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的权妃是怎死的?关于明成祖朱棣，他创造的永乐盛世、靖难之役带来的苦难为大家所知，却少有人知他的一场跨国之恋。
朱棣权妃是北韩国家工曹典书权永钧的女儿，名门望族的闺秀，书香世家的千金，出落得自然是兰心慧质，知书达理。加上她容貌秀丽，风姿绰约，少女时代就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从元朝开始北韩就被迫向中国朝廷进献美女，明初仍是如此，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的后宫中就有不少北韩妃嫔，成祖朱棣便是北韩人硕妃所生的朱门之后。也许是有一半北韩血统的缘故，也许是希望从北韩美女的身上找到自己年幼时死去的母亲的影子。总之，成祖在登基以后，不断地下诏派人到北韩选秀女入宫，权妃便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中国的宫廷。
公元1408年，也就是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北韩，赏赐北韩国王作为对北韩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同时要求北韩广选美女，晋献北京，以充后宫，于是北韩国王下令禁止婚姻嫁娶，大选美女，以备进献。
北韩王廷分遣各道巡察司加大选拔力度，如有姿色，一律选送上来，通过这一强制手段，总算选出了一批美貌秀女。从中挑选中五名，第一个便是权妃，当时十八18岁;其它是：仁宇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任氏，十七岁;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李氏，十七岁;护军吕贵真之女吕氏，十六岁;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崔氏，只有十四岁。
她们连同十二名侍女、十二名厨师一起被送往数千里之外异国都城，离开家乡时，被选淑女的父母、亲戚哭声载道。这五位北韩淑女入宫后，权妃被册立为贤妃、任氏为顺妃、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
在明宫中的这五位北韩妃嫔中，权妃最为成祖朱棣宠爱，成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便被她出奇的清丽文雅所吸引。成祖问她有何特长，权妃拿出随身携带的玉猫吹奏起来，猫声悠扬窈渺，听得成祖如痴如醉，于是把权妃选拔在众妃之上。因当时掌管后宫的徐妃已经去世，成祖便让权妃接管后宫之事。
权妃聪慧美丽、优雅迷人，每当成祖忙完朝政，拖着疲倦的身子，走进权妃宫中，权妃美妙的猫声宛如一缕和煦的春风将成祖的疲劳吹得无影无踪。自从权妃走进明朝的皇宫之后，果敢、刚毅、男子气十足的成祖就一直深爱着这位柔顺、温宛、妙不可言的北韩女子，权妃不仅宠冠后宫，而且很少离开成祖身边。
公元1410年，也就是永乐八年十月，权妃随侍成祖北征蒙古，明军获得第一场胜利后，权妃的美妙猫声一时传遍千里草原。这次北征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告终，于是成祖率军班师回朝，权妃随成祖返回京师，走到山东临城时，突然不幸身得重病，最后不治身亡，这一年权妃二十二岁。
成祖顿失爱妃，一时不免伤痛，后来竟然伤痛成疾，成祖就地将她葬在山东峄县的土地上，并下诏当地官府出役看守坟茔。权妃死后，成祖不仅对她的家人非常厚待，而且对她的音容笑貌刻骨铭心，在一次见到权妃的家人时，竟然悲痛得泪流满面，一时说不出话来。
权妃猝死，死因可疑，宫中谣传权妃是被毒死的，因此竟酿成后宫一起大冤案，被无辜杀害的妃嫔、宫女无数，这可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最早版本。成祖朱棣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成祖对权妃的十分宠爱和无限思念之情。由于明成祖朱棣因发动靖难之役和滥杀无辜之事，也使他的累累功绩多少年来一直被淹没在一片漫天的指责声中。
残忍!明成祖每夜令20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妇人
明朝皇帝的胎记
就一般情况而言，哪个地方出了个人物，比如高官或名人，这地方的人大抵都会感到自豪;要是一不小心出了个皇帝，那就更是无比的荣耀。安徽凤阳出了个朱元璋，这位凤阳老乡和他的子孙后代统治中国长达两百七十六年之久，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凤阳老乡不但没有一星半点的自豪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与愤懑。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以前，听唱花鼓的安徽人唱起这支辛酸的歌谣时，就已有以上的不解之处。直到后来，当我走进尘封的明史，走近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时，才发现这并非没有原因的空穴来风。翻读厚达数百卷的《明史》，就像鲁迅 读史读出的是吃人二字一样，我读出的则是：残忍。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按张敞的说法是：“在参加红巾军以前，如果有谁说太平乡的朱元璋能大富大贵，一定会被人们包括朱元璋自己当做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时势造英雄，这个凤阳县的青年农民大概敏锐地洞察到了天下即将大乱，很快就要改朝换代的迹象，于是他以农民的狡黠和投机加入了风起云涌的起义队伍。在革命队伍里，朱元璋很快显示出他潜在的能力，并依凭其才能，一步步从下级军官当到高级军官，直到被拥立为威震一方的吴王，再剪灭群雄，定都南京，成为三百年王朝的开创者。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每个新王朝的建立，总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为前提的，而推翻的过程中，除了万千黎民死于非命外，总要成就一批开国功臣。只是，这些开国功臣的命运大抵不会太好。原因在于，建立了不世之基业的开国之君不论是为子孙计还是为天下计，总是容不下这些功高震主的大功臣。因此，一个王朝的江山一旦坐稳之后，下一个该收拾的人就是这些居功自傲或不居自傲的功臣了——从吴王杀伍子胥到吕后杀韩信，一部二十四史永远被这种宿命式的革命战友在革命成功后的大屠杀染得血腥味儿十足。
宋太祖曾在一个中秋之夜和他的功臣们痛饮时哀叹不已，功臣们问其故。宋太祖说，从前我担心做不了皇帝，现在做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功臣们再问其故，宋太祖幽幽地说：假使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行吗?功臣们惶恐万状，宋太祖于是抛出了如意算盘：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多置良田美宅，君臣无猜，快乐一生。这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显然是功臣们最美好的下场了。以至宋人的小说中也总爱说咱大宋朝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诛功臣。
但如同宋太祖这样顾念旧情的君王委实不多。中国历朝历代诛杀功臣最为彻底的，当推西汉和大明。一个非常巧合的事实是：这两个朝代诛杀功臣的最高决策者——刘邦和朱元璋，都出身于底层。
