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后迅速成为国内最流行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主旨和情节自有公论。在这里只谈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刚卯。
刚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览玉盛会”上出现，意味着韩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绶昌并驾齐驱的实力，这是小说情节的一个转折点。韩子奇利用这些宝玉向蒲绶昌“示威”：
青玉镂雕螭凤纹剑鞘饰，青玉涡纹剑首饰，青玉夔凤纹(又鸟)心佩，在他眼前缓缓地游过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云彩。他一时还不能明确判定身处于什么时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现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击中似的叫出声来："刚卯！汉朝的刚卯！"
在谢铁骊所导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礼》中，出现了下面两个镜头，所展示的正是汉代刚卯。也许有观众会感到奇怪，这个不起眼的方块小玉，值得大书特书吗？
刚卯常常和严卯并称，两种玉器的存世量都极少，真正的汉代刚卯、严卯却难得一见。国内有数十家博物馆陈列出先秦两汉的玉器，但能够展出汉代双卯的，却只有上海博物馆等寥寥数家，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猫”。
天津博物馆藏 汉玉刚卯、严卯
（一）双卯：流行于汉代的护身符刚卯和严卯得名于开首铭文“正月刚卯”和“疾日严卯”，关于双卯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等典籍，《后汉书·舆服志》中的记录最详，并将刚卯和严卯称作“双印”（疑为“双卯”之误）：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贯白珠赤蕤，诸侯王以下以赤丝蕤，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
这段记录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丰富，我们对于汉代刚卯的基本认识正是来自于这段话。第一，它记录了汉代刚卯的形制和刚卯、严卯的同铭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级不同，刚卯和严卯会采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质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烂，目前尚未有发现；第三，它记录了刚卯和严卯的装饰方式。
亳州博物馆藏玉刚卯，图片来自亳州博物馆网站
不过《后汉书》并非关于刚卯的最早文字记录。之前的《汉书·王莽传》记录了王莽废刚卯之事：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着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刚卯”处，颜师古《汉书注》中称：
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师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刚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刘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
东汉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为“卯、金、刀”，为压制原本的刘姓皇族而废刚卯和刀币，颜师古则引述了东汉灵帝时的服虔和晋代晋灼在刚卯尺寸上的矛盾，并根据当时出土发现的刚卯而肯定了服虔“刚卯长三寸”的说法。此外，颜师古在注西汉史游《急就篇》时曾提出一些观点，后文再叙。
关于刚卯的关键文献材料仅有上述几则。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为基础，所谈内容大同小异。比如宋代马永卿在《懒真子》中提到于士人王君毖家见一玉刚卯，，“长短广狭，正如中指”。这一尺寸与服虔所说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张岱的《夜航船》，都将刚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中谈及“刚卯”的形制、来源、铭文等等，大量引用颜师古的材料，认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类似于“宋人立春日戴春胜春幡之事”。又说曾得一玉严卯，大小及铭文同晋灼之说。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龙”，“灵殳”作“灵昌”。他由此感叹，“一物之微，在汉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异。后人不见其物，不会诸说，安知义耶？”
到了清代、民国时期，刚卯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品。郑逸梅在《“皇二子”袁寒云的一生》中写到袁克文的刚卯、严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为“佩双印斋”。此时对刚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学者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收录了四件刚卯的铭文（不过王正书认为这四件都很可能是伪品，见《汉代刚卯真伪考述》），指出:“大澂所见玉刚卯从无长三寸、一寸广者。似以晋灼之说为长，颜持服说不可解。”另一清代学者陈经认为刚卯之大小、器型多种多样，“刚卯之制汉时必不一其式，服、晋各就所见以为注，而小颜只据目见者妄以服说为是，陋矣。”这一时期，那志良《刚卯》、陈大年《刚卯严卯考》、劳干《玉佩与刚卯》等都是颇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图录》中收录的四件刚卯
