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万年前的古猿人遗址，到世界最早栽培的稻作和粟作遗存，再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浙江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考古学成就斐然，举世瞩目。
这期间，越来越多文学创作者开始关注考古题材，岳南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体，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有人因此称他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也有评价称“在考古领域，没有人比岳南更会讲故事；在文学领域，没有人比岳南更懂考古学”。
笔耕不辍30余年，岳南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他对考古文学的思考是什么？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他又面临着哪些挑战？近日，河南青年时报·东风新闻记者对话岳南，了解他的心路历程。
12月3日，北京彼岸书店，岳南签售新书《岳南大中华史》
创作以考古、历史人物为中心
记者：1990年，您被北京十三陵触动，与陵墓考古队队长夫人杨仕共同合作完成了《风雪定陵》这本书。继而开始逐步关注考古。在这种关注中，你自己和考古的关系是否有阶段性变化？
岳南：《风雪定陵》之后，我感到这个领域挺有意思，考古题材也有写头，与我的兴致和爱好相吻合，就连续写了十几部，每一部都写一个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发掘的故事。
尽管后来有一大段时间去关注、写作民国时候的学术大师，但还是以考古、历史这个圈子的大师为主，其他学科大师为副，总之没有出这个大的范围。《南渡北归》中人物众多，但读者会发现是以考古、历史人物，特别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等为中心的。
记者：您对自己的创作定位是什么？您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达成什么？
岳南：我写的题材是纪实的，作品是非虚构的，这就是定位。通过描写看到的具体动作、发现与发掘物，或人的语言，来反映透视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状态，所谓文学即人学，如同《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孙悟空、猪八戒等并不是自然的猴子或笨猪，实际上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几个人是有理想和追求、有血泪和爱恨情仇的。
网络信息有局限，要沉下心找原始资料
记者：随着网络的发展，无论是学者撰写论文还是作家创作作品，收集资料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网络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公开素材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种素材收集方式的变化？是否为您今天的创作，提出了更大挑战？
岳南：网络的出现对收集素材更便利了，这是好事，但网络有局限性，如错误较多，事实缺少出处等，不能全部依靠网络，还是要沉下心来找原始的资料，找发掘人员交谈，了解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写作素材，才可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
岳南（左二）在金沙考古工地
记者：这些年采访考古人、文博人，您有哪些经验之谈？如何保证自己能够挖掘到与其他人不同的故事？
岳南：这个不好说，或者说我没有比别的采访者更有利的条件和特权，采访过程都是一样的套路或叫流程，只是在采访前要注意选择人物，除了选择那些考古现场的主要人物，还要有意识地选择会讲故事或可能有故事的人物。
同时，虚心向采访的对象学习请教，认真聆听他们的爱恨情仇或生活中的纷扰郁闷、痛苦悲伤，时间长了就成为朋友，如此，有些别人得不到的故事就自然得到了。总之一句话：有心，或叫用心，心灵的沟通是最重要的。
1993年，岳南（左一）与当年打井发现兵马俑之一人杨志发合影于秦俑博物馆
考古文学只是一个标签
记者：您怎么看待考古文学这一写作类型？未来又要如何发展？
岳南：考古文学只是一个标签，如前些年的“寻根文学”“大墙文学”“知青文学”等一样，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并不长久，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快会被风吹掉，被人遗忘。也就是说，不管写什么题材，还是以质量或者说以作品的魅力赢得读者，只有打动人心灵的作品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读者只会关注或怀念作品的内容，至于是什么“文学”，可能并不会关心。
记者：这些年考古热袭来，有专业学者开始探索“公众考古”，撰写考古书籍。您的创作和“公众考古”的区别是什么？专业学者这样的探索，会对文学出身的写作者，形成一种挑战吗？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军曾提到，近几年，人文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批跨学科、打通式的写作。比如以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教授戴维·R. 蒙哥马利所写《泥土：文明的侵蚀》为例。它既不是科学著作，也不是科普著作，也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纯文学著作，但很多要素它都有，是一种融合性的文本。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以及在这种趋势下的文学出身的写作者？
岳南：没感到热，或者说与20世纪80年代比起来，还是冷得多。那时候许多一流的才子都报考大学的考古系，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就说明已经没什么热了。
按正常规律和预期，中国大陆发现发掘了这么多的遗址遗物，几十项考古发现震惊世界，中国人民应好好地“热”一“热”才对，但目前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至少与一个文物文化大国的气氛不匹配。