这就让人忍不住要去推测，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底层出身的最高领袖，是不是出于人性方面的某些原因，而不仅仅是政治考虑，才干出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呢?刘邦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涉猎之内，姑且不表。但是朱元璋，这个做过乞丐也做过小和尚的安徽农民，显然存在着许多人性的弱点。而且，这些弱点就像某种胎记一样，一直遗传到他的子子孙孙身上。因此，明朝的皇帝们几乎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残忍、阴暗和恶毒。
大臣上朝前先要与妻子诀别
如前所述，朱元璋出身贫寒，古人说过英雄不问出身，这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且朱元璋继位之初对自己的出身也并不感到耻辱或难为情。《皇明纪略》中说：“太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则曰朕本淮右布衣。”但皇帝宝座坐热了大约不免使人头脑发昏，朱元璋开始变得敏感多疑，既怀疑那些出身较高的臣民们背地里嘲笑自己，更无端地觉得手下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这时一个个看上去好像都有另立中央的嫌疑。
按理，作为开国之君，应该有宽容和开阔的大气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然而朱元璋总是放心不下自己的江山，总要将那些有可能或者有能力的谋反者尽数诛杀才放心。因此朱元璋刻不容缓地动起手来，像削平一段树枝似的，将他看上去不那么顺眼的走狗和良弓统统消灭，无情打击，绝不手软。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猜测，这显然是他人性中的不自信所致：从一个青年农民、混饭和尚到天下一统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的人生角色转换得太过于富有戏剧性，也太突然了些。这就比如一个乞丐偶然间捡到了一枚金元宝，极大的喜悦外，就是疑惧别人会偷走它，抢走它。因而他总是顾虑重重，猜忌连连。最后，在这种近乎于神经变态的境况中裂变成嗜血的杀人狂。仿佛只有这样，他的江山才能安稳。本恶的人性，在嗜杀的过程中，肯定感觉到了莫名的快意。
吴晗在《明太祖》一书中说：“在他(指朱元璋——引者注)在位的三十一年中，根据他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首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三编所定算是最宽容的了。所记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到四犯，仍有三百六十四人。最优待的办法是暂赦死刑，仍回原职，戴斩罪办事。”
又说：“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相传明初的大臣，上朝之前，总是先要与妻子诀别，他们不知道这一出去是否还可以平安回来。晚上回到家，家里往往摆酒庆贺：总算又熬了一天。
廖永忠是朱元璋麾下最勇猛的大将，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时，朱元璋所乘的战船被围，情况万分紧急时，廖永忠冲上前奋勇救驾，立下大功，心怀感激的朱元璋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之。但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廖永忠终于还是被捏造了一个“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莫须有罪名赐死了。
朱亮祖虽是元朝旧将，但自归顺朱元璋以来，也是战功赫赫，先后平定过广东和四川等地，又镇守过北平，也于洪武十三年被朱元璋顺手找了个历史上屡试不爽的谋反的借口。朱元璋将其召至宫中，同去者还有朱亮祖的长子朱暹。朱一顿臭骂后，喝令卫士将朱亮祖父子拿下，当场鞭打致死。过了十年，朱元璋大概想起朱亮祖还有个次子留在世上，终究也是麻烦，便借口追究胡惟庸案，也把他砍了脑袋。
廖永忠、朱亮祖、周德兴、傅友德被杀后，相当于朱元璋之诸葛亮的刘伯温也被毒死。接着，徐达也惨遭毒手。吴晗在《明太祖》中说：“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小心谨慎，也逃不过。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最忌蒸鹅。病重时皇帝却赐蒸鹅，只好流着泪，对着使者吃了，不多日就死了。”这与派使者持毒酒鸩杀，已无二样，而更见朱元璋之阴损。徐达死后，朱元璋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帝为辍朝，临丧奄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反正人都死了，猫哭耗子除了假慈悲外，还带有某种恶作剧得逞的快感。
除了零星地屠杀功臣，朱元璋还制造了两起堪称杰作的集体大屠杀。一起是胡惟庸案。胡惟庸本系朱元璋的老乡，所谓淮西勋贵之一，相当于汉光武的云台二十八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突然宣布胡惟庸权力过大，权力过大就可能要谋反，而谋反是大逆不道的，既然大逆不道，自然只有死路一条。胡惟庸被赐死也罢，株连者更多达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名列开国功臣之列的二十二名公侯级显贵。朱元璋的亲家，也是元老级的李善长也在案中，朱元璋法外施仁，以功大不问。但时过十年，朱元璋还是放不下杀机，又穷究胡惟庸案，将李善长等一万五千余人处死。这时，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在朱元璋手下干了整整三十九年。要说他造反，不要说天下人不相信，恐怕朱元璋自己也不会相信。
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又炮制了蓝玉案。蓝玉本是常遇春部将，屡立战功，曾大破北元军队，俘虏过北元的侯王及公主、嫔妃等，朱元璋将他比做卫青、李靖。洪武二十六年，天下已然太平，是杀走狗的时候了。锦衣卫的一名中级军官离奇地指控蓝玉谋反，朱元璋对此不查不问，吩咐立即把蓝玉下狱，迅速地处以灭族，受牵连而死者二万余人。
杀了蓝玉，朱元璋下诏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早已不用再皇恩浩荡，尽赦罪人了，因为此时“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如果说朱元璋大杀功臣还可以用忌讳功臣们反叛来做说辞的话——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历代开国功臣，设若不是皇帝将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真没几个造反的——那么有时候他的杀人只能用人性的阴暗和对残忍的热爱来解释。
《明良记》中记载：“高皇帝(指朱元璋——引者注)尝欲食汤饼，光禄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诛戳。因言往时入一山寺中，僧进汤饼甚佳，今竟不能致。马后闻之，乃亲制数盘，极粗粝，以献帝，帝一时食尽，后问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时入山寺，乃当困乏时，食物觉美。今富有四海，锦衣玉食，餍饫之余，顾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寻山寺僧问法，乃以嫩鸡作粉搜面为之，使复命，尽戳寺僧。”
