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呈现齐文化腹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近200件（组）文物精品，力图让观众对海岱之间的齐地文化面貌有全面的了解。同时，这是继“江口沉银”“礼出东方”“古蜀华章”“大唐风华”“汉世雄风”等展览之后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地方兄弟文化、文博单位之间的又一次成功合作。
一睹齐地文化的独特风采
此次展览以齐文化腹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精品文物为主体，以时代演进为脉络，从文化源起、演变、交流、互动的动态视角考察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渊源、脉络及其时代和区域特色，力图让观众对海岱之间的齐地文化面貌有更加全面、直观、具体、深入的了解。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自古以来，中国古代文明即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态势，源于东方并在传承东夷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齐文化，至商周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面貌，秦汉以后深度融入中华主流文明之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开幕 摄影：余冠辰
澎湃新闻了解到，此次展览汇集的近200件（组）文物精品，大多出土于临淄齐故城及其周边，还包括高青、临朐、海阳等地的重要考古发现，堪称山东地区最能代表齐文化特色和发展水平的代表性考古遗物。其中，高青陈庄遗址是近年西周考古取得的突破性重要发现，出土的“丰”青铜鼎等带有“齐公”“祖甲”“齐师”等铭文的青铜礼器，对于研究齐国早期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展厅现场
“齐侯”青铜甗则是为数不多的带有“齐侯”铭文的礼器之一。临淄齐故城是古代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市之一，临淄周边的高级贵族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数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公子土斧”青铜壶、“国子”青铜鼎、“高子”青铜戈等珍贵文物揭示了齐国世家大族参政、主政的历史细节；“齐叔姬”青铜盘、“郾王”青铜剑、“吴王夫差”青铜剑等则是齐国与周边邦国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物证；大武齐王汉墓、稷山汉墓出土的鎏金青铜熏炉、鎏金青铜编钟等则让我们有机会一睹西汉时期齐地文化的独特风采。
展品细节，摄影：范立
时代发展下的齐地文化演变
展览以时代发展和齐地文化演变为主线，整个展览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多源同流
此单元介绍自新石器时代至商、西周时期的齐地考古学文化面貌，个别文物的时代可晚至春秋早期，重点展示齐地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文明之间持续存在的交流、互动。本单元重点文物有高青陈庄遗址出土的“丰”青铜鼎、“丰”青铜甗等带有“齐公”“祖甲”“齐师”铭文的八件青铜礼器，它们是近年来揭示齐国早期历史的突破性考古发现。此外，“齐侯”青铜甗则是为数不多的带有“齐侯”铭文的礼器之一。
齐侯甗
自远古时代以来，鲁北地区的夷人部族在东方大地上孕育了悠久灿烂且特色鲜明的海岱文明。中原文明与齐地的海岱文明之间一直存在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和联系。夏王朝建立后，齐地的东夷部族曾一度宾服于夏，夏的政治势力也曾抵达东夷腹地。商人灭夏后，加强了对东夷地区的控制，尤其薄姑、逢、奄等古国所在的淄水流域与商王朝交往甚密，出现了东夷文化与商文化初步融合的迹象。商周之际，姬周部族和齐太公所属的姜炎部族也都直接受到商文化浸润，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武王灭商后，齐太公等姜炎贵族被分封到山东，齐文化正式诞生，开启了周文化与东夷文化新的融汇历程。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讲，先秦时期的齐文化融合了我国早期东夷、姜炎、商、周等多个时期、多种族群的文化元素，它本身即是一个多元复合体；从地域文化角度讲，齐文化融合了滨海文化和内陆文化的特点；从经济模式角度讲，齐文化兼具农耕文化、畜牧文化、渔牧文化、工商文化之所长。总而言之，西周时期的齐国立足于殷商故地，在周文化的主导之下，以东夷文化为基础进而融汇各种文化元素，终于孕育出自成体系、特色鲜明的齐文化。
第二单元 ：竞争称雄
此单元主要结合出土文物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历史文化来介绍春秋战国时期齐地的文化面貌及其特色，重点突出齐都临淄、世家大族、邦国关系、历史拐点、礼仪变革等特色性、关键性的主题内容。本单元的重点文物有“公子土斧”青铜壶、“国子”鼎、“齐叔姬”青铜盘、“郾王”青铜剑、“吴王夫差”青铜剑，以及淄江花园出土的一系列青铜礼器，它们是见证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内政、外交等历史文化事件的重要物证。
“公子土斧”青铜壶
自齐国受封建国开始，齐文化就被赋予锐意革新的精神内核。太公建国后，政治上“尊贤尚功”，文化上“因其俗，简其礼”，经济上则“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不仅巩固了政权基础，并开创性地完成了对夷俗和周礼的初步改造，一举奠定了齐文化开放务实、变革求新的精神格局。
