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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16日10时，原贵州省计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董事长、年已63岁的阎健宏，被执行死刑。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省委书记夫人。
“贵州第一夫人”很霸道
1988年12月，阎健宏的丈夫刘正威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阎健宏就从河南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本考虑安排她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一类部门任职，阎健宏一听去向就翻了脸：“你们想把我安排到那样的地方去，是什么用心？告诉你们，我阎健宏16岁参加革命，不是好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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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健宏提出，或者到省委组织部，或者到省计委。后来，其夫安排她到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阎健宏自恃“贵州第一夫人”，所以，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比主任还主任”——阎健宏去外地时，主任在家主持工作；阎健宏一回来，主任便下基层、去外地，或者干脆“休病假”。
阎健宏初至贵州，即有人直言相劝：还是安排到不掌管钱财实权的部门为好。但刘正威不听，反而出马游说，最后如愿以偿。贵信公司成立时，他又安排阎健宏当董事长，知情者无不摇头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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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笔硬塞省长手里让批条
阎健宏有恃无恐，“恃”的就是她的省委书记丈夫。1992年，贵州省政府接待处、省外办、省旅游局等单位要合建办公楼。而阎健宏与儿子刘博也看上了这块地方，要与外商一道同有关部门建娱乐城，省里几个部门都不同意。阎健宏找到省里有关领导，硬是把地要了下来，将正在修建中的办公楼改建成贵州丽晶游乐公司。公司开业两个月，由于经营亏损，阎健宏决定让儿子退出股份，加价转卖，于是找省里领导批准，使其儿子获利45万元。
1993年初，车皮供应紧张，一节车皮可以卖到2000元。当时省里正开会，阎健宏拿着一份车皮计划的报告找到休息室，当着丈夫的面，非让省长给批50节车皮。因为不符合审批条件，省长很为难。阎健宏干脆把报告递到省长的鼻子底下，把钢笔硬塞到省长手里，弄得省长不得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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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纪手段高明
1993年2月以来，数封举报信接连寄到中纪委，被举报者正是阎健宏。中纪委领导同志要求办案人员，要一查到底。阎健宏立即着手进行反调查。她开始启动关系网，保护自己。不断有人给中央写信，为阎健宏评功摆好。阎健宏还四处探风，召集心腹亲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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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将贵州丽晶游乐公司的问题作为重点，打开缺口。而在丽晶公司中的问题上，阎健宏和她的大儿子刘博一开始就做了许多手脚。为掩人耳目，阎健宏始终不让刘博抛头露面，刘博在董事会中的名字用化名“艺民”出现。至于刘博入股、退股，在账目上更是做得天衣无缝，全部由阎健宏亲自操纵，真正知道内情的人极少。调查组分兵几路，最终查实了阎健宏在丽晶公司中的问题。
9月7日，中纪委常委会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认为阎健宏违纪问题严重，决定对其免职，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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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子儿媳送到了美国
阎健宏将两个儿子和儿媳都送到了美国，并且公开表示，自己将来也要去美国生活，党籍、公职、国籍都可以不要。而自己即将离休，她抓住一切机会敛财。
1992年7月，阎健宏同丈夫一道参加了昆明召开的“五省七方”协调会。在丈夫的鼎力相助下，她找到云南省领导批烟。拿到批条后，她让同伙到玉溪卷烟厂搞到1000条红塔山香烟供应指标，并就地将指标倒手转卖，阎健宏分得40万元。
她把贵信公司当作自己的金库，贪污、挪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阎健宏一案进行公开审理查明：阎健宏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人民币，个人挪用公款200。64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此外，以权谋私为其子刘博非法获利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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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3日，贵州高院对阎健宏案作出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身为正厅级干部的阎健宏成为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干部。（摘编自《党的生活》《党史博览》《中国青年》）
小资料
刘正威，1987年6月后，任贵州省委副书记、书记，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7月至1994年9月，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部长级）。2012年7月9日，在北京病逝。
相关阅读：改革开放第一个因贪污被枪毙的县委书记是谁？
曾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出生于天津市蓟县的王仲1949年参军，同年入党。1976年任广东省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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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同港澳的联系日益频繁，从港澳回乡探亲和申请去港澳的人也越来越多。1979年秋，当地一位广播员，给王家送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因此他赴港探亲报告提早获批；不久，海丰县教师送给王仲一台彩电和收录机，该教师一家5口去港的要求亦顺利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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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吞缉私物资影响恶劣
尝到甜头后，王仲的胆子越来越大。此后他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然后转手卖出。当时，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他到处“视察”堆放私货的现场，钻入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把大量缉私物资攫为己有。
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王仲的不法行为在海丰县影响恶劣：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被腐蚀，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瘫痪，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甚至有人讥讽地将海丰喻为“远东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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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亲自过问杀一儆百
对此，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上级机关也派人调查。1980年3月中旬，王仲的罪行败露。此案的处理受到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
有人说，王仲是老同志，曾为党作出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处理。但陈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到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惩处，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及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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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中国外逃级别最高官员：曾任省委书记
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20多年来，外逃官员在任职部门、级别、目的地及出逃方式等方面，都呈现什么样的规律和趋势?新京报记者就此梳理了从1992年至2012年公开报道的54名贪腐人员外逃案例。
记者发现，20年来中国出逃官员最高级别至省部级，案件多发区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部分官员已经“裸官”，出逃前妻儿甚至亲戚都已定居国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追逃网络逐步铺开，贪官外逃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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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管经济涉案金额动辄数亿
在记者整理的50起案件涉及的54名外逃贪腐人员中，在政府部门任职者有26人，除了2名从事金融业务的普通公务员外，其余均为各级别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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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案例中，除了政府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以外，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烟草、公安和与经济建设相关的领域，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上海市核电办原主任杨忠万，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主任、党组书记宋市合等。