仅仅因为吃一汤饼，竟然就大动杀机，光禄寺负责伙食的人被杀了，山中的和尚也都被杀了。这种干法，就是春秋时那位厨子没把熊掌炖好而砍了厨子手的晋灵公也干不出来，却出自一位被正史赞为“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的有明君之称的帝王之手。面对他那一长串极尽歌颂的谥号“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真叫人不寒而栗。
比这更能看出朱元璋阴暗心理的还有更精彩的个案。据说朱的元配夫人马皇后的脚很大(想来也正常，朱元璋所娶之妻原本不过是凤阳一村姑嘛)，这本不是什么太丢人的事，可朱元璋大概由于出身寒门，因此特别在意别人的评论，以至发展到了神经质的疑神疑鬼的程度。《凤凰台纪事》中云：“元宵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见民间张一灯，灯上绘一大足妇人怀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充军。”
就像阿Q忌讳别人说他是秃头一样，朱元璋虽然在开国之初尚公开承认他出身低微，后来却对出身变得极为敏感。洪武二十九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本是对朱元璋的马屁之语，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朱元璋龙颜大怒，处死了这名倒霉的小官。按朱元璋的另类解读，“生”者，僧也，“光”者，指剃发也，“作则”则为做贼，是讽刺他年轻时既当过和尚，又做过小偷。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科学研究表明，一个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这话不假，朱元璋的残忍在他的子孙身上如同密码一样流传着。他的儿子永乐帝是在燕王位上通过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宝座的。这个皇帝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忍与阴损刻毒，和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遂开始报复性地迫害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怒，余下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之一切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律罚做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因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下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男人凌辱她们。史料上明明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所谓圣明之君，原来在如何更野蛮地处罚手无寸铁的妇女时也显得特别有创意：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苦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女孩子，就决定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终其明世，程朱理学为天下第一显学，操持理学的业儒们一向虚伪地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甚至探讨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援助她，是否也会有干名教之类的荒谬问题。这种思想一旦被官方承认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和时人的道德准则，人性必然趋向于隐忍、虚伪和做作;而人之恶则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的规导下，恶有可能被暂停，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样。理学对人之恶便如同是堵水，一旦大坝崩溃，带来的灾难将会更大。
整个大明近三百年间，这种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残忍一直不曾断绝过，它竟然如同传家宝一样在这个猥琐而歹毒的家族中流传。
大明以前，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克制，但到了大明，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没有了，连人格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除了屡次文字狱外，便是那发明于朱元璋的廷杖——当场脱了裤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这一处分方式原本始于东汉，得名于三国的东吴，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只是一种偶然采用的处罚，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这种刑罚，除了可以根据皇帝的意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能够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儒者，事情就是这样的荒唐。这就是历史，丝毫不给我们的想象和逻辑留一点面子。
如前所述，开国大将朱亮祖是被朱元璋处以廷杖并同其子一起当场活活打死的，算是这一新刑罚的首个受用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朱家皇帝一声拿下的喝令声中，台下那些文弱的大臣们就会被两旁如狼似虎的行刑人员拉下来，当众剥光了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狠命地打。最著名的廷杖事件发生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之争，恼羞成怒的嘉靖两次下令在宫门外痛打大臣，其中一次多达一百八十人，当场就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员被剥了裤子挨打，这大约要算中外史上绝无仅有的“趣事”。
到了朱明中后期，政治更加黑暗，皇帝更加无能，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便是利用血腥的特务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将这种铁幕政治发挥到了极点。而朱元璋在开国年间传下来的几十种耸人听闻的酷刑被前所未有地执行着和不断改进着：墨面文身(在受刑者身上刺字并用墨涂抹着色，毕生不会消失)、挑筋(斩断手筋或脚筋)、挑膝盖(用尖刀挑断膝关节)、剁指(砍掉指头)、断手、刖足(砍脚)、刷洗(用带有钢针的刷子在受刑者身上来回刷动)、称竿(用竹竿从受刑者肛门内刺进，直入肚腹)、阉割、凌迟(一刀一刀地割)……许多酷刑原本在离明代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文帝时就已废除了，这时却再次风光地登上历史舞台。