“郾王”青铜剑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转型时期之一。周平王东迁，开启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大幕，中国古代历史自此进入诸侯群起、霸权迭兴的新阶段。动荡失序的政治格局给各诸侯国带来激烈的竞争，大国争霸，小国图存。齐国数位君主都曾主动变法图强，使齐国长期跻身于大国之列。春秋早中期，齐桓公任用管仲等贤臣，实行“四民分业”“官山海”“相地而衰征”等政策，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令齐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田氏代齐后，齐国依然保持着强国地位。齐威王整顿吏治，严罚重赏，选贤任能，广开言路，齐国一度“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齐宣王、湣王时期，齐国进入战国史上的盛世，文化影响力也极盛于一时。伴随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变，春秋战国时期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发生了诸多显著变化。齐国青铜礼器在器类、器型、纹饰方面均呈现出不少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第三单元：融归一统
此单元主要介绍秦汉时期的齐地郡国文化，重点突出齐文化逐渐融入秦汉统一王朝并最终演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过程和趋势。本单元的重点文物有大武齐王汉墓陪葬坑出土的青铜鼎、鎏金青铜熏炉、鎏金青铜弩机等文物，以及稷山汉墓发现的鎏金青铜豆、鎏金青铜编钟等，让人们有机会一睹西汉时期的齐国物质文化面貌。
“木兰”银豆
秦汉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期，秦汉王朝建立后，破除了可能阻碍区域文化交流的政治壁垒，为多元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元前221年，齐国被秦所灭，其地尽归于秦；汉承秦制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随着齐国政权的灭亡，齐国旧地沦为大一统王朝的郡、国属地，甚至被分割为数个封国。齐文化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权支持和相对稳定的疆界屏障，这意味着邦国政治意义上的齐文化遭到颠覆和终结。然而，社会及族群意义上的齐文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继续保持着异常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鎏金青铜熏炉
实现大一统的秦汉中央王朝逐渐融合了此前流行于各地的种种区域文化，使之成为波及全国的统一的思想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积淀数千年的齐文化早已超越邦国形态，演化为一系列优秀的思想文化基因，为大一统格局下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生作出了卓越贡献，对秦汉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一条汇纳百川的文化长河，奔流不息，泽被后世。
据悉，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展览为期近3个月。
（本文综合自弘博网、齐鲁壹点）
春秋中晚期流行蟠螭纹青铜器的原因是什么？
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山西侯马所出的陶范和旧著录中的晋公器等器物上都有细密的平面蟠螭纹。这时，我国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山西省侯马上马村墓穴是发现春秋中期晋国青铜器的重要墓葬，共有器物180多件，组合为鼎、鬲、甗、敦、簠、方壶、鉴、盘、匜等，并有编钟及石质的编磬以及戈、矛等武器。侯马春秋墓中的鼎有7件，制不同，但皆附耳。
敦为环钮，有3小足，簠有对称的两个环耳。
9件编钟已是钮钟形式，是钮钟中相当早的一例。两件鼎作者为徐王之子庚儿，其时代当为春秋中期偏晚，因此上马村墓穴应为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墓葬。
侯马窑址出土陶范多达3万余块，其中可辨器形者有1000块以上，可以配套的有100多件。其中属于早期的陶范纹饰较简素，以平面的蟠螭纹、绹纹为主，与晋公青铜器上细密的平面蟠螭纹正相合。
晋公青铜器做于公元前537年，代表了春秋中晚期的风格。晚期的陶范多有浮雕状纹饰，有的非常复杂富丽，与相传发现于河南辉县的一对赵孟壶和一对智君子鉴上的纹饰风格相同。
智君子鉴上的浮雕状纹饰比赵孟壶更为发达，时代当更晚，铭文中的“智君子”可能就是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所灭的智氏末一代智瑶。因此，这种浮雕状纹饰当起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末期，盛行于战国前期。
晋国青铜器铸造工艺在春秋列国中居于领先地位，侯马的陶范上的图像和浮雕状纹饰，显示了晋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先进。
比如晋国鸟兽龙纹壶，器形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蟠螭纹龙相互缠绕。
