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一词在中国始见于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的著作《考古图》，该书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进行了搜集和整理，虽然也是针对“文物”的研究，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还是有很大区别 。
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在上世纪末进入中国。1893~1907年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曾三次进入新疆考察；1895年起日本人鸟居龙藏、白鸟库吉等调查发掘东北地区遗址；1902~1907年关野贞调查了山东的画像石和华北的石窟和古建筑……等事件显示，外国人出于各种目的，主动或者被动的将近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带到了中国。
开 端
1921年，北洋政府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约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共同在北京周口店考察，发现龙骨山遗址，并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
同年，经北洋政府批准，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调查发现并发掘了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有了中国人的参与，这件事成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安特生在仰韶
对于仰韶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进一步发掘，发现有四层文化层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仰韶文化地域分布广，延续时间长，按差异性又可分为多种类型。1961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用[国一-V-3]代表进入国保批次、分类和编号），现建有博物馆展示仰韶文化及出土文物。
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古萨拉乌苏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石器；接着他们在宁夏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发现旧石器晚期遗址。这些被命名为河套人。
德日进在水洞沟（桑志华摄）
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水洞沟进行了多次发掘。该遗址包含多个地点，其年代从距今4万延续到距今1万多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性遗址。其早期地层出土带有欧洲、西亚和西伯利亚地区旧石器晚期早段技术特点的石器，说明这里有来自西方、北方人群的迁徙，但其后的地层出现中国北方流行的小石片石器，表明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不断发展。
他们在回北平途中，又发现了阳原泥河湾遗址。它位于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境内东部地区。在时代上，从170多万年到1万年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每个阶段的遗址都有，且内容十分丰富。堪称旧石器时代的天然博物馆。
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泥河湾又进行过多次发掘研究，尤其是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人类距今170万年前在这里活动的证据。
1924年，安特生等人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东临洮河，东北距洮阳县城约10千米，是一处约为5200年~4400年前的文化遗址。1949年夏鼐正式提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成为构建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基础框架的重要一环。
马家窑遗址发掘了大量的史前华夏文化的彩陶器皿 。从地层叠压情况看，马家窑文化诸类型的年代顺序是：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
建 立
1926年，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和袁复礼等人调查并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
西阴村遗址，位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尉郭乡，总面积30万平方米，包含有西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以西阴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其中的西阴文化遗存年代距今6000至5500年间。西阴村遗址始发掘于1926年，在田野发掘、记录、测量、采样等各个方面，都堪称中国精细化考古的典范。
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分任中外双方团长。经内蒙古前往新疆，进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考察。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考古学组，10月13日中国甲骨学家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殷墟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石与原点，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培养基地，是中国现代田野考古从诞生、发展到成熟的重要见证。
小屯是商朝后期的中心城市，解放前进行了十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15万片，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系统的文字、成熟的礼制、完备的国家治理体制、高超的科学技术等使殷墟成为中国青铜文明最杰出的代表，中华文明史中最重要的节点，也是世界文明史中重要的一环。
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等发现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距今4600~3900年，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铜器，并采集了一些人骨和动物骨骼。其中陶器有大批黑陶器，尤以蛋壳黑陶为代表，并发现灰陶时期刻文字的陶器。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0~31年，由李济、梁思永相继主持发掘城子崖遗址，参加工作的还有吴金鼎、郭宝钧等。通过发掘，对龙山文化的内涵有了初步认识。发掘收获由梁思永主持编写为《城子崖》(1934)，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
1929年，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裴文中负责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直立人）头盖骨。这是世界人类化石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震动。
周口店从直立人到智人，有完整的发展序列，发现有生活在70万~20万年前的直立人（北京人）、20万~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新洞人）以及3万年前左右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这里不但是中国古人类的重要发现，也是世界人类发展史的重要遗址。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建有考古公园。
1930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带领燕下都考古团调查发掘燕下都遗址；其位于河北省易县，从民国初年开始出土文物十万余件。城南丛葬墓群，是中国唯一的人头丛葬墓，并排着14座人头坑，每个坑清理出人头2000多个，上下叠压，千奇百怪。
解放后对东城墓葬区的发掘，出土文物3800多件。其中不乏文物精品，在老姆台东出土的宫门上的青铜立凤蟠龙纹铺首，高74.5厘米，重22公斤，可推测宫殿规模之宏伟宽大。该文物现藏河北博物院。