居延汉简有记录“木刚卯二品”，劳干《玉佩与刚卯》一文即谈及与居延汉简同出的两枚木刚卯，其一长1.5厘米，宽0.9厘米，铭文与文献所载三十四字的刚卯一致，唯“四色是当”作“四色赋当”，“庶疫刚瘅”作“庶疫冈单”。另一件长1.5厘米，宽1厘米，文字与一般所见刚卯皆异：
若一心坚明，安上去外英，长示六□。（以上甲面）□□□□，刚□□□，□□□明。（以上乙面）□书□七，□□□章，□□□□。（以上丙面）五凤四年，□□□□，□□丞光。（以上丁面）以清代、民国对刚卯的认识，有人以为刚卯是特殊时段制作的压胜之物，如陈大年《刚卯严卯考》“依余之见解，凡正月刚日卯时刻玉以压胜，均可谓之刚卯。”那志良认为铭文与史志记载相似，即为刚卯。这一件铭文奇特的木刚卯能否算是刚卯，劳干认为可以，因为“刚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认为铭文差异太大，“这件东西的基本条件与刚卯、严卯不合”。（《中国古玉图释》，南天书局，第324页）。
刚卯、严卯大约从西汉后期开始流行，王莽改制时被禁止，东汉时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与等级、身份有关的定制，魏晋后，为了避免刘姓再度兴起，刚卯和严卯又被禁绝，之后这种形制的佩玉再也没有出现。目前传世者虽有数十件（也许还有一些未公开的私人收藏），但多为后世伪造。1991年，王正书发表了《汉代刚卯真伪考述》，考察了31件刚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断为真品。在历年考古发掘中，刚卯、严卯仅仅出土了4件，分别如下：
图片来自黄诚《浅谈东汉压胜佩》，《东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东汉，玉严卯，扬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书在《汉代刚卯真伪考述》中提出的汉代刚卯四点特征，现在看来仍非常有价值：第一，汉代刚卯是从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发展而来，所以其形制为四面体。第二，汉代刚卯铭文是刻划而成的，由于工具简陋，使文字草率不规。第三，汉代刚卯铭文是一种固定的韵文，与《汉书》著录基本相同。多减笔字。第四，汉代刚卯没有附加纹饰。
总之，刚卯和严卯是汉代独有的佩玉，一般成对出现， 两者形制相同，均为长约2.3厘米的、器面刻有铭文、中间有通孔的小方柱。刚卯和严卯可以赤青白黄四色丝缕穿过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驱邪，是古代的护身符。直到今天，对于汉代刚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内涵等等，学界虽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于文献记载和实物都寥寥无几，这些认识还比较肤浅。
（二）刚卯铭文：灵殳与夔龙刚卯、严卯是做什么用的？很显然，是用以辟邪的。我们可以看看它们的铭文。由于错漏等原因，各件刚卯、严卯的铭文并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后汉书》：
刚卯的铭文为：“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严卯的铭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上海博物馆展示的刚卯铭文内容
双卯铭文通常被看作是驱邪、压胜的祝祷文，类似于符箓化的咒语。从这篇铭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制作时间来看，刚卯所制作的时间为正月。按《汉书》等史志，“正月刚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为一岁之首，即为“元月”，《吕览·召类》说“元者，吉之始也”，中国古代向以正月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劳干解释说，“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当为‘除日’，‘除’有除灾害之意，和驱除疫病正相符合。”（转引自郗文倩《汉代刚卯及其铭文考论》，《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与严卯相联系的时间为“疾日”，疾日即为凶日、恶日，《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社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既有恶日，就需以严卯扬威以祛恶。祛恶之严卯与元吉之刚卯可谓相辅相成。
第二，无论是刚卯还是严卯，都强调了“灵殳”。刚卯云“灵殳四方”，严卯云“化兹灵殳”，有学者认为可以直接将刚卯、严卯称之为“灵殳”。何谓殳？郑玄称殳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历来成谜。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锐殳、14件晋杸，其中3件锐殳的一侧刃上有铭文“曾侯之用殳”，这一谜才得以初步解决。
曾侯乙墓出土锐殳，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左为曾侯乙墓出土锐殳，右为湖北望山1号墓所出铜殳
锐殳有刃，晋杸则无刃而仅有铜套状的鐏（首和晋）安装于积竹木柲两端，用于仪仗或在战车上作旗杆之用。铭文上所称之殳，应当并非锐殳，而是八棱形截面、外表缠丝线的晋杸。许道胜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详细研究了殳的演化，认为在东周期间，原本作为击刺工具的殳逐渐退出了实战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于礼仪的殳（杸）。下图左为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沈岗墓地发掘出的一件战国铜殳，这分别为两端的铜套。图右为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出土的铜殳，很可能是作仪仗用。这些铜殳都没有刃。
图片来自杨琳《兵器殳的历史演变》，《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刚卯常常与“殳文”相联系。关于这部分内容，徐学标在《秦汉殳书名实研究》一文中有过详细辩证，指出所谓秦书八体中的殳书，并非是指“兵器铭文”及“汉刚卯、栒邑权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说可从。
