清末《地学歌略》已说“地质考古，如读史书”，而李提摩太等更明确提出“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的主张。这大概是后来考古学兴起后有学者想发掘出“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滥觞。(58) 具体要求也随之出现了，1922年《史地学报》的一则评论说：“地质考察，常考究地层之年代，发现人类之古物遗骨，以推测远古文化……而史家之掘地事业，又往往与地质学家相关联。故吾人深望地质学会于其调查研究，尤当注重吾国地层之年代与古代之文化，以明其地位。虽深考研究有需他学之工夫(如人类学、考古学)，然发表所得，供研究之资，实地质学家应为之事。”(59)
其实，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展，1916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一些作为，也许就是《史地学报》寄期望于地质学家的实际出处。尽管李济认为，在“当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一般接受了科学观念，进化的理论已深入他们的意识中”，故地质调查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现实政治的，而不是思想方面的。(60) 但真正造成较多史家观念改变的，还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所从事的考古工作，而实物证据重要性的普遍确立恐怕还要到后来的殷墟发掘。
三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考古学
胡适曾对物理学家吴健雄说：“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61) 地质调查所能够在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领域有很大建树，与丁、翁的支持密不可分。(62) 据翁文灏自述：“民国八年春，地质调查所即议以调查地质之便，留心人类遗迹。其时所员朱庭祜君适往热河奉天采集化石，因嘱其顺为留意，果采得石斧等件。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君旋即捐俸从事，于直隶河南均略有所得。民国十年安君先后至奉天锦西县沙锅屯及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二处为详细之测量及采掘……复于民国十二年至十三年在甘肃、洮沙、导河、宁定、镇番、碾伯，西宁，青海等处发见同时代及较前较后之各时代器物骨骸等甚多。”(63)
安特生也说自己从地质研究转向考古调查，丁文江与翁文灏的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从事考古工作的开端，即根据朱庭祜和他自己的私人搜集者在北方各地的发现，使他在1921年从这些地点中选择了两处作为正式发掘地，(64) 这两处遗址其实年代都较晚，已属于进步的人类发展阶段，但地质学家仍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运用地质学方法对之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没有其他政府机构更适合组织进行这类遗址的研究，地质调查所决定把有关古人类遗存的内容包括进即将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于是安特生的《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作为《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的第1号第1册在1923年出版。(65)
实质上，安特生等人的工作在1922年已逐步公开。1922年1月24日，《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北京中外学者组织的“文友会”上宣读。同年3月27日，安特生又在中国解剖学人类学协会的例会上宣读了该文的一部分。此后，胡适曾专门向安特生索文以介绍新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后者以忙于为《地质汇报》与《中国古生物学》撰文为由转而推荐了袁复礼。(66) 这年底，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室曾向地质调查所求赠考古学研究标本，翁文灏为此致函蔡元培说，几种考古学的著述正陆续印刷，一二月后即可送达，并提及地质调查所计划次年派员外出“调查地质兼采历史以前之古物”，如果北大能够给予经济支助，“自更可多采标本以为贵校研究之用”。(67)
地质调查所不仅开启了中国考古研究的先河，并且通过“北京人”等发掘工作将之持续下去，但其并非水到渠成，仍有许多曲折。在该所内部，章鸿钊曾提出先“实用”后“学理”的主张，拟侧重矿物学而减低对古生物学的注重，而翁文灏则反对以“实用”和“理论”区分地质学门类的做法，指出地质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是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从前讲历史的止说到五千年以前，没有文字的时代，没有人把当时的情形记载下来，他们就不知道了。现在科学的研究，将文字以前几十万年的人类历史，并且人类未发生以前几千万年的地球和生物的历史都可以原原本本研究出来”。(68)
此外，一些外部因素也支持了地质调查所的考古研究。例如，安特生在1920年后进行的考古调查便是由瑞典中国研究会拨给经费；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据说最初也是由瑞典出资的。(69)“北京人”的发现公布后，地质学会、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院联合起来，说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研究周口店一带的古生物，于是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由丁文江出任名誉主任。(70)
由地质调查所作为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地质学会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成为中外地质考古等学者聚会与讨论的重要场所。1922年1月27日，该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目标为“推进地质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是年3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例会上，章鸿钊发表了题为《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的讲演，其中提及安特生，“到中国六七年，始终如一，到底不懈，发见的矿产，哺乳类化石和种种石器陶器，也是不少，大可增加中国地质上和文化上的价值”。此后在该学会的定期常会及各种特殊会议上，学者得以互相交流包括人类学、考古学在内的种种新发现和新问题。如1925年5月举行的第十次常会上，安特生宣布了在甘肃发现的史前遗存，步达生则就该地发现的古人类遗骸的体质特征作了报告；同年9月第十一次常会上，美国亚洲探险队的考古专家N.C.Nelson报告了在内外蒙古发现的数个文化层的遗存情况；1926年3月第四次年会上，Nelson宣读了“Recent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entral China”一文。(71)
