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老考古工作者合影蒋志龙供图
中新网昆明11月11日电 题：中老联合考古队探索青铜冶炼遗址奥秘 结下“深厚情谊”
作者 陈静
排雷、排爆，躲避野生大象、严防致命蚊虫……这些险象环生的情景，都是中老联合考古队曾经直面的问题。在老挝沙湾拿吉省Sepon矿区青铜冶炼遗址群，他们甚至在现场挖出了炸弹。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称，“正是因为共同经历了这些，我们和老挝同行结下了‘革命友谊’。”
2014年、201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并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老挝沙湾拿吉省sepon矿区及其附近村寨进行短期考察和试掘。2018年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与老挝国家遗产局考古处合作，在Sepon矿区选点发掘，并出土了包括青铜斧、铜锭和大量的陶坩埚等器物。
图为现场发掘的遗物 蒋志龙供图
“长期以来，Sepon的考古发现不被外界所知，其在古代青铜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被掩埋。”蒋志龙介绍，Sepon矿区遗址是一个集铜矿开采、冶炼和铸造为一体的矿冶遗址群。在东南亚的三个古代矿产中心中(两个在泰国)，Sepon是规模最大，开采时间最长的一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当地采集的各类文物达6000余件。
有意思的是，在Sepon矿区遗址出土的铜鼓、铜釜、铜戈等在形制上与云南“古滇国”的青铜器相同或者相似，这让中老双方研究人员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由于老挝缺乏专业考古人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Sepon矿区遗址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保护。
为此，老挝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合作，成立联合考古队。双方共同参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研究成果共享，发掘出土的文物则全部留归老挝。这样的合作模式得到老方肯定，蒋志龙坦言，“目前，老挝信息、文化和旅游部仅允许中国在此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图为工作人员在现场排雷 蒋志龙供图
2019年11月至12月，中老双方继续对Sepon矿区的Thengkham East遗址进行发掘。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蒋志龙依旧感到激动，也有点后怕。Sepon矿区属于雷区，要先对现场进行排雷、排爆，才能进行发掘工作。有一次，虽然事先已经进行了排查，还是在发掘时挖出一枚炸弹，幸运的是炸弹没有爆炸。此外，由于地处野外密林，考古队在调查时还要躲避野生亚洲象、严防致命蚊虫，堪称惊险。
图为考古队发现的炸弹 蒋志龙供图
经过近1个月的艰苦工作，共发掘出土各类遗物600件，首次出土了有明确层位关系的出土物，为考古学家建立遗址的年代框架、了解其文化内涵以及其人类行为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使老挝同行了解了寻找遗址和发掘遗址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满足于采集，不管其他。
中方的实干和精神面貌给老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殷切希望中方继续帮助他们并为他们培养更多专门人才。为此，作为中方合作单位之一的四川大学，为老挝年轻一代考古工作者设立奖学金，使其可到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目前，已有数名年轻人学成归国，继续在当地开展考古工作。
“云南和老挝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交往起来本就比较亲近。”蒋志龙说，加之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共同经历了野外考古的艰辛，双方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年轻人更是打成一片，像兄弟姐妹一样。
目前，中老双方共同署名的学术报告初稿已经完成，修订后将在相关学术期刊发布，初步揭示Sepon矿区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及其价值。下一步，中老双方将继续对Sepon矿区的遗址以及感兴趣的项目开展合作。(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历史上有关于三星堆的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三星堆的直接记载，只能从古蜀国的记载中，以及山海经一样的神话中推测三星堆文化的影子。
毕竟在秦占据巴蜀之前，巴蜀作为蛮荒一样的存在，是游离在中原文明的记载之外的。
而当秦占领巴蜀时，三星堆的文明已经消亡了。
1929年,成都发现独特的青铜器文化,是哪个遗址
广汉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维汉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
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 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
发掘三星堆遗址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2015年6月13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获悉，广汉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发现，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一段，加上之前发现的东西南城墙，三星堆古城城圈初步呈现。此外，在城墙的下还有三个墓葬，其中中间一个墓葬中人骨完整，还能看到手指，据称是新石器的人骨，比商周城墙早.。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 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其中金杖长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厘米，座基79厘米，总高度达260厘米，重约300余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神树高350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青铜头像40余种，面具10余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中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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