朱元璋晚年，大约杀人也杀得烦了，有些无奈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等他一命呜呼，他的子孙们相继继位，除了永乐帝在刑罚方面有些创新外，其他人虽继承了他残忍阴毒的衣钵，但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也没有了，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许就是如此吧。等到朱元璋的末代子孙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那些被他认为误国的各级官员时，大明的丧钟已经响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纪间的两百多年里，欧洲已顺利地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走进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人的尊严和个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法兰西的土地上传出天赋人权的黄钟大吕。而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无法直面的残忍和极度的专制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机器。等到大明将亡之时，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著名作品《原君》中，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与此相仿，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拉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宫廷是暴君的巢穴、淫荡的发源地、罪恶的温床，国王的历史就是国民的受难史。你们要革命，你们要自由，你们就必须砍下暴君的头颅。”
然而，当马拉在巴黎的议会大厅里如此慷慨陈词时，古老的东方远没有走出历史的黑暗，它正从大明的残忍跌进大清的残忍，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待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永乐大帝朱棣为何“活剐三千宫女”
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是明朝数一数二的暴君，比起老爹朱元璋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夷十族，送教坊，手段卑鄙
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
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也曾提到明成祖如何对付建文帝的旧臣:
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教坊，叫她们做****。
据《明史》记载，景清不但被灭族，而且“转相攀染”，到处牵连，所谓瓜蔓抄，结果整个村庄成了废墟。进入教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送到****。教坊是国营的****，可不是人待的地方，《教坊录》有这样的记录: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又奏黄子澄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铉家个小妮子，奉钦依都由她。
“二十条汉子守着”，是轮奸的意思，这种惩罚骇人听闻，奸后生了孩子，还得继续受罪。
邓之城《骨董琐记》曾引《南京法司记》上一段文字:
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妻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转营奸宿。
所谓转营奸宿，就是送到让淇国公部属各个营地，让士兵们轮奸。
心狠手辣，屠戮宫女
朱棣的大老婆徐皇后，于永乐五年(1407年)病死。徐氏死后，朱棣一直未立皇后。后宫有一位权贤妃，是从朝鲜选来的美女，美艳殊丽，能歌善舞，且善吹箫，聪慧过人，最受朱棣宠爱。不料永乐八年(1410年)，权氏随朱棣率兵北征，死于归途，害得朱棣为宠妃很掉了几滴眼泪。
朱棣正为失去宠妃而悲伤之际，有宫女揭发说权氏是被吕妃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的。朱棣大怒，也不细查，即下令将被告下毒的太监、银匠处死，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直烙了一个月才死。受吕氏牵连而被杀者达数百人。
揭发吕氏毒死权妃的人也姓吕，是一位朝鲜商贾的女儿，史书称其为“贾吕”。
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吕、鱼氏与宦者“通奸”(宫女和宦者结为夫妻一样的伴侣，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性行为，仅仅是相互慰悦、相互照顾而已，宫内称为“菜户”或“对食”)。明朝后期的皇帝对此类事，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明熹宗甚至还亲自将宦官与宫女结为对食的。
朱棣却勃然大怒。贾吕、鱼氏惧祸，上吊自杀。
朱棣并不罢休，又兴株连之法，拘捕与贾吕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服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这一口供，激起朱棣嗜杀本性。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更多人的屈打成招。百连千扯，自承“谋逆”的宫婢侍女，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
朱棣下令将这些从全国选来的美丽的宫女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凌迟处死。此刑主要用来处死“谋大逆”、“谋反”等政治犯。
行刑时朱棣亲临刑场监刑，经常还亲自操刀，残杀宫女。一位河北籍宫女受刑时斥骂朱棣:“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
朱棣更加恼怒，令画工画了一张贾吕与宦官相拥图，遍示内宫，羞辱无辜的宫女之余，亦不啻自我羞辱。《李朝实录》记载，朱棣大肆屠杀宫女之际，适有宫殿被雷电击毁，宫女们暗喜，以为朱棣会因害怕上天惩罚而停止屠杀，但朱棣“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出兵大漠，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大内以30余宫女生殉朱棣。她们吃完饭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
“永乐大帝”无改一生嗜杀气度，死了也要祸害别人。
历史揭秘：谁是“性商”最高的好色皇帝?