第三，“灵殳四方”本意大约是指其形制为四方柱形，与严卯的“既觚既方”（此处的觚指的是角）相对应。那么， “赤青白黄，四色是当”为何意？由晋灼言“以彩丝葺其底，如冠缨头”可知晋灼认为是以赤、青、白、黄四种颜色的丝带贯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谈晋灼的这种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汉代实际，汉代流行五行之说，南方赤帝、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这四色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劳干根据《汉书·郊祀志》认为，这可能与秦人所祭帝有关，赤青白黄为秦时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刚卯用此四字，当是袭用秦时之旧（转引自郗文倩《汉代刚卯及其铭文考论》）。可备一说。
第四，无论刚卯、严卯，都突出了“夔”。刚卯云“帝令祝融，以教夔龙”，严卯云“帝令夔化”。 尤仁德《汉代玉佩刚卯严卯考论》认为，“夔化”之化是“龙”之误刻，明代郎瑛称自己收藏的一件玉严卯上“夔化”作“夔龙”。《山海经》中说，“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说文解字》说，“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夔应为龙属，可兴风雨，制作双卯的直接目的与“夔龙”有关。
第五，从“庶疫刚瘅，莫我敢当”来看，《昭明文选》注：“瘅，难也，言鬼之刚而难者，皆尽死也”，可知刚卯的主要作用为除疫、镇煞。“莫我敢当”，意为所当无敌。以玉石材质的刚卯，刻祝祷文于其上，意图实现驱邪镇恶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联想到“镇墓之石兽被称为石敢当”。关于刚卯和“石敢当”的联系，后文有叙。
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玉刚卯，图片来自上海博物馆网站
（三）神巫之道：从彩丝系臂说开去关于刚卯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西汉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说，“?攺，大刚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声。”受许慎影响，颜师古在注释《急就篇》时也以?攺为大刚卯：
“射鬾辟邪皆神兽名也。鬾，小儿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谓以宝玉之类。二兽之状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灾而保卫其身也。一曰射鬾，谓大刚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为之。一名?攺，其上有铭，而旁穿孔，系以彩丝，用系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颜师古生活在初唐，一则距离汉末魏晋尚不算很远，民间可能尚有一些习俗遗存，二者他能接触到更多的汉魏文献，如服虔和晋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观点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在这则注释中，颜师古声称刚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丝，用系臂焉”——“彩丝系臂”可是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驱邪护命习俗，刚卯之制很可能与此有关。
古代祭祀活动中，系五彩丝以大傩逐疫，《周礼·地官·鼓人》“帗舞”，郑玄注：“帗，列五彩缯为之。”之后这个习俗逐渐演化，一直流传下来。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引《风土记》云:“荆楚人端午日以五彩丝系臂，辟兵鬼气，一名长命缕，今百索是也”， 说明宋代时这一习俗还在流行。明人余有丁《帝京五日歌》说“系出五丝命可续”，到了清代，各地志书多有记录，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有“彩丝系虎”之说，《洛川县志》载:“五月男女系五色丝”；《乾州新志》载:“五月以五色丝系长命缕，古人长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儿女臂上”（转引自何根海《绳化母题的文化解析和衍绎》）。
五彩丝有何作用？一为辟邪，南北朝时宗懔(约501～565)在《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能改斋漫录》载“安妃有金条脱为臂饰，即金钏也。”《荆楚岁时记》中所提到的“条达等织组杂物”，很可能为系于臂上的丝织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节这一天避疫疠、祛邪恶。
二为拒龙。楚人以为龙畏惧彩丝，南朝梁吴均（469年—520年）《续齐谐记》中说“汉建武中，长沙区曲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闻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中提出，端午节起源于南方以龙为图腾的越族，越人断发文身，“以像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龙。他认为彩丝系臂便是文身的变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术应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两臂，与彩丝系臂相若，另一方面彩丝系臂有“长命缕”之名，证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这些观点颇有价值。
闻一多塑像