54人中，在国企工作者有13人，全部曾经在所属单位担任高层领导职务。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中任职者有15人，其中7人为基层工作人员。
在涉案金额方面，除个别贪官涉案金额不详外，涉案金额过亿的有10人。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大型国企官员的涉案金额更多。
在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广东开平支行案中，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同时失踪外逃，他们共挪用公款4.82亿美元;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2004年出逃加拿大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涉案金额达到9.4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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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高省部级级别有降低趋势
在上述外逃人员中，级别最高者是曾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的高严。
高严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历任吉林委副书记、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2002年，高严在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期间神秘失踪，后确定其畏罪逃往国外。高严涉案金额没有明确报道。电力系统纪检部门内部通报中对高严腐败案的定性是“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
在54名外逃贪腐人员中，厅局级干部(包含副厅、副局级)达18人，其他人均为处级及其以下级别。一部分人并无官位，但是能够接触到金融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外逃官员的级别有从高向低的趋势，54人中从2010年至今出逃海外的政府官员有5人，只有一名副厅级干部。同时，一些“冷衙门”的官员也开始外逃，如2010年出逃的广州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刘荣福。有专家就此认为，与高层官员相比，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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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逃国家 美国最多
外逃的贪官，都逃往哪里?
央行反洗钱检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指出，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到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此外，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新京报梳理的54名外逃贪腐人员，同样呈现出以上规律。低级别的涉案人员基本都逃到周边国家，甚至有人躲到缅甸深山中。对于外逃的官员来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成员国是他们落脚的主要国家，其中美国最多。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表示，外逃人员多选择发达国家，除为过安逸的生活外，也是考虑到这些国家会以“人权保护”为由拒绝中国的一些遣返请求。
据了解，2002年外逃美国的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就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带去的一些资料，顺利在美国申请“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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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有多个护照 假身份出逃
按照规定，官员职位越高，出国审批手续越严格，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因公、因私护照都要求上交。但是，在外逃案例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因私护照不上交，甚至“一人多证”，同时拥有几个身份证件和护照，利用“假身份”外逃的情况并不少见。
外逃海外的中国最高级别官员高严，据称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2003年携女儿和女婿出逃美国时，早就拥有美国绿卡，但卡上姓名并非她真名;而外逃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当年手拿瑙鲁国护照飞往新加坡。
一位主要负责商务考察，与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多有接触的旅行社老板表示，曾经有人拿着两本护照，来找他们办出国签证。除了照片一样，其他的什么都不一样。
“就跟"房姐"一样有几套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也是从正规渠道获得。”
另外，通过出国考察之机外逃，也是贪官们惯用的手段。原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2008年随考察团赴法，结束访问回国前夕突然声称“腰突”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此后一直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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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官员外逃前已是“裸官”
“一些官员外逃之前会有蛛丝马迹，特别是财产转移方面。”黄风说，大部分贪官涉案金额巨大，不可能在外逃时携带全部现金出境，多数在前期策划时将资金转移海外。
央行《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列举了腐败分子资产转移的办法，包括利用地下钱庄转移;企业管理层与境外公司通过“高进低出”或者“应收账款”等方式，将国内企业的资产掏空，转移企业资产;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等。
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出逃前利用关系在境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2001年5月，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
央行报告还指出：“近年破获的贪腐大案显示，通过在海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成为贪污腐败分子转移资金的新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特定关系人的司法解释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实际上，很多外逃贪官在出逃前，已经是“裸官”，有些官员甚至在位时就已经获得了别国的永居身份。
如2002年外逃美国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出逃之前妻女早已定居美国。2004年出逃澳大利亚的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童言白，妻儿也早已移民澳大利亚。
“在技术层面上来讲，这并非不可行。”受访的旅行社老板表示，有些政府官员兼任企业顾问和董事会成员，不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去做移民申请，或者由妻子等直系亲属做主申请人，自己做副申请人，只需要提供一些相对简单的材料，移民国主要调查主申请人，对副申请人调查得不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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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逃网络 越收越紧
去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透露，5年多来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但是，到底有多少贪官外逃，还没有具体数据。
“贪饱就跑，跑了就了”，很多人都用这句话来形容外逃贪官。随着中国近年来追逃之网越收越紧，这种情况将有所改善。
目前，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这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打击跨国腐败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报道，截至去年5月，中国已经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其中发达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葡萄牙、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另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虽然中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国之间还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但是双方有一定的司法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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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关注的开平银行贪污案是一个成功的尝试。经过中美执法机构的合作，2001年开平银行贪污案的主犯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被美国法院判处了诈骗、洗钱、跨国转运盗窃钱款、伪造护照和签证等罪名，其中余振东自愿同意被遣返回国受审。
黄风曾经作为原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高级顾问参与了余振东案司法协助的全过程。他说，贪官外逃基本上不存在找不到人的情况，是否能够实现司法协作，主要看是否具备相关的条件。