说起中国历史上性商最高的好色皇帝，恐怕非东汉灵帝刘宏莫属。刘宏的高性商表现在他在把握女人、淫乱后宫的灵感创意上。刘宏的谥号为“灵”，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刘宏由于颇有灵感创意才拥有汉灵帝的谥号也许有些牵强附会，因为，这个“灵”字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而这位汉灵帝不仅淫乱后宫，而且折损国家，可谓是既乱又损的皇帝。但是，就其在把握女人、淫乱后宫的灵感创意上，刘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性商最高的好色皇帝。
其实，汉灵帝刚即位还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此时还没有讨好女人以致淫乱的能力。不久，汉灵帝立了扶风宋氏为皇后，但是这位皇后姿色平平，使这位少年天子大婚之后就对她失去了兴趣。这时，中常侍王甫枉杀了勃海王刘悝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他，就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这种罪名一般一告就灵。汉灵帝此时讨厌这位缺乏姿色的皇后，就借此收回了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没有了皇后，汉灵帝就把眼光放到宫里别的女人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女人的兴趣也就随之增加，好色淫乱的本性渐渐暴露出来。他命令宫中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而且里面什么都不穿，为的就是临幸起来方便，直接按倒就成，否则还要宽衣解带，岂不是扫了兴致?这种荒唐的行为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不过在汉代可能还算不得不能接受。
汉灵帝同时的大儒郑玄，就曾就在《周礼》注中为皇帝精心制出过一份性生活日程表：“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也就是说，皇帝要在短短的半个月里和这一百二十一个女子颠鸾倒凤。看来皇帝一个人要完成这份日程表上所列出的任务实在艰巨，因此，要减除其中许多临幸前后的细节才行。也许受这份日程表的启发，汉灵帝突然来了灵感，既然一晚上要临幸九个女人，那穿衣脱衣多麻烦，干脆让宫中所有的女人都穿开裆裤算了。
不过，对于荒淫无耻的汉灵帝来说，穿开裆裤也毕竟还是有些麻烦。因此，他又想出了更新的创意。中平三年，即公元186年，他在西园修建了一千间房屋。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到处环流。渠水中种植着南国进献的荷花，花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月神名望舒，就又叫它“望舒荷”。在这个恍如仙境的花园里，汉灵帝命令宫女们都脱光了衣服，嬉戏追逐。有时他自己高兴起来，也脱了衣服和她们打成一片。所以，他就给这处花园赐名为“裸游馆”。
说起来，这种男男女女一起光着屁股打打闹闹的创意，并不是汉灵帝第一个想出来的，商代有名的纣王就干过这样的事情。他那个有名的“酒池肉林”，就是以酒为池，悬肉作林，让男女一起脱光了衣服来做“长夜之饮”。但是，那毕竟是在陆地上的男女玩闹，而汉灵帝的“裸游馆”是在水中的男女游戏，无疑要比商纣王的创意高出一筹。
为了使这个创意更加完美，汉灵帝又想出许多新花样。当夏天到来的时候，他就选择肌肤如玉，身体轻盈的宫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有时盛夏酷暑，他还命人将船沉没在水里，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这些宫女的年纪都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正值青春年少，妖娆如花。汉灵帝看着她们载沉载浮，莺歌燕语喧闹一片，自然心怀大畅，不免也下水与她们“裸游”一番。他又让宫女们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来招来凉气，于是莺莺燕燕们便品丝调竹，曼曲轻歌起来：“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逾。”
汉灵帝十分喜欢新曲，但是当时没有创作歌曲的机构。东汉传统的太学来培养儒学人才之地，讲究的是修身治国这样“正大”的事情。再说太学生早就和“党人”们纠缠在一起，汉灵帝也不想去招惹他们。于是，他就在太监的建议下，另设“鸿都门学”。这所学校就是要和太学唱对台戏，所以，除了共同供奉孔子之外，基本上是太学教的它都不教，太学不教的它都教。所以教学内容就不会是什么五经之类，而是辞赋书画、妙曲新歌这种更偏于文艺性的东西。这样，汉灵帝的新歌可就源源不断了。就是这样，汉灵帝不断创意着供宫廷淫乐的新花样、新方式。