在纹饰之间还有虎、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做昂首曲颈状，体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秦公簋相传发现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做于秦景公时，是秦公之祭器，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敛口微腹，兽首耳较大。盖缘和口下饰兽目交连纹，器上兽首倒置，圈足饰鳞纹，余饰横条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
上有铭文104字，分铸于器及盖上。盖器同铭5字，记秦公做此簋。器和盖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9字。铭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传神写照。
河南淅县下寺楚墓中发现的王子午鼎，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青铜器，是分铸后焊接而成，采用了榫卯、中介物等新型构思，技艺之高超，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一流的水平。
本来这是一套7件用失蜡法铸造的列鼎，鼎上铭刻有“王子午”字样，7鼎由大至小排列，称为列鼎，王子午鼎是其中昀大的一件。
该鼎侈口、束腰、鼓腹、平底、三蹄形足，口沿上有两外侈的长方形耳，旁边攀附6条蟠螭纹龙形兽，兽口咬着鼎的口沿，足抓着鼎的腰箍，使鼎在香烟缭绕中有升腾的感觉。腹部满浮雕的攀龙和弦纹。内腹与盖内均有铭文。
该鼎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的兄弟、曾任楚国令尹之职的王子午，即子庾的器物。该器物又成为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鼎腹内壁均铸铭文共84字，记述王子午做器的用途和歌颂自己的功德。
春秋齐洹子孟姜壶，是齐侯为田洹子之父所做的祭器。高0.22米、口径0.13米，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42字，铭文记述田洹子之父死后，齐侯请命于周王，为死者举行多种典礼。
田洹子即田无宇，娶齐侯之女孟姜为妻。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内部发生纷争，逐渐失去霸主地位。至齐景公之世，政权下移于卿大夫，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斗争越演越烈。
斗争中，田无宇先后消灭栾氏、高氏，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公元前481年，田常杀齐简公，从此田氏完全控制了齐国政权。
这一时期，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南方吴越地区春秋青铜器代表有吴王夫差鉴，高0.45米，口径0.73米，重45千克。
鉴是一种水器，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时也用来盛冰。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缘器口，做探水状。
通体饰繁密的蟠螭龙纹交相3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做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
这件鉴耳上兽面的额顶又饰一高出器口的长鼻兽。另两侧装饰了立体的卷尾双角蟠螭龙，两条龙攀缘器壁，咬住鉴口，炯炯有神的双目窥探鉴内，非常形象生动。
除了立体的双龙，鉴的口沿、腹部均饰繁密的蛟龙纹。这种体躯交缠、盘旋的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同一时期的吴王夫差青铜剑也为佳品，剑锷锋利，剑身满饰花纹，剑谭饰嵌绿松石兽面纹，剑身近格处镌“攻吴王夫差自乍其元用”10字，为吴王夫差用剑。吴王夫差兵器已发现多件。
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于公元前495年继王位，次年击败越王勾践，继而挥师北上，争霸中原。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盟于黄池，即河南省商丘县南。春秋五霸之后，僻居东南的吴国和越国在中原地区的周朝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越演越烈的时候，吴越两国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吴军攻打越国，越国战败，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并到吴国侍候夫差。后来，勾践通过“卧薪尝胆”，3年后借助黄池之会攻占了吴国都城，杀死了吴国太子友。
就在这种不断的战争中，吴越两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军队，大量地使用的兵器之一就是剑。剑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近战短兵器，它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构成。
剑身修长，两面都有利刃，顶端收聚成锋；剑柄则较短，用于手握。由于在格斗中其功能以推刺为主，故又称为“直兵”。