该学会会志经常刊登有关考古学的文章，如章鸿钊的“Jade,Its History Value To Chinese People And Its Nomenclature”；德日进与桑志华(E.Licent)合著的“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a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德日进的“How and Where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韩雷(C.M.Heanley)的《香港石器》和袁复礼的《香港新石器之研究》；《中国五千年前陶器上稻米遗迹之发见》(爱德曼、舒彼得合著)；《周口店洞穴堆积中国猿人层内石英器及他种石器之发现》(裴文中)、《周口店之火迹及其石器与骨器之意义》(卜欧理)、《北满新石器时代文化之新材料》(罗伽什金)等。(72)
约在1923年春，梁启超、朱启钤等人与地质学会的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组织了古物研究会，其主旨在于与地质调查所合作研究史前古物，预定次年秋季于河南和山西搜集研究对象，然后在地质调查所展览，研究结果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73) 同年9月，当河南新郑县出土大宗古器物的消息传出后，靳云鹏、丁文江受梁、朱之托请潘复介绍会员罗君美(按：靳云鹏电文称罗君善)、罗圆觉和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前往研究。罗、谭等人参观完毕返回北京后，丁文江又与天津博物院的李详耆前往参观。次月初，丁与古物研究社协商，再次派谭锡畴与南开大学教授李济同至郑州“择地采集”。(74) 李济说，此次考察是丁文江邀请并介绍他与谭锡畴同行，并资助了两百元的田野费用。(75)
李济在新郑的调查研究方法仍偏重于其在美国主修的体质人类学，(76) 但1924年前后他成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后，从而“有充分的机会认识许多国内地质学家和外国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等”。(77) 到1925年，美国斯密松尼博物院的弗利尔艺术馆向李济提出合作发掘古物的建议，李济就此征询丁文江，丁说服他放弃在南开学校的教书工作，抓住这个亲自采集第一手资料的机会。(78) 与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也得到翁文灏的支持，翁同意袁复礼放下另一地质调查任务与李济合作。(79)
地质调查所的考古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多学科相结合的。袁复礼介绍1921年仰韶村发掘时就强调说：“这次的发现除对于文化史有贡献外，对于农业田亩沟壕之变迁，天气之转徙，森林之胜衰，潜水之升降，河沙之增减，均有考据。所以与平常为古董去掘挖者不同。”(80) 这也影响到非地质学者，1926年李济同袁复礼到山西调查，从绛州到曲沃时，“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勘查这高原上的黄土阶地。虽然这段旅程没有什么特殊的考古收获，但使我们得到一个研究黄土地层构造的好机会。我认为，要完全了解山西南部的考古学问题，关于黄土地层构造的某些知识是必需的”。(81) 李济主持的安阳发掘最初在解释地层形成上受到地质学解释地层成因的影响，把小屯地下夯土的夯痕认作是因洪水冲刷而形成的水波遗痕。(82)
总体上，地质调查所的发现和研究影响历史学者甚多。1921年初，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中国的金石学、考古学还未上“科学轨道”，主张对东周以上的古史存疑。(83) 顾颉刚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说：“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84) 安特生的发现公布后不久，胡适又说：“‘九鼎’我认为是一种神话。铁固非夏朝所有，铜恐亦非那时代所能用。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85)
1923年秋，地质调查所陈列室开放，顾颉刚前往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86) 这种影响很快波及一般知识分子，李济一个任中学历史教员的朋友回忆说：在地质调查所刚刚公布了在河南、奉天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后，他便在讲堂上“摒弃三皇五帝不谈，开始只讲石器时代文化、铜器时代文化”，而十年后，“情形是全变了，好些乡下的小学生也都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87)
1924年，顾颉刚为北大谭惕吾等人讲国学时说，现今国学的趋势有五派，其中三派与后来所说的考古学有关联，一是考古学，用古代的实物和文字来解释古史，罗振玉、王国维是其代表；二是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研究亚洲汉族以外的各民族文化，该派学者在甘肃、***、中央亚细亚等处发掘，有巨大的发见；三是地质学，因发掘地层而得有铜器时代以前之古物，可助古史学之研究，因为各处实地调查而对历史地理学发生新解释，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是其代表。因此，他在1926年说：“我们希望多出许多地质学家，从他们的研究里得到许多上古史料，补正我们的考古学会的研究。”(88)
古史辨运动发生数年之后，胡适谈及“纸上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其所举事例除甲骨文外，竟全是地质调查所的成果：
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89)
从本文重构的现代中国考古学早期历史不难发现，这一学科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其最明显的早期学科源头就是地质学。1870年代前后，在西方刚刚起步的关于古人类遗存及发掘等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逐渐进入时人视野，并成为史家知识资源的一部分。到民初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学人在思想和心态上已有所准备，那时人类史前遗物的发掘通常由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进行，不少人以为这正是地质学者应行之责，顾颉刚便将得到更多上古史料的希望寄予地质学家。而地质调查所从事的考古工作，也为史学家提供了新知，开始引起史家史料观和古史观念的转变。
李济后来撰文说，地质学对中国学术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在中国生根萌芽的过程，也可以说，代表西洋科学在中国萌芽生根的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李济认为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视学问为书本的，而“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更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都与地质学有关，李济自己和梁思永都受过地质学的影响，“这一影响将八百年来的传统打破了。以前的考古学家多半带有好玩的性质，俗谓‘古玩’……传统的考古学者所重视的是艺术性，真正从事收集工作的是古董商，那被认为是小人的事。今日的考古，必须要自己跑路，与地质学家一样”。(90)