汉灵帝游乐的兴趣不仅十分广泛，而且善于引导时尚新潮流。他创意发明了一种驴车。比起马车来，既轻便又时尚。他亲自驾着驴车在上林苑来回转悠，得意洋洋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的倡导于上，这种驴车很快就在京城里流行起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头百姓，无不以拥有一辆驴车为荣，竟然导致长安驴贵的行情。除了驴，汉灵帝还喜欢养狗，甚至把狗唤作“爱卿”。
而“爱卿”这个词，通常是皇帝对大臣的称呼。汉灵帝大概受到了这个启发，灵感又至，就给一只狗戴上了文官所用的进贤冠和绶带，让它后腿直立，摇摇摆摆地走了起来。他还乐得拍手大叫：“好一个狗官!”旁边的大臣听了，虽然哭笑不得，倍感受辱，但也无可奈何。
更令人惊艳的是，每遇有新鲜事物，汉灵帝都能突发奇想，创意出很有情调的游乐活动。一次，西域进献了茵犀香，他就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称作“流香渠”。对着这香艳旖旎的景象，汉灵帝感叹道：“假如一万年都这样的话，那真就是天上的神仙了。”
看来他虽然号称万岁，但对自己能活几年还是心知肚明的。不过一万年的事情太过渺茫，在当下想作神仙却不困难，能“但愿长醉不愿醒”就可以了。汉灵帝与宫女经常在裸游馆里饮酒作乐，往往通宵达旦。他为了让自己知道时辰，就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打算通过鸡叫来确定时间。
但他周围的内侍哪里愿意皇帝这么快放弃游乐，就争相学习鸡叫混乱真声，以致后来汉灵帝再听到鸡叫，都不知道是谁发出的了。汉灵帝整夜饮酒，迷迷糊糊，醉得不省人事，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他从梦中惊醒。如此醉生梦死，恐怕就连历史上所有的荒淫无耻的好色皇帝，都只能步其后尘了。
揭秘古代皇帝特制的四大喷血淫乐工具
说起来，中国古代皇帝大都后宫拥有三千佳丽，因此历史上很少有不风流成性、荒淫无度的皇帝。皇帝面对三千佳丽，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如此这般地召幸嫔妃感到十分厌倦，于是，便千方百计地特别打造一些淫乐工具。
纵观二千多年的帝王史，这些专为皇帝打造的淫乐工具千奇百怪，但是最让人喷血的有四种：第一种是为选择临幸嫔妃的专有工具，名叫“羊车”;第二种叫做“任意车”，是隋炀帝寓性生活于娱乐之中的特殊工具;第三种是“骰子”。唐玄宗决定夜晚侍寝人选的特制工具;第四种叫做“绿头牌”，是清朝皇帝选择嫔妃同房的通用工具。这些都是具备特殊功能的装备，都是皇帝喜欢的特殊淫乐工具，一旦拥有，便乐此不疲，即便是“明知花下死”，皇帝们也并不在乎。下面介绍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让人喷血的四大皇帝淫乐工具。
一、羊车：晋武帝为选择临幸嫔妃的专有工具
晋武帝司马炎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一登龙位，即选征天下美女以充后宫，结果先后竟然选征了一万多名宫女入宫。后宫有了这么多的佳丽，晋武帝便把一门心思扑在女色上。这些美女无不玉骨冰肌，娇柔美艳，令人消魂，竟让晋武帝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于是，他灵机一动，发明了“羊车召幸法”，就是自己坐在羊拉的御车上，游历宫苑，不管走到了什么地方，只要羊车在那个嫔妃宫前停住，就临幸那个嫔妃。
整个后宫，就只有晋武帝这一个男人，那成千上万的美女无不整日整夜地期盼着与晋武帝一度良宵。但是，大多数嫔妃对于侍寝只能抱以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态度。当然，也有不少宫中女子对侍寝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以种种方式争取侍寝，以图获得帝王的宠爱。于是，其中有些聪明的美女想出一个办法，将竹叶子插在门口，地上洒了许多盐汁。羊生性喜欢吃竹叶，又喜欢吃咸的东西，因此就停下来不走。这些美女就得到了晋武帝惠顾临幸的机会。
不久，宫里的美女都知道了这个办法，便纷纷仿效，以至于户户门前都插上了竹，地上都洒了盐，谁知道羊比人还聪明，也变得刁猾起来，随意地走随意地停，不再被这些竹盐所诱惑。美女们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了。但是，晋武帝依然坐在羊车上，游历宫苑，日日笙歌，夜夜消魂，直弄得筋疲骨软，身心衰颓。
二、任意车：隋炀帝寓性生活于娱乐之中的特殊工具
隋炀帝杨广发明的这种“任意车”并不同于晋武帝的羊车。“任意车”是炀帝专门用来临幸童女的小车。小车上暗藏机关，可以缚其手足，让童女无法动弹。由于所缚童女一点也不能动弹，因而行幸时既可以毫不费力，还可以增加乐趣。