越王剑是春秋时越王勾践请铸剑名师经历数年精心铸造出来的。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龙泉宝剑铸剑师欧冶子铸造了5把名贵的宝剑，其剑名分别为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都是削铁如泥的稀世宝剑。
据称，后来越被吴打败，勾践曾把湛庐、胜邪、鱼肠3把剑献给吴王阖闾求和，但因吴王无道，其中湛庐宝剑“自行而去”，到了楚国。为此，吴楚之间还曾大动干戈，爆发过一场战争。历史上楚国和越国的关系曾经有一段非常亲密的时期，越王勾践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楚昭王。勾践的女儿生下了后来的楚惠王。
“越王勾践剑”发现于湖北江陵望山墓穴内棺中，位于墓主人的左侧，插在髹漆的木质剑鞘内。也许这就是越王勾践送给女儿的嫁妆。已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的剑，却仍然完好如新，拔剑出鞘，寒光闪闪，毫无锈蚀。
越王勾践剑全剑长55厘米，柄长8厘米，剑宽4厘米。剑身修长，有中脊，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
剑有两行鸟篆铭文，共铸8个金鸟篆体阳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剑身上两道凸箍，铸工精湛，为历代传颂的吴越名剑之一。剑身上装饰着菱形花纹，剑柄与剑刃相接处两面也用蓝色琉璃镶嵌着精美的花纹。
无论就勾践剑的外形研制，还是质料搭配，这口剑都无疑是我国青铜短兵器中罕见的珍品。
越王勾践剑的含铜量约为80％至83％、含锡量约16％至17％，另外还有少量的铅和铁，可能是原料中含的杂质。
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是越王勾践剑不锈的原因之一。
而且在同一剑上，各个部位的合金成分各不相同，这是根据需要配制的。剑脊需韧性好，含铜较多，故不易折断；剑刃需要硬度大，故含锡多，可使剑锋利；剑的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防锈蚀并保持花纹艳丽。
据考证，这种复杂的复合金属工艺，是分两次烧铸造后又复合成一体制作而成的。这种工艺外国人近代才开始使用。
一把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的古剑，居然锋利无比，闪烁着炫目的青光，寒气逼人。20多层的复印纸，剑从中间“唰”一声一划全破。难怪它是我国收藏的第一号名剑，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越王勾践剑上的花纹是用金属锡制成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表面装饰有多种，采用锡是其中之一，青铜的亮黄色与锡的亮白色相互衬托，耀眼美观。
但锡有两点不足，一是硬度低，容易出现划痕，所以只能填在剑身的花纹内；二是在空气中容易被氧化而使光泽暗淡，失去了装饰的意义，所以这种方法并没有被较广泛地使用。
越王剑剑身的菱形暗格技术，是吴越之剑非常富于装饰性的一种工艺，这也是人们喜爱吴越之剑的一个原因。这把越王勾践之剑剑首用11道特别薄的铜片制作的同心圆。
在离发现越王勾践剑仅1千米处的另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中，又发现了吴王夫差矛。此矛也是通体装饰黑色菱形花纹，而且保存完好，铸技之精、工艺之美，堪与越王勾践剑匹敌。这一剑一矛被世人公认为是吴越青铜兵器中的双璧。
再来看这件春秋晚期的牺樽，高0.33米，长0.58米，重10.76千克，是以牛为器形，所以命名为“牺樽”。该樽的腹部中空，颈及脊背上有3穴，中间一穴套有一只锅形的器皿，可以自由取出。根据其构造的特点，可以确定这是一件温酒用的器物，锅形器容酒，前后两个空穴用于灌注热水。
此樽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蟠螭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樽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牛鼻环在当时称为“棬”。
在殷人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的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它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主要用于祭祀。
同时牛樽的器身满饰动物纹，在商周时代的神话和美术中，动物或动物纹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祭祀中被视作神奇力量，扮演沟通天地的助手。
这件牺樽集铸造、设计、雕刻艺术于一身。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
青铜器铭文的春秋中晚期金文
至春秋中晚期，列国金文在形体上均已形成较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地理区域，甚至区域相邻的不同国家间的金文也有了较大的差别。但当时大小国众多，今日所能掌握的金文资料，尚不足以逐一作细致的、分国别的研究。下面仅根据现有资料，将这一阶段金文大致分四个区域作概述，这四个区域即是东方之齐鲁，中原之晋、南方诸国。关中(秦)。 这一地区以齐国金文的资料较为丰富。从春秋中期时，齐金文出现两种风格，第一种风格：字形瘦长而工整，笔画流畅，竖笔往往长垂而迂曲，显得庄重而又典雅。例如出土于易县的所谓齐侯四器(鼎、敦、盘、匜)之铭文。然齐侯盂铭文，此盂铭文字体与易县所出齐侯器铭文极相近。
在此同时，齐国金文还有另一种风格。字形较方、笔画舒张，风格比较豪放，如国差黵铭文，传世之洹子孟姜壶的铭文《大系》也可归属此种形式，惟布局较为草率。以上春秋齐国金文的这两种形式虽书法不同，但字形结构却是相一致的，这只要将以上齐侯盂铭文、筋鎛铭文与国差黵铭文比较一下即可知。两种形式中，前者当是一种着意加工的艺术字体，后者则是接近于平时流行的手写体，或称俗体。