在武阳台附近发掘了一个丛葬坑，墓中出土文物1480件，其中铁制兵器占绝大多数。经过对铁制文物的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在战国晚期就能制造高碳钢，并懂得了淬火技术。这比《汉书》记载的王褒上汉宣帝书中的“清火淬其锋”的时间提早了两个世纪。
1930年，黄文弼等发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新疆吐鲁番东南约42千米处的火焰山南麓冲积地带，南距高昌故城约5千米，有高昌历史的活档案、吐鲁番地下博物馆之称。阿斯塔那古墓群是3-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占地约10平方千米，现存墓葬500余座，累计出土以文书、墓志、丝织品为代表的文物上万件，为新疆晋唐墓葬建立了年代标尺。阿斯塔那文书，填补了高昌郡和高昌王国时段历史研究的空白。
1931年，梁思永等发掘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现并确认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三个文化层叠压关系（三叠层）。梁思永撰写《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进行论证。这是中国史前时代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2年，河南古迹研究会对河南浚县辛村、淇县大赉店等地进行连续的调查与发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解放后，考古学家宿白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
1934年徐旭生、苏秉琦等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
同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首次发掘新疆若羌小河墓地。位于新疆若羌县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首次发掘墓葬12座，21世纪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实施全面发掘，发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千余件、保存完好的古人遗骸30多具。墓地年代为距今3400~4000年，是塔里木盆地特色鲜明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
1936年3月，石璋如主持殷墟发掘，在小屯北地发掘宫殿宗庙建筑基址，并发现YH127号甲骨坑；贾兰坡主持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3个北京人头骨化石；
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在浙江杭州余杭发现良渚史前文化遗址。良渚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街道境内，地处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距今5300~4300年。
良渚古城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良渚遗址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规模宏大、要素齐全，城市体系复杂，社会等级分化，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遗址和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开放。
1937年梁思成等在山西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东大殿。之后受战争影响，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转向西南。
1942年吴金鼎主持发掘成都五代前蜀王建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永陵路，为五代前蜀（907年—925年）高祖王建的陵墓。发掘发现在棺床上发现完整的唐朝宫廷乐队形象，出土了兔头龙身谥宝、银钵、玉哀册、琥珀、银猪等20余件文物，为研究唐及五代时期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朝廷礼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新中国时期
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考古研究所；郭宝钧率团恢复了中断13年的殷墟发掘。
《文物》杂志前身《文物参考资料》创刊。
1951年
4月，夏鼐率队调查试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苏秉琦率队前往陕西发掘丰镐都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丰京和镐京一起并称为“丰镐”，是西周王朝的国都，历史上最早称为“京”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期的城市，作为西周首都沿用近三百年，又称宗周，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建构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总规制，成为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典范，是周礼的诞生地。
丰镐遗址在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考古已经基本确定了丰镐的城址和遗址面积，通过多学科的精确定位，确定了丰镐两京的遗址面积总计近17平方千米，是一个巨型都城遗址。
1952年
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
河南省文管会等联合发掘河南禹州白沙战国至唐宋时期墓葬。1951年12月发掘，报告由宿白编写，题名《白沙宋墓》，因而习称这3座墓为白沙宋墓。
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中原的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白沙宋墓》一书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1953年
西北文物清理队在陕西西安发现位于浐河东岸的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1954~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主持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多个，陶窖遗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万件。
在一些陶钵的口沿上还刻有各种符号 ，有20~30种之多，这些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主体遗存距今7000~6000年，是我国首次以聚落考古的科学方法揭示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先河。
考古所等单位发掘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墓葬的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墓主人的身份，除东汉晚期几座较大型的墓可能属于当时的豪门贵族外，多数墓葬的墓主应为一般官吏及其眷属。
发掘清理了200余座墓。1959年出版了《洛阳烧沟汉墓》。这批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给建立洛阳以及中原地区汉墓年代的序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河南考古调查队发现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三门峡陕州古城南。总面积36万平方米，距今6000~5500年是一处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遗址。
遗址分二期，下层一期为仰韶文化遗存。上层二期为仰韶向龙山文化过渡遗存，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出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上千件，这一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相互发展关系，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庙底沟彩陶，掀起中国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鼎盛期，谱写了“早期中国”最为璀璨辉煌的文明篇章。
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调查发掘播州杨氏土司墓，位于遵义市东北侧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先后发掘9座杨氏土司墓，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