夏鼐也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来源之一是西方的科学，“其中一个特别有关的科学是地质学”。新型的地质学家“打破了中国士大夫的旧传统，走出书斋，跑到广阔天地的田野中做研究工作”，给中国现代考古学树立了榜样。(91) 郑德坤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田野发掘工作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金石学家的访古，一是西洋考古学家的发掘。清道光年间金石学家黄易研究武梁祠画像时，也曾亲自到山东嘉祥调查，并作过试探性的发掘。(92) 不过，个别人物的作为或不能代表中国读书人不提倡“动手动脚”的整体倾向。更重要的是，李济所说的田野工作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93)
以安特生为代表的地质调查所的考古活动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1927年中央研究院在筹备过程中，即曾试图将以李济为领导的“考古学人类学”设在地质调查所内。(94) 但后来的发展是傅斯年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成为史语所的考古组主任。自此以后，地质学的影响即逐渐减弱，而以研究中国历史为目标的考古队伍日益强大，尤其史语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改变了多数史家的史料观，或也因其显著的国际影响而确立了考古学附属于史学的学科划分。(95) 结果，始为20世纪新史学者所乐言的考古学，长期附属于历史学。
注释：
①梁启超：《新史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41页。
②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0、350页。
③李济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考古琐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7—137页)一文中，使用了“现代考古学”这一术语。而夏鼐的《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一文则将诞生于19世纪后半期，通过运用地层学、放射性碳素法等不断改进的调查和发掘各种遗迹遗物并据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科定义为“近代考古学”。近来探讨中国考古学学科史的文字多用夏鼐的定义，与李济所说似无实际差别。本文所说的“考古学”皆指这一意义的考古学。
④根据《国家学科分类标准GB/T13745—92》，考古学为一级学科，而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以及教育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考古学属于历史学门类，为二级学科。
⑤稍晚，与上古史、进化论、人类学相关的文字中也涉及古人类遗存。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32页；王韬、顾燮光：《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⑥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王宇信：《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收入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蔡凤书：《追寻远古的呼唤——百年考古学历程》，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沈颂金：《丁文江与中国早期考古学》，《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济：《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57页；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第1页；郑德坤：《中国田野考古与史前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保罗·G.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凌、王晓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⑦关于史学的“倒放电影”倾向，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0—274页。
⑧按“地理”本古汉语词，《易·系辞上》已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之说。以之名学亦不甚晚，《旧唐书·贾耽传》便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之终始”。然近代学科体系中的“地理学”，其内涵和外延都已相当不同，更多是西来的。
⑨关于这类学科名称在近代的确立及演变，参见张九辰：《中国近代地学主要学科名称的形成与演化》，《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1期。
⑩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2188页。
(11)转引自张以诚：《近代地质舶自欧罗巴》，《国土资源》2003年第1期。
(12)谭嗣同：《报贝元徵》，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
(13)章太炎：《地文学·序》，《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6—207页。
(14)以“地学”为名的相地风水之书除外。
(15)该书为雷侠儿(Charles Lyell，今译赖尔)著，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江南制造局刻本[无年代信息，但华蘅芳的“序”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该书出版时间一般认为是1873年，如翁文灏：《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中国地质学会志》第4卷第2期，1915年6月；叶晓青：《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和戊戌维新》，《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4期；黄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1期；但艾素珍引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出版于1903年的《东西学书录》，认为《地学浅释》初刻于同治十年(1871)。见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又据《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冯、郑上督抚宪禀(附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中言：“自上年延请西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诸人各种西书，计前后译成《汽机发轫》九卷、《金石识别》十二卷、《采煤要法》十二卷、……《地学浅释》三十八卷……”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如此，则《地学浅释》的中译本在1870年似已经问世。
(16)《地学浅释》中“太尼皮脱中古刀”一节的描述基于沃尔赛(J.Worsaae)在丹麦沼泽地的发掘，参见T.K.Penniman,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New York:Macmillan,1936,pp.213—214.