明代编著的《隋炀帝艳史》第三十一回就有关于隋炀帝得到此车后感到妙不可言的描写：他就把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名叫月宾的女孩子哄上了车，谎称要陪她去各处游玩。月宾不知是计，方才上去早有许多金钩玉轴将她的手足紧紧拦住，炀帝看着大笑道：“有趣，有趣。今日不怕你走上天矣。”
随将手来解她的衣服。月宾先犹不知，见炀帝来解衣，忙伸手去搪，却哪里动得一毫?这才心慌起来。炀帝见她这样更觉欢畅，哪里顾得她死活，便解了衣服恣意去寻花觅蕊，痛得月宾骄喘不递，浑身香汗沾沾……此刻她“含颦带笑，一段楚痛光景，就像梨花伤雨，软软温温，比昨夜更觉十分可人”。
更为残忍的是，这个女孩子被蹂躏一两个时辰后，“月宾抽出手来，便不管一二，竟连身子倒入炀帝怀里说道：‘万岁也太狠心，便不顾人死活。'”她在经历了如此的折磨以后居然还能调情与卖乖，这确实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字!有了这点乖巧，炀帝才会抱住她笑道：“顾了你的死活，朕的死活却叫谁顾?”说完这些话，二人偎依了一会，方走下车儿，依旧同到绣闼中去玩耍。其实，这不过是隋炀帝蹂躏宫女一个普通的特写镜头。
三、骰子：唐玄宗决定夜晚侍寝人选的创新工具
所谓侍寝，就是俗话所说的古代皇宫中嫔妃们侍候皇帝睡觉。这是嫔妃获得皇帝宠幸的必由之途，也是皇帝与嫔妃们的寝宫之乐。古代皇帝后宫中的嫔妃众多，也正因为嫔妃太多，皇帝为了决定侍寝人选，嫔妃为了邀宠争幸，就发生了许多令今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传说。
按说唐朝曾制定嫔妃陪侍御寝的顺序制度，按照月圆月缺来确定。每月的前十五日为渐满，后十五日为渐缺。所以从初一到十五就由地位低的轮到高的，十六到月底前则反由地位高的轮到低的。但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做皇帝时，这样制度却被他束之高阁，成为了过时的“黄历”。他认为按照制度定规让嫔妃侍寝了无乐趣，于是，他就想出用“骰子”来决定夜晚侍寝人选。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诗句。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宫美女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在杨玉环未入宫之前，唐玄宗还没有专宠哪一个妃子。但是，面对那么多嫔妃宫女，这位风流皇帝终日都要为为择妃侍寝而劳神费力。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既轻松又方便的办法，就是命人专门特制了一个骰子，用掷骰子来确定当晚待寝的嫔妃。以致于开元年间，宫人都将这种骰子称作“媒人”。
相传，骰子的发明人是三国时代的文学大家曹植，最初用来做占卜的工具，后来竟演变成唐宫中皇帝选妃的淫乐装备。曹植发明骰子时，骰子上的点穴涂的是黑色，而到了唐玄宗时已经描成红色的了。唐朝诗人温庭筠的《新添声杨柳枝词》中就说：“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除了掷骰子来确定当晚待寝的嫔妃，唐玄宗还发明“蝶幸”法。他让嫔妃们在头上插满鲜花，然后将亲自捉来的蝴蝶放飞，这个蝴蝶停在谁的头上，谁就能得到侍寝皇帝的待遇。另外，还有诸如让嫔妃掷金钱的“投钱赌寝”法，谁先投中谁侍寝;使嫔妃竞相扑捉流萤，以先得萤虫者受幸的“流萤得幸”法;有向嫔妃发射香囊，以中者得幸的“香囊中幸”法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这些选妃法都只不过是唐玄宗即兴玩的游戏而已。
四、绿头牌： 清朝皇帝选择嫔妃同房的通用工具
清朝时期，绿头牌在皇宫内一般有两种作用：一是选秀女，二是选嫔妃。清宫在挑选秀女时,这种绿头牌子上一般要写明这名女子的旗籍、父名、本人年龄等内容。如果这名女子通过了初选，就称之为“留牌子”。
如果落选了，便称之为“撂牌子”。而在平时，皇帝每晚召幸嫔妃时，同样要用绿头牌来决定。就是在皇帝晚膳时，总管太监要递上摆满写着嫔妃名号的绿头牌的盘子。皇帝要将一个绿头牌子翻过来，翻到哪位嫔妃的绿头牌子，就决定当晚召幸这位嫔妃。这就是许多清宫电视剧中所说的“翻牌子”。
据有关史料记载，每天皇帝晚膳时，凡是可以备幸的嫔妃，敬事房的总管太监都为她们的绿头牌，放在一只大银盘中，准备晚膳时呈进，所以也叫做膳牌。
等到皇帝吃完晚饭以后，值班太监就举着盘子跪呈在皇帝面前。皇帝若无所幸，则说：去。若皇帝有所属意，即取牌翻过来。总管太监退下后，便把这个牌字交给负责此事的值班太监，这就是专门负责驮着妃子进御的太监。届时皇帝先已躺在御榻上，被子下端散开。
驮着妃子的值班太监，待这名妃子把上下衣全部脱光，用大氅裹好她的胴体，背到御榻前，去掉大氅，妃子赤身裸体由被子下端逆爬而上，与皇帝交合。
在此期间，敬事房总管与值班太监都在窗外立候。如时间过长，总管太监则高唱：是时候了。皇帝如不应则再唱。如此三次，皇帝命值班太监进入寝处。