1954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山西襄汾调查发掘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1953年丁村遗址发现了3枚人牙化石，1976年，又发现幼儿右顶骨化石。丁村遗址是新中国正式发掘的第一个露天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代表。
丁村遗址的九龙洞遗址是原地埋藏石器制作场，是17万年前原始人类“丁村人”打制石器的加工厂；过水洞遗址形成年代约为20万年至30万年前；老虎坡遗址约为10万年前。丁村人对于构建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和探讨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及其成因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
1954年开始考古所陆续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的隋唐洛阳城遗址内发现或发掘了定鼎门、天津桥、应天门、明堂、天堂、白居易履道坊遗址等重要遗址。
1969年，河南省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联合调查、钻探和发掘了含嘉仓城；其后考古所、洛阳市博物馆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多次进行发掘。
1954年考古所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遗址区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距今6500年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
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遗址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已知的最大史前古城；印信台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平超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玉器的高峰。
1954年，福建文管会发掘福建昙石山遗址，位于闽江北岸闽侯县甘蔗街道昙石村旁的小山上，截至2009年先后进行10次发掘。以昙石山命名的昙石山文化，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被命名的、也是福建省第一个被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是先秦时期闽台两岸海洋文化的源头。
1955年
考古所第一次发掘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1955年及57年文物工作队两次发掘，出土大量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蛋壳陶器、彩绘陶器和彩绘纺纶，说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已具有较高水平的烧陶技术和纺织手工业。
这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300~4500年。聚落等级高，规模巨大，结构完整，文化发展连续性强，影响深远。屈家岭遗址作为湖北考古的起点，第一次揭开了长江流域特征鲜明的史前文化面纱。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现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州旧城及北关一带。外城墙始筑于商代时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一期，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二期，总面积达25平方千米，是先周时期仅次于殷墟的庞大都城遗址。
为商代前期商王朝都邑“亳”都遗址。城市始建距今约3600年。城址包括城垣、宫殿区、居住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宗教活动遗存等，有内外两重城垣，将城市空间分为内城和外郭城区两部分。宫殿区位于内城的东北部，发现有供水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冶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习刻甲骨、原始瓷器及王室青铜重器，集中展示了早商文明的发展高度。
云南省博物馆对晋宁石寨山进行发掘；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至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是石寨山文化最早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遗存。
1955年至1996年，经过五次发掘，清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86座，出土“滇王之印”金印等文物近5000件，有青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玉器、玛瑙等。其中的青铜器铸造精良，纹饰图案精美，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反映了古滇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第六号墓中出土了金质篆书的“滇王之印”，轰动国内外考古界，从而也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仍年)武帝“赐滇王玉印”的史实。
同年《考古通讯》创刊（1959年更名为《考古》）。
1956年
浙江省文管会发掘吴兴钱山漾遗址；国六-Ⅰ－86。
1956年对陕西汉长安城遗址进行勘探发掘；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大兴西路。在西汉200多年中，这座城市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垣内面积36平方公里，包括建章宫等遗址，遗址保护总面积达到65平方公里。
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人足立喜六对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1956年开始对汉长安城遗址系统的、有计划的考古工作。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是汉长安城最著名的三大宫殿。古丝绸之路起点、发源地、决策地，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定都朝代最多、遗迹最丰富的都城。
考古所等发掘北京明代定陵；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1956年-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此后有关部门又对出土文物进行修整，修葺地上古建筑，1959年就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
经过仔细清理分类，共发现各种珍贵金器数百件，其中以帝、后的金冠最为精美；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尤以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龙袍和皇后的罗地洒线绣百子衣最为珍贵。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山西侯马晋国遗址。
1955年7月，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配合中央城市设计院组织各类专业科技人员，对即将兴建的侯马市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理进行综合考察，并在西侯马、宋郭、白店、牛村、南 西庄、北西庄等村旁的断崖上，发现大量东周时期文化层。初步查明这里是一处文化遗物丰富、分布范围广阔的古遗址，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认为与东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1965年为配合侯马发电厂工程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的，该遗址出土了五千余片盟书。
1957年
黄河水库考古队发掘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是一处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国君及贵族墓地。
