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兄弟姐妹
在1963～1967年溥仪和他的兄弟姐妹联系一直十分频繁，兄弟姐妹经常去看望他。从他第一次被弟妹喊“大哥”到最后在兄弟姐妹的照顾中安享晚年，这一切发生了巨大改变。
帝王兄弟姐妹情
17岁溥仪于大婚前
有着不同寻常的地方，皇帝和兄弟姐妹之间不仅仅是亲情关系，更是君臣关系，在君臣关系下的亲情往往受到诸多等级的限制，甚至被湮没。
然而，从第一次见面亲兄妹行君臣大礼到最后昔日的皇帝被人第一次喊“大哥”，四个“第一次”的历史变迁，让人们清楚的看到：随着时代的更替，帝王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而又巨大的变化。
2006年7月31日，本刊记者有幸拜访末代皇帝惟一健在的“皇弟”——爱新觉罗·溥任，老先生今年88岁高龄，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由于年岁已高，双耳失聪，记者不能和老先生长聊，只能用写字板沟通只言片语。有关溥任先生个人以及他家族的一些情况，记者更多的是从溥任老先生的朋友李辉那儿获悉。
溥仪坐在乾清宫宝座上
第一次见面：亲兄妹行君臣大礼
溥仪和他的兄弟姐妹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17年。那年溥仪才11岁。
皇宫里面出生的小孩不像今天出生的小孩，兄弟姐妹同吃同住，亲密无间。皇子出生之后，母亲并不亲自抚养，而是有人专门负责，一般会有看妈、奶妈、水妈、小丫头等40多人组成的小组负责皇子的衣食起居。
历史记载，1917年，根据太妃们的决定，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开始进宫“会亲”，全府上下做了若干套新衣服，各色佳肴美酒摆了一里地。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介绍，故宫会亲那天，溥仪的二弟溥杰和大妹也跟着进宫来陪溥仪玩了几天。《我的前半生》对此有一段比较精彩的描写：
他们第一次来的那天，开头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兴。我和太监们玩过，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我们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越玩越高兴，二弟和大妹也忘掉了拘束。后来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们就爬到炕上来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
他还是便笑。
“说，说！”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
“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
说着，他抬手做了一个持胡子的动作。谁知这个动作给他惹了祸，因为我一眼看见他的袖口里的衣里，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我立刻沉下脸来：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溥杰忙垂手在一边。大妹溜到他身边，吓得快哭出来了。我还没完：“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在“嗻嗻声”中，溥仪与兄弟溥杰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帝王家族的兄妹情不同于常人。溥仪和溥杰，一方面他们是亲兄弟，另一方面他们更是君臣关系，在君臣关系下的亲情往往受到诸多等级的限制。《我的前半生》这段描写让人清楚地看到什么叫做‘等级森严’”，李辉告诉记者，“自从那次会亲之后，就再没有这么大型的会亲活动了，之后他们兄弟姐妹就各自在属于自己的小家庭里生活。”
婉容与溥仪合影
1945年抗战结束：成年后的第一次分离
1911年12月6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位，退归王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率宣统皇帝退位，至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绵延268年的大清帝国结束。
对于那段历史，已经失聪的溥任先生似乎还记忆忧新。溥任先生告诉记者：“我记得1931年，日本把东北占领了，之后报上也登着，恭王府的溥伟打算上东北去。溥仪说，‘溥伟都上东北了’。我父亲跟溥仪说，他(溥伟)也是做皇帝梦，他要闹由他闹去，咱们不要管他。溥仪当时就不太高兴。溥仪说不愿谈就不谈了。后来溥仪对父亲说，现在时局不太好，今晚别走住我这里得了，父亲答应了跟他住。到了夜里听到枪响，我父亲问怎么回事，他要找溥仪，佣人说溥仪睡觉了，明儿再说。第二天中午，佣人拿来了一封信，是溥仪写给我父亲的，信中大致说他到东北去了，让我父亲一切放心。我父亲一着急说，坏了，这是让日本人给弄走了。这样，我父亲就病了，从此不能走路。”
“父亲可以自己去看望‘皇帝’儿子，这在等级森严的清朝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历史颇有研究的李辉看到了微妙的变化。
溥仪兄弟姐妹一共11个，为两个母亲所生。其中有两个夭折，所以最后剩下9个。溥仪去东北之后，二妹、三妹、四妹、五妹也跟着去了东北，“而载沣对溥仪所为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坚持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溥仪六妹)、韫欢(溥仪七妹)留在身边不放。”李辉告诉记者。
溥仪到东北之后，建立伪满洲国，在伪满洲国当了11年皇帝。
“9·18”以后，溥任曾陪同父亲以私人身份去过一次东北，看溥仪和溥杰。亲眼看见他们处处受制于日本人和任凭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样子，载沣很痛心。后来载沣装病不吃东西，溥仪怕出事，只得让他们回北京。
这段历史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李辉笑着告诉记者：“醇亲王装病了连日不能进食其中是有玄机的，那就是溥任每天暗地里拿饼干给父亲吃。因此，他们父子和两个最小的妹妹，才得以逃离了日本人的魔爪。一个16岁的少年，在面临重大危机时，能不动声色地配合父亲，是多么稳重啊。”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溥仪、溥杰，溥仪的三妹夫、五妹夫和3个侄子被带到苏联改造，从这时起，溥仪的兄弟姐妹们开始了成年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在醇王府内的溥仪与溥杰
分离后第一次见面：溥仪万分震惊
溥仪、溥杰在看守所里与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从1955年夏天就开始了。1956年3月10日，看守所通知溥仪、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3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在那里他们出乎意料地见到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象走进了梦境。我亲眼看到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做了俘虏之后，曾担心过这些妹妹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几个妹夫不是伪满的军官，就是伪政权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两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被汉奸头子的哥哥牵累上呢？我心里也没有底。这类的顾虑是同犯们共有的，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