“总的来讲，近年来我国追捕外逃贪官的力度在不断加强。”黄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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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那些外逃的贪官们
蓝甫
●厦门市原副市长
外逃时间1999年
●涉案金额：
受贿505.7万元
●路线：中国-澳大利亚
2000年1月21日归案
李化学
●北京城乡(600861,股吧)建设集团原副总经理
外逃时间2000年1月
●金额：
贪污受贿1333万元
●路线：中国—中国香港—新西兰。
2000年归案
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前后三任)
●外逃时间：2001年
●涉案金额：
挪用公款4.82亿美元
●路线：2001年，中国-中国香港-加拿大-美国。
2004年4月16日余振东归案
卢万里
●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
●外逃时间：2002年
●涉案金额：
受贿2000余万元，有2600余万元巨额资产来源不明
●路线：中国-中国香港-斐济
2004年4月16日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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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
●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外逃时间：2002年
●涉案金额：
赃款预计过亿。
●路线：中国—中国香港—美国
2007年在美国死于癌症
杨秀珠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涉案金额：
2.532亿元
●外逃时间：2003年
●路线：中国-新加坡-美国
在逃
高山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
●涉案金额：9.426亿元
●外逃时间：2004年
●路线：中国-加拿大
2012年8月回国自首
胡星
●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
●涉案金额：
受贿人民币2905万元、港币1100万元以及住房等。
●外逃时间：2007年
●路线：中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伦敦(被拒绝入境)-中国香港(被拒绝入港)-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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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揭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7个功高大贪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1月，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成立。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从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调来，担任了地委书记和专员。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他们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他们个人的天下，宣扬天津地区的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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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 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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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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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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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它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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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
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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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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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
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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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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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
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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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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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导语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1932年5月9日中央苏区政府打响了惩治腐败的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陞。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严惩腐败行为。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通病，也是难以根治的顽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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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易发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毛泽东特别重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法纪处分相结合，并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他重视“教养”先行、防微杜渐，通过党校、苏维埃学校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树立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为苏维埃奋斗的思想，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政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抗腐拒变的能力。另一方面，把惩治腐败和犯罪纳入法制轨道，制定并领导执行了相关法律措施。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可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玩忽职责，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损失，轻者重罚，重者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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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颁布法律法规外，还通过依法严惩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有效地锤炼了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纯洁了苏维埃政府的队伍。譬如，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1932年5月9日打响了惩腐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陞。此后，无论是侵吞各种款项34项共折合大洋2000余元（浪费未算入）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判枪决并没收其本人财产），还是贪污公款246.7元、携款潜逃企图投敌的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判枪决），等等，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惩处。据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仅在1934年初的两个多月里，在中央一级的反贪污检举中，“查出贪污公款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金戒指四个……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3月27日，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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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加强监督警示。