(17)该书为文教治口译、李庆轩笔述，上海益智书会，光绪七年初版。
(18)格罗夫：《地学启蒙》，艾约瑟译，上海总税务司署：《西学启蒙》丛书，光绪十二年刻本。
(19)傅兰雅辑：《地学稽古论》，《格致汇编》第6年，上海格致书室，1981年，第22—34页。
(20)傅兰雅辑：《西学格致大全》，香港书局，光绪丁酉年；《续西学大成》，孙家鼐作序，上海飞鸿阁书林印，1987年。
(21)笔者看到的是光绪丁酉年武昌质学会的重刊本。
(22)贾恩绂辑：《地质学》，《普通学歌》之一，直隶学校司鉴定蒙学课本。
(23)参见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一文。王景沂在《科学书目提要初编》的《地学浅释》条目下即注明：“近代地学家考验物质，剖毫析芒，以知人类托始至近亦在五十万年以前，盖影响之利及科学者甚繁焉。读是书者将藉以考见太古穷递变化之理，非可与志怪搜神诸书同类而讽诵之也。”可以略见当时一般读书人对地学知识的吸收和理解。参见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北洋官报局印，无出版年月，但王景沂的序作于癸卯三月，即1903年。
(24)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31—132页。《石菊影庐笔识》为谭嗣同30岁以前的著作集，故其年代不晚于1895年。
(25)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卷3第428条“问运至野者”，《章太炎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9—260页。《膏兰室札记》作于1891—1892年左右，见沈延国：《膏兰室札记校点后记》，《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302—307页。
(26)如第416条“天先成而地后定”，第421条“生海人至肖形而蕃”，见《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51—252、254—255页。
(27)《中国西北部游记》、《佛教史迹探险》(无著者姓名)，《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1月。
(28)鸟居龙藏：《西喇木伦及兴安岭地方旅行谈》，《地学杂志》第1年第5号，1910年5月。
(29)海天：《楚庄王古墓之发见》，《地学杂志》第7年第72—73号合期，1916年2月。
(30)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地学杂志》第1年第7号，1910年7月。
(31)宾古：《人类起源之时代》(日本东京大学讲演稿)，石焕如译，《地学杂志》第2年第16号，1911年7月；熊秉穗：《中国种族考》，《地学杂志》第2年第18号及第3年第3—4号合期，1911年9月、1912年4月。
(32)当时西学分科也在演变之中，1898年出版的《西学启蒙》之第1册总论西学，分10卷，其第7卷《格致》的内容包括“天文、质学、地学、动物学、金石学……历学、稽古学、风俗学”等节。地学即“考此地壳面土石”成因，并其中“鸟兽虫鱼草木等迹”。对稽古学的解释是“即昔人遗迹以考其时之风俗体制，如中国以鉴别钟鼎石鼓等类为博古是也”。该书并称“前时稽古之士惟考希腊与诸罗马，近则人皆殚力竭思以广稽各国洪荒之世”。参见艾约瑟：《西学启蒙》十六种，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其中所说的“稽古学”或近于后之考古学，然含义尚模糊。
(33)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60页。
(34)参见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是什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35)韦廉臣：《古初纪略》，《万国公报》第9年第404卷，1876年9月9日。
(36)李提摩太、蔡尔康：《考古徵文求助说》，《万国公报》第175册，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引自朱维铮主编：《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670—672页。
(37)章太炎：《膏兰室札记》第433条“地员二十五土”，《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64—265页。
(38)章太炎：《訄书》初刻本之《原变》，《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39)章太炎：《訄书》初刻本之《喻侈靡》，《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2—44页。
(40)章太炎：《訄书》重订本之《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331页。
(41)章太炎：《致吴君遂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72页。
(42)陈黻宸：《地史原理》，原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4期，收入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79页。
(43)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3册，1905年。
(4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民国丛书》第2编第73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第6、16页。
(4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版。
(46)赖康忒：《(最新中学教科书)地质学》，包光镛、张逢辰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
(47)马叙伦：《啸天庐古政通志》，《国粹学报》第1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48)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39—741页。
(49)傅兰雅辑：《地学稽古论》，《格致汇编》第6年，第22—34页。稍后汪荣宝与叶澜编著《新尔雅》中“释地史”一条也说：“研究地球及动植物之变迁沿革而纪述之者，谓之地史。”上海：上海明权社，1903年，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77年，第118页。
(50)参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编：《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
(51)武学易：《北京高师史地部筹备旅行计划书》，《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
(52)《纪录》，《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7月。
(53)谷凤池：《历史研究法的管见》，《史地丛刊》第1卷第3期，1922年2月。
(54)蔡元培：《〈傅斯年致校长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附识》，《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8日。
(55)地质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早已引起学者注意，1980年代出版的两本《史学概论》在讨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都用了一定篇幅讲解地质学对史学研究的作用。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276页；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
(56)何炳松：《发刊辞》，《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
(5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3月，第3—4页。
(58)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9)《所望于地质学会者》，《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
(60)李济：《安阳》，第41页。
(61)《胡适致吴健雄》，1936年10月30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05—706页。