虢国墓地发现于1956年，经过两次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250多座，出土大量的玉器、青铜器。其中两座国君墓中出土了很多的珍贵的一级文物，如有“华夏第一剑”之称的玉菱铜芯剑、精美华丽的“缀玉面罩”等。虢国墓地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当时的文化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发掘合浦汉墓群；分布在广西合浦县城区及北、东、南三面的丘地，总面积近69平方千米。从1957年至今已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到六朝时期，合浦汉墓群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套，种类丰富。墓中出土了大量种类丰富的舶来品及带有海外因素的器物，波斯陶壶、罗马玻璃碗、玻璃杯、胡人俑座陶灯等，印证了《汉书》等史籍关于汉代经海路对外交往贸易的记载。国四-II-9。
马得志主持西安唐城队对陕西大明宫遗址进行勘察和发掘；
陕西周原考古队开始发掘陕西周原先周及西周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约33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的大型古遗址，出土了大量卜骨、卜甲，以及大量珍贵的国宝青铜器。
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青铜器之乡”。从1976年开始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并于1988年在周原遗址的基础上建立起周原博物馆。
1958年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丁来普发现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距今4300~3900年。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1958年国家文物局在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举办文物干部培训班，进行考古勘探与试掘。鲁国故城位于山东曲阜市，是周代和汉代鲁国的都城遗址，面积约10.35平方公里。故城分外城和内城两部分。为研究鲁国史、鲁文化提供重要考古材料。
1958年马坝公社的农民在狮头山北面第二层溶洞中采挖洞内的堆积作肥料时，在一条裂隙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经有关专家鉴定是12.9万年前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早期类型人类化石，于是命名为马坝人。
马坝人的脑容量估计超过北京人，又具有智人的进步性质。分类上归于早期智人，是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这一重要环节的代表。
徐旭生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并开始考古发掘；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和济南市博物馆首次发掘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和宁阳县磁窑镇，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约6100~4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遗址。
大汶口遗址包含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尤以大汶口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大汶口遗址共发现墓葬、房址、陶窑等遗迹100余处，并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
1959年四川省博物馆发掘重庆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瞿塘峡东口，大宁河宽谷岸旁的大溪镇，是我国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重要遗迹。该文化遗址距今6400~5300年，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的萌芽阶段。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勘探发掘秦咸阳城及秦宫殿遗址——战国后期至秦朝的都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内，范围包括渭河两岸，以咸阳市渭城区窑店街道办为中心，发掘面积15168平方米，现存面积20平方千米，始建于秦孝公年间。
秦咸阳城遗址内并未发现城墙，其范围约东起柏家嘴，西止毛王沟，北至高干渠，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其中部偏北处为咸阳秦宫殿遗址所在，四周有夯土宫墙。1973～1982年，在遗址内共发掘出土3座宫殿建筑基址。
1959年新疆博物馆调查发掘民丰尼雅遗址。位于中国西北部新疆的民丰县，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从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首次发现尼雅遗址。
1959年2月，史树青先生一行深入尼雅进行遗存清理和文物采集。1959年在此发现一颗覆瓦纽炭精刻“司禾府印”印范，说明东汉在此亦开辟了屯田。1995 年 10 月发现一瑞兽纹锦，上书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出土房舍北约2公里有墓葬区，一般均无墓室，棺木大多为独木凿成，埋于沙下，破坏严重。遗址附近尚有一汉代冶铁遗址，曾发现有矿石、烧结铁、矿渣、石凿、石球、砺石及残铁矿等。房舍内也有铲、镰等铁制工具。
中国考古学百年史有电子版吗
知识就在得到
全国100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亮相郑州，对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作用？
据了解，此次展览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主题，通过百年来中国100个考古发现中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集中展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辉煌成就，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瑰丽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展览还将引导观众探索历史问题，如人类在东亚的起源，中国文明的探索，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文明，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发展。据展览介绍，从全国各地选取的100个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包括5处旧石器时代遗址、3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25处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37处秦汉时期及以后的遗址。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明的脉络，在长江南北，被一个个文化遗迹串联起来。“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在这里汇集了全国收藏的典型文物，让人们不用离开郑州就能看到中国不同地区的重点文物。
该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 "远古的根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在展出的文物中，有北京人二号的头骨，这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约70万-20万年前），在北京周口店遗址1号出土，现在由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收藏，是东亚地区发现的重要猿类化石。
第二单元是对中国文明的探索——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文物包括带鱼纹的彩陶几何花瓶等。第三个单元是关于三国文明--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发现，展出的文物有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等。第四单元揭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秦汉时期及以后的考古发现，展示了军事官员的高端装甲俑等文物。
扫一扫二维码用手机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