事实证明溥仪的顾虑完全是多余。溥仪的弟弟和妹妹同别人一样有就业机会。当时溥仪的四弟也就是溥任先生于1947年利用后海府里的空房子，办了个竞业小学，是私立的，靠变卖家里的东西维持。载沣是董事长，溥任是校长，老师不来他就代课，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最多时有200多个学生。七妹是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自学缝纫，做了缝纫工人，三妹是个社会活动家，被街道邻居们选做治安保卫委员。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有这样的描述：
尽管她们(溥仪的妹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绪总是满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现在，我看到了她们，听着她们和自己的丈夫谈起别后经过，使我联想起了过去。我还记得五妹夫老万睁着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更令我们这位学委会主任(五妹丈夫)惊异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只应该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而现在，她拿起了剪刀，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溥仪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当时没有财产，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经过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1949年才回到北京。
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邻居们的信任，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在我可是不小的惊异。她(三妹)过去的生活比五妹还要“娇贵”，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娇，每逢听说我送了别人东西，总要向我打听，讨“赏”，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我从前是什么？是个摆设！”
从前，她虽然有着一定文化水平，名义上是个“贵”妇，而实际上生活是空虚的，贫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着的时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诉我，她回信说：“我现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烫衣服，老仆在窗外浇花，小狗瞪着眼珠蹲着，看着一匣糖果……实在没有词儿了。”现在，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丰富了思想，当邻居那样殷切地等她读报时，她才觉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义。
在溥仪会见亲属的第二天，溥仪又收到了二妹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
“此时，溥仪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李辉告诉记者，“这次会见亲属给溥仪的震惊不小，他已经清清楚楚看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兄弟姐妹们现在过着和常人一样的幸福美满的生活。”
第一次被弟妹喊“大哥”
1959年9月14日，国庆10周年前夕，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9月13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名单的第一名就是伪满“皇帝”溥仪。
1959年12月9日，溥仪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是溥仪别离了35年的故乡。在北京站站台上，溥仪看见了3年多不见的五妹和20多年不见的四弟。溥仪和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并听到叫喊“大哥”的声音。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对溥仪叫过的称呼。溥仪从这一声称呼中，感到了自己家族开始了新的生命。
当时四弟溥任帮溥仪提着唯一的行李——一只黑皮箱，五妹和老万走在溥仪两旁，他们一起走出站台。
溥仪回来之后去看了二妹，这时她已办起了街道托儿所，据现任邮电部门工程师的二妹夫说，二妹现在忙得连头晕的老病也没有了。三妹夫妇，四妹、六妹夫妇，七妹夫妇，溥仪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妇在区政协正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
回到家里没多久，溥仪就要求溥杰与嵯峨浩离婚。溥杰苦不堪言。
据李辉回忆，1961年2月13日，正是春节前的腊月廿八，周总理、邓大姐请爱新觉罗一家到中南海西花厅吃团圆饺子。周总理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你们一起来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他的夫人回来一家团聚呢？
当时，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一时冷场。周总理请溥仪先说。他不同意嵯峨浩回来，认为这桩日本军国主义包办的政治婚姻，随着日本战败早该解体，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溥仪当过皇上，他的话一锤定音，又冷了场。
周总理转问溥任，“还是四弟说说吧。”溥任态度鲜明：“我欢迎嫂子回来和二哥团聚。他们夫妻是有感情的。我们不应该拆散这一对有感情的夫妻。至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大家可以帮助嫂子思想进步。”紧接着七妹韫欢发言，说夫妻团圆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嫂子回来。她生活不适应，我们大家帮助她，她的思想也会进步的。这下气氛活跃了，家里人都赞成嵯峨浩回来，连年迈的载涛也表了态。周总理、邓大姐很高兴，当晚嘱咐溥杰写信请嵯峨浩回国团聚。这次会见从下午4时半直到晚上8时半。
一个在旧中国破碎的家族，在新中国破镜重圆。
溥仪晚年和他的兄弟姐妹联系十分频繁，经常一起吃饭，看京剧，一直到他发现尿血住院，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经常去医院看望他，“溥仪晚年和任何一个寻常老人的生活一样，享受着亲情的照顾，这与皇帝时代的生活比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李辉对记者说，并且告诉记者：“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在1996年天津出版社出版的《溥仪日记》中得到印证。”
《溥仪日记》中这样写道：
(1963年)12月19日 星期四
下午，自习“二十五条”文章。
应三妹韫颖约，看东城区政协主办京剧。
(1965年)5月16日 星期四
早，我买牛奶时打电话给溥杰，告以我和贤有病，不去了(溥杰做寿)。杰不快的答，今天他还来看我，并带来食品。我说，不必带食物了……我又给二妹韫和打电话，让有时间来看。
5月31日 星期一
住院第6天。
下午，二妹韫和携三秀来看(三秀带来桔子水)。申伯纯副秘书长、沈德纯副主委来看。溥杰二弟来看。
7月7日 星期五
晚，到福绥境公社医院检查尿常规。
晚，四弟溥任来，并带来院中之杏。
记者在翻阅《溥仪日记》中发现1963～1967年溥仪和他的兄弟姐妹联系一直十分频繁，兄弟姐妹经常去看望他。从他第一次被弟妹喊“大哥”到最后在兄弟姐妹的照顾中安享晚年，这一切已发生了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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