根据端午节时彩丝系臂的风俗，结合刚卯的铭文和形制，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汉代刚卯和严卯，其文化根源在于吴越、荆楚一带。汉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点继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丝系臂的风俗很可能融入汉代流行的习俗之中——于“恶月”五月的端午节之时，佩戴具有祛恶镇煞作用的五彩佩饰。也就是说，汉代刚卯和严卯最初可能主要用于端午节。另外，许道胜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东周时期，殳（杸）的发现以楚为最，数量、种类均无出其右。双卯的“灵殳”之名，也暗暗说明了它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数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无文字，因其与汉代刚卯相似，因此命名为“玉刚卯”。出土时一枚置于死者头部下方，五枚置躯体左侧。李皓在《玉中奇物—汉代玉刚卯》一文中认为，其上并不含有“刚卯”的文字，应称之为“琮形管”。 曾侯乙墓确实也曾出土有与该玉刚卯大小相似的“云纹玉管”。
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玉刚卯和云纹玉管
马承源先生以琮形管为刚卯的前身，他认为良渚文化的琮形管发展出商周时的方柱形玉管，再发展为汉代的刚卯，刚卯很可能继承了琮形管“外方内圆”的特征，形成了长方柱体的外形，这一说法目前看来是比较合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方柱圆孔玉器可以认为是琮形管和刚卯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很可能是以丝线系于下葬的墓主左臂，这种处置方式与汉代刚卯已经非常接近，因此湖北省博物馆称其为“玉刚卯”亦无大错。
良渚玉琮式管，图片拍摄于故宫博物院
良渚玉琮式管，图片拍摄于故宫博物院
其次，汉代刚卯和严卯，其形制为四方形，按其铭文“灵殳四方”、“既觚既方”，它很可能采用了战国、秦代时作为礼仪的晋杸的外形。但已发现的晋杸少有四方形的，因此双卯是否在早期还有六方、八方的形制，目前不大能确定。
如果双卯的原初内涵为于端午节日时辟邪，那么它在形制上的主要特征应当在两点：第一为以彩丝缠系，第二为双卯本身的材质。按《后汉书》，双卯的材质分别为白玉、黑犀和象牙，此外与居延汉简同出有木刚卯，可能为桃木。《宋书·礼志一》:“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攘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所谓“桃卯”，应指桃木刚卯之意。
《韩诗外传》说：“齐桓公出游，遇一丈夫，裒衣应步，带着桃殳。……桓公说其言，与之共载。来年正月，庶人皆佩。”这里的“桃殳”能够“庶人皆佩”，很可能就是桃卯或桃卯的前身，日常佩戴用以辟邪或正心。国人自古相信桃木有神力，《礼记·檀弓下》载:“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郑注曰:“为有凶邪之气在侧。桃，鬼所恶。”
前文提到，在双卯铭文中有“庶疫刚瘅，莫我敢当”，是否与山神或灵石崇拜有关？中国的山神、信仰源头极早，商周时已极流行。叶涛在《泰山石敢当源流考》中认为西汉时社会上出现了“泰山治鬼”说，汉代镇墓文中多出现“生属长安，死属大 （泰） 山”、“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太山”之语（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既然泰山神能治鬼，泰山石自然就能禁压不祥，进而推进到一切石类都可以驱除邪恶，因此西汉刘安《淮南万毕术》载:“丸石于宅四隅，则鬼能无殃也。”西汉史游《急就章》说“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敢当”三字连文的记载。虽然《急就章》只是为儿童写的启蒙读物，并不是意义连贯的文学作品，但其字句也不是毫无根据地拼凑出的，这说明在西汉时“石敢当”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敬奉山神或灵石的民俗，认为石可以抵挡一切厄运灾难。玉为石之美者，神力当然更强。
白玉、黑犀、白象、桃木，都可以用来制作双卯。黑犀和白象都是珍贵且强大的巨兽，以其齿牙为器，应为借其神力之意，桃木可辟邪驱鬼，这四种材料都有辟邪通灵之能，很适合用来制作镇煞的法器。
再次，汉代刚卯和严卯的佩戴方式，一般认为将刚卯和严卯组成如下图所示（引自黄诚《浅谈东汉压胜佩》）。
曾侯乙墓出土的殳，以木杆为芯，外贴竹片，再以丝线、革带或藤皮缠绕髹漆。双卯被称为“灵殳”，则其形制应当与作为兵器、仪仗器的殳有所相似，外部以丝线缠绕包裹。更何况从其最初的制作目的来看，它本以彩丝驱邪，如果用彩丝通体缠绕则更能体现神力。因此起码在最初阶段，刚卯是通体以彩色丝线缠绕的，仅凭表面看不出其内部的材质，也正因为如此，刚卯仅仅刻划铭文，而没有任何附加的纹饰。一是因为刚卯的铭文刻写需要在特定的时日内完成，时间紧张，二则在丝线包裹下，难以看出纹饰多少，何劳费心。
考虑到出土材料和文献材料均很有限，是否如黄诚所说，双卯在民间和礼制组佩中有不同的佩戴方式，目前还难以定论。
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四）结语我们再回到《穆斯林的葬礼》。就会发现韩子奇对刚卯的介绍还算准确：
“（刚卯）是古人挂在革带上的一种护符，通常用玉、金或者核桃制成，中间有孔，可以穿线悬挂。因为制于正月卯日，所以称为‘刚卯’。刚卯最早出现大约在西汉后期，王莽篡朝时禁止使用，东汉时又恢复了，但时间不长，东汉之后又被废除，就再也没有了。所以，现今流传世上的刚卯，如果不是赝品，必是汉代的无疑。”
就汉代刚卯本身而言，它的佩戴目的是辟邪镇煞，它的佩戴时间大约为“恶月”五月，尤其是端午节前后，它的佩戴方式很可能是系于臂，但随着双卯形成国家定制，其彩丝的缠绕和佩戴方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它的核心特征其实在于三点：第一，它的功能是辟邪，第二，以彩色丝线缠绕，第二，横截面为方形（多为四方），类殳。那志良因为铭文否定了某件木刚卯，但符咒、祝祷文并不需要一成不变，为不同场合、不同目的更改祝祷内容是非常正常的。
在将来，应当会有越来越多的刚卯出土。随着材料的增加，刚卯是否为端午节日所用、是否有其他形制、佩戴方式如何，才能真正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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