鲁国与齐国相毗邻，但现所见到的春秋中晚期鲁国金文罕见齐金文那种瘦长，工整而多垂笔的字体，多数器铭之书体仍较多地保留西周晚期金文的风格，稳重而敦厚，这也许与鲁国保存周礼最多有关。惟此阶段金文字形大小已不尽同，相比西周晚期，个别字体笔画亦迂曲，布局多显得较宽松。体现了时代之风格。比较典型的字体，如鲁大司徒厚氏元铺铭文、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
此一阶段齐、鲁金文不仅在书体上有一定差别，而且在习惯采用的字形结构上也不尽同，当然，在某些字上有共同的、较特殊的写法，如“寿”字上部笔画(“老” 字头)，此点曾为学者所注意。但是齐鲁金文字体结构的差别还是更引人注目的，如比较一下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与齐侯盂铭文，由“其”、“寿”、“万”、 “保”等字的写法，即可看出字体结构上定差异。以上齐鲁金文的不同，说明列国政治上独立性之增强与地域上割据之状态加深了文化上的隔阂，即使地域邻近亦未可免。 春秋中晚期时晋国政治中心还在晋南，地可归属中原。属于这一阶段晋国的金文发现得不多。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栾书缶，因铭文中“栾书”之名见于《左传》，为晋景公、晋厉公时人，活动于春秋中期偏晚，故一般认为这件缶即栾书所作。近年有学者提出此器乃楚器形制，文字亦属楚系。持此说者对该器之年代则有战国时期、春秋晚期二说。
此器腹部铭文错金。盖铭记时八字为阴文。
目前可以见到的这一阶段有铭晋器中，晋公奠为春秋晚期器，器铭之晋公，有平公(前557一前532)、定公(前511一前477)等说法。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大小亦不同，但笔画细劲而多方折，其书体接近于侯马盟书，所以应属于当时流行之手写体，而未经刻意加工。约属春秋末叶的郘钟，为魏氏之器，其铭文书体近于晋公奠，但圆笔较多。此外还有长子购臣簠(《文物》1964年7期)，长子在春秋时属晋国，其布局松散，字体仍带西周晚期遗风，惟亦多圆笔，风格较柔弱。另一件著名的春秋晚期晋国有铭器物是出土于河南辉县的赵孟庎壶，今藏英国博物院。其铭文记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黄池之会，知器当制于春秋末叶。铭文与晋公奠明显不同，字形修长，笔画工整而流畅，显然是郑重的艺术型字体。
由上面提到的几件器铭，可知春秋中晚期晋国金文书体较纷杂，但大致可归属手写体(或称俗体)与艺术形字体两种，前者又有方折笔与圆笔之分。
这里所谓南方列国，主要是指当时江淮流域或邻近江淮流域的诸国，包括蔡、许、徐，楚，吴，越等国。宋国比较靠北，但从其金文字形看，亦可归入于此介绍。这一区域的金文大致有三种形式：
其一，较为随意的字体，亦可称为手写体或俗体。特点是，字形长方或较瘦长，圆笔较多，稍显粗犷，笔画多拉长，末端弯曲。这种书体当是袭自于上述春秋早期陈伯元匜、楚赢匜铭文的风格。此种形式之铭文字的大小不统一，布局亦不甚规整，如以下诸器铭文：徐王义楚鍴、宋公栾簠、楚王子申盏。
其二，较工整的艺术型字体。其字形硕长，笔画细劲，竖笔挺直，撇捺多迂曲，并列笔画喜作平行婉蜒之态，带有很强的修饰性。如以下器铭：吴王孙无壬鼎，蔡公子义工簠、许子妆簠。楚王孙遗者钟铭文稍显草率，但亦大致可归属此种形式。
其三，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即所谓鸟虫书，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书体可细分为虫书，鸟书两种，但有时兼用于同一铭文中。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 年1期)与马承源《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 春秋中晚期之秦金文发现较少，仅就现有资料看，它与当时东方及南方诸国金文在字形结构与书体上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1919年甘肃天水出土的春秋中期偏早之秦公簋铭文，即是本阶段秦金文的代表。将此铭与春秋早期秦公鎛铭文比较，可以看到，此时的秦金文较多地承继着春秋早期秦金文之特征，即依然有西周晚期金文的遗风。秦公鎛，秦公簋铭与石鼓文无沦在字形结构还是书体上均相近。对于石鼓文年代;学者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其时间范围约在春秋中晚期之内。秦公簋的文字结构与书体特征较之秦公鎛更近于石鼓文。
秦公鎛文字较舒展，多圆转，而秦公簋文字与石鼓文一样，均显得在结构上较为谨严，方正，在字形上更加规整，且在笔法上改圆转为圆折之笔，这说明秦金文字体是在春秋中期开始得到进一步改造，从而更规范化、渐接近于小篆。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大的改革。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 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战国铜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铭文，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可对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
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的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划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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