(62)关于地质调查所的考古工作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沈颂金：《丁文江与中国早期考古学》，载《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63)翁文灏：《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见》，《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
(64)J.G.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地质汇报》第5卷第1册，1923年10月，第2页。安特生将学术研究重心由地质转向考古与瑞典考古学者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的鼓励也有相当关系，见陈星灿、马思中：《蒙德留斯与中国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86—695页。
(65)J.G.Andersson,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 un In FengTien(《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1册，Peking: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23)及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质汇报》第5卷第1册)中亦有相关叙述。
(66)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胡适在该文前略述此事。
(67)《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致研究所所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8日。
(68)章鸿钊：《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翁文灏：《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1—4期(1922年)、第4卷第2期(1925年6月)。后一倾向或也是丁文江努力的结果。翁文灏回忆说，1914年他担任地质研究所主任教授时，苦于找不到一个人肯教古生物学。丁文江从云南调查返京后，即毅然担任此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葛利普1920年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也是由丁文江聘请来的。见《翁文灏悼丁文江文两篇》，《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3期。
(69)Roy Chapman Andrews,Meet Your Ancestors-A Biography of Primitive Ma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5,pp.87—100.
(70)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第47页；李济：《安阳》，第52页。Andrews则回忆说是步达生出面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周口店投资的，参见Roy Chapman Andrews,Meet Your Ancestors-A Biography of Primitive Ma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6,pp.87—100.
(71)参见《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1—4期，1922年；第4卷第3—4合期，1925年；第5卷第1期，1926年。
(72)参见《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4期；第3卷第1期，1924年3月；第5卷第3—4合期；第7卷第3—4合期，1928年12月；第8卷第4期，1928年12月；第11卷第2期，1931年12月。
(73)" Geological notes and news," 《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卷第1—2期，1923年6月。
(74)李汝谦编：《津靳上将军来函(9月12日到)》、《天津潘馨航君来函(9月15日到)》、《天津靳上将军来函(9月30日到)》、《天津潘馨航君来函(9月30日到)》、《中国古物研究社来函》，《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全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第174、178—179、224、227、236页。
(75)李济：《我与中国的考古工作》，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1—163页。
(76)李济：《新郑的骨》，《李济与清华》，第3—16页。关于李济从事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情况，参见李光谟：《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263页。
(77)李济：《安阳》，第65页。
(78)李济：《我与中国的考古工作》，《李济与清华》，第161—163页。
(79)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与清华》，第30页。
(80)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
(81)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李济与清华》，第24页。
(82)张蔚然：《殷墟地层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1930年。陈星灿指出，1921年到1931年间的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已比较重视分析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等，他称之为“地质学传统”。见氏著：《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62—168页。
(83)《胡适致顾颉刚函》，1921年1月28日，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23页。
(84)《顾颉刚致“伯祥兄”函》，1921年6月9日，《古史辨》第1册，第35页。
(85)《胡适致顾颉刚函》，1923年5月30日，《古史辨》第1册，第199—200页。
(86)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57页。
(87)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考古琐谈》，第127—128页。
(88)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96—97页；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第9—10页。
(89)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3集，《民国丛书》第1编第95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204页。
(90)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第40—50页。
(91)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92)郑德坤：《中国田野考古与史前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
(93)参见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安阳》，第315—333页；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40页。
(94)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95)关于殷墟发掘的国际影响及对中国学者史料观的影响，参见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82—87,93—95; 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83页。
来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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