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同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监督警示，毛泽东和苏区领导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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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制度。其一，选举制度。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表会议制度，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这就保证了苏维埃政权是切实代表广大民众的政权。其二，组织制度。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签署了《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组织法令，通过领导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提高了苏区政府工作队伍的纯洁性和组织纪律性，防止投机分子钻空子。其三，监察制度。毛泽东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监察制度和工作守则，为监督行为提供制度保障，成为遏制腐败的“克星”。其四，财经制度。毛泽东还领导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在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和经济民主制，统一财政，加强管理。以上四方面制度和措施构成了卓有成效的监督防范制度体系，并在践行中不断健全完善，大大加强了对干部的监督警示和教育，有效提高了干部的自律性，成效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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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设置机构。毛泽东等人非常重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等监督机构，他领导建立了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地方各级检察部和各级检举委员会等组成的专门的监察司法系统，检查部（科）之下设控告局，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群众可以通过控告局等途径和载体对不良现象进行检举控告。除正式监察系统外，还辅以可由很多工农群众参加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构建的“群众性”检举监督系统。这两套系统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对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毫不掩饰的监督、检举、揭露和批判，使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及时得到发现、清查和遏制。
最后，注重舆论引导。毛泽东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具的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它辟有“工农通讯”、“来件”、“专载”等专栏，大量刊登群众来信来稿，经常发表旗帜鲜明的社论。从1932年3月9日起，开辟了为监督检举工作而设置的专登批评稿的“突击队”栏目，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中出现的大小腐败分子和各种腐败现象。从1933年1月7日起，又增设了广泛宣传苏区干部群众克己奉公等各种光荣事迹、专登表扬稿的“红板”栏目。通过批评和表扬两种截然相反的宣传方式，达到鲜明的舆论导向。据统计，当时中央苏区主要有《红色中华》、《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青年实话》（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等312种报刊。它们构建出良性舆论氛围，切实发挥出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成为当时对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和监督警示、反腐倡廉、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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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苏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干部鲜明的廉洁奉公作风和廉洁政府。正如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所指出我们可以夸耀地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不仅对于加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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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资料图)
一、死不留灰 中国历史第一人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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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资料图)
揭秘周恩来“无墓无碑”所为何?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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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邓颖超(资料图)
二：总理为何“生而无后”?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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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邓颖超(资料图)
却要为烈士存孤续后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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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邓颖超(资料图)
邓颖超为何放弃生儿育女?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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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而不显”?做最平民化总理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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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西装照(资料图)
出国访问 机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头”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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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伏案疾书(资料图)
周恩来一生不回故乡之谜：平生最恨“衣锦还乡”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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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吃饭狼吞虎咽为省时间工作(资料图)
四、周总理“党而不私” 拖病体看望康生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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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周恩来和朱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资料图)
他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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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周恩来(资料图)
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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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周恩来(资料图)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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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十年风雨苦撑危局(资料图)
五、周总理一生“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临终仍佩徽章“为人民服务” 工作量党内之最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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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面对严峻的形势，力挽狂澜，竭尽全力维系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运转。(资料图)
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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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中的周恩来总理(资料图)
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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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全国四届人大会议上作报告的周恩来(资料图)
六、周总理为何“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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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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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资料图)
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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