值班太监则从皇帝脚下把妃子后拖而出，仍用大氅裹好，驮之而去。然后，总管太监跪而请命道：留不留?皇帝如说：不留。总管太监就到刚才被临幸的妃子住处，轻按其后股穴道，精液随之尽皆流出。皇帝如说：留。总管太监则执笔记之于册：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就此作为受孕之证明，以备日后查考。
如此这般一系列的过程，是清朝紫禁城宫禁中祖宗的定制。如果皇帝住在圆明园，那么此类仪注就都临时取消了，皇帝可以随时临幸皇帝心仪的嫔妃，如同一般人家。
可是绿头牌呈御制度仍然照旧执行。由此可见，绿头牌在后宫的招幸制度不可或缺，而翻牌子其实是皇帝为晚上临幸嫔妃热身的一种淫乐前戏。
重口味皇帝：沉迷姐弟恋 妃子比自己大17岁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或作成化帝，明英宗长子，明朝第八代皇帝。宪宗于天顺八年(1464)登基，初年为于谦平冤昭雪，恢复景帝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
在位末年，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7岁的宫女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成化二十三年(1487)，万贵妃去世，八月，宪宗过于悲痛而驾崩，时年41岁。葬于北京昌平明茂陵。
透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万贵妃在明宪宗眼里地位至高无上，无人能比。是什么原因使得明宪宗一生钟爱大他17岁的万贵妃呢?按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帝王后宫佳丽三千、妃嫔无数乃是常态。作为后宫中的女人，要从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皇帝的宠爱，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而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还能独受皇帝恩宠几十年，就更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万贵妃做到了，这个生活在明英宗和宪宗时期的谜一样的女人，留给了后世研究者无数的问号。她既没有惊人美貌，也没有显赫家势，更没有花季一般年龄，她究竟凭借什么独受恩宠二十年呢?
我们还是先从她的基本情况开始说起。万贵妃(公元1430-1487年)，小名贞儿，原籍青州诸城(今山东益都县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因犯法被流配边疆。万贞儿年仅四岁便被选入孙太后宫中，充入掖庭为奴。明宪宗朱见深两岁时被孙太后立为太子，与此同时，时年19岁的万贞儿做了他贴身侍女。
公元1465年，英宗皇帝去世，朱见深继承了皇位，改元成化，成为明朝第八位皇帝。第二年，万贞儿为宪宗生下一子，宪宗大喜，遂封万贞儿为贵妃。可惜不到一月，皇子夭折，此后万贞儿再无生育。
然而，朱见深倾其一生都对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格外地宠爱和忍让，一直到万贞儿去世。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
另外，有史料记载，年仅18岁的宪宗大婚不久，就撇下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吴皇后，夜夜就寝于万贞儿所住的宁贞宫，这足以说明万贞儿在宪宗心中的地位。据清代张廷玉等人所修《明史》记载，经历丧子之痛，万贵妃开始对其他怀孕的妃嫔或已经降生的皇子大加谋害，而宪宗却对这个女人无计可施，未加责罚，相反却是一再的退让。
明宪宗与万贵妃的“姐弟恋”热烈持久宽容到如此程度，不仅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不能不说是一种特例、一桩个案。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朱见深具有强烈的俄狄浦斯式恋母情结。
据正史记载，朱见深自两岁开始就由万贞儿陪伴。英宗土木堡之变之后被困瓦剌，朱见深的叔父趁机抢去皇位并罢免他的太子职位，从此他便跟随万贞儿住在后宫，直到英宗卷土重来。在朱见深这段人生中最黑暗最艰难的日子里，万氏一直守护在朱见深身边，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朱见深心目中就有了母亲、姐姐兼情人的多角色的朦胧定位。这是宪宗朱见深一辈子对万氏都非常宠幸的最大原因。毕竟人在最落魄最寂寞的时候，是最需要温暖需要呵护的，加上朱见深有些口吃和内向，总是万贞儿在呵护与照顾。
明宪宗小时候的这种境遇，肯定会使他增加对万贵妃的恋母之情、钟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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