我写的东西是考古题材，但不是“公共考古”，就像莫言写的是《红高粱》，但不是“公共种地”一样。我每一部作品看起来是写考古与历史，其实内在就是写人，人的精神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各种表现甚至表演，有的是无可奈何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自愿的，各种角色在考古现场与背后形成了一个隐形的社会和人的内心情感以及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承受力。
最后说专业学者的探索与文学出身的关系，二者是天生的相同又不同，文史一家但别有洞天，中间一道门可能打开，也可能不打开，但无论如何不会妨碍，更不会构成什么挑战，或者还是相得益彰，共同进步。
河南大学刘军教授提到的这个外国人和写作方式与成果，或许就是文史两界打通中间一道门的成功案例，这样的作者在之前也有过，如德国学者蒙林写的五卷本专著《罗马史》，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开了历史学家获文学奖的先例。
岳南考古文学新作《岳南大中华史》
来源 河南青年时报·东风新闻
记者 李豌/文 河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编辑 杨阳
校对 王冰
审核 田震
宋丹丹张一山再现《萌探2》中《家有儿女》，如何看待考古热？
宋丹丹张一山再现《萌探2》中《家有儿女》，小编觉得这波考古热其实挺正常的，毕竟《家有儿女》是很多观众心中最下饭的情景喜剧，而且至今也没有一部片子可以超越，萌探2的导演吴彤想要考古刷流量，这也很正常的推广行为。
萌探2再现《家有儿女》，宋丹丹和张一山再演母子
小编真的是看《家有儿女》长大的，每次看到有电视台重播这部剧，都觉得很激动，每次看心情都会很好，很解压也很有教育意义的一部剧，宋丹丹阿姨演的刘梅女士虽然表面上好像看不上淘气儿子刘星的样子，但其实她是非常爱刘星的，只是怕小雪和小雨得不到充足的爱，也怕刘星真的变成坏孩子，所以才对刘星特别严厉，这次萌探2的节目设计的很好，他们还原了《家有儿女》当时拍摄的家的一些场景，而且让宋丹丹和张一山再现了剧中的一些经典桥段，比如说，刘星想把头发染成绿的那一段，他们就还原了，而且还有特别来宾鼠标和键盘来参加，就是怀旧感很强，反正小编是不在意萌探2的这种考古的，吴彤无非就是想让萌探2更有看头一些嘛，可以理解。
萌探2多次考古经典老电视，导演吴彤的确很能抓住现代观众的口味
萌探2考古这不是第一次了，上一季也考古了还珠格格、西游记等经典影视剧，效果都很不错，而且上一季也考古了《家有儿女》，当时是杨紫还有剧中的爸爸高亚麟，两人引发了一波回忆杀，吴彤导演很知道现代观众的口味，所以经常搞考古这一套，在王牌对王牌就考古了很多经典影视剧，青春环游记也是，这种考古热就是为了迎合现代观众的重温经典的一种需求，毕竟现在网络上的那些电视剧真的太无聊太难看了，完全不如过往的老电视好看。
当小编看着宋丹丹戴着白发的假发套再演刘梅时，小编真的看哭了，那是我们的青春呀。
板栗坳中的脚印和声音
史语所图书馆旧址外景
史语所离开之前立的 “留别李庄栗峰碑铭”
今日李庄码头
陆晓娅
这几年，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日渐热闹起来，人们到那儿看抗战时期的同济大学旧址、国立中央博物院旧址，看被特意标上“梁林故居”的中国营造社旧址，再吃上一盘薄得透明的李庄白肉，喝上两盅李庄白酒。
我们在长江边的民宿住了两晚，自然也看了李庄的旧址、故居，吃了白肉，但是在告别李庄前，我们还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距李庄约5公里的板栗坳，那里是抗战时期史语所的落脚之地。
“史语所”，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 历史 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用“山高水长”
来感念板栗坳乡亲的收留与支持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傅斯年的建议下，中研院决定设置 历史 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他邀集了一批著名学人加入史语所，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当时，他们都在三十郎当的年纪，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期待着能“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傅斯年语），开辟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方新天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抗战爆发后，学者们也没有了做学问的安静书桌。在日军的轰炸中，史语所不得不一次次搬迁，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最终跟着同济大学来到李庄。
李庄的祠堂和庙宇，一时间都被同济大学占满了。这个原来只有三千人的小镇，现在挤进了一万多外来人员。好在离李庄几公里的板栗坳，有一座李庄望族张家建的大宅，名曰“栗峰山庄”。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宅子，由7处自成一体、又彼此相通的四合院组成，整个山庄共计108道门，据说是暗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梁思成将其收入《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并盛赞其为“川南民居的精品经典之作”。史语所在这里落脚，倒是远离了轰炸也远离了红尘，因为从李庄到板栗坳，要穿过田埂和树林，爬500多级台阶呢。
我们已经体会不到当年学者们在石阶上往来的辛苦了，开着 汽车 一溜烟就到了板栗坳。不过也许今天的板栗坳比抗战时期还要“远离红尘”：停车场上没有别的车，也没看到别的游人，绿竹阴里的石板路上一片静悄悄。
想象中的栗峰山庄，应该具有深宅大院的雄风与雅韵，可我们看到的多是散落在山坡上和水塘边的破房子。除了“牌坊头”看上去还像个样子，史语所落脚的其他地方的破败程度，着实超乎想象。
好在我们是先从牌坊头看起的。一走进这座保存完好的院子，便看到翠竹下立着一块红字石碑，名为《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额上是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题写的4个字“山高水长”。宋人范仲淹撰《严先生祠堂记》，最后作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今史语所用“山高水长”来感念6年来板栗坳乡亲的收留与支持，意切而情深。
据说在抗战胜利后史语所撤离前的几个月，同仁们就开始商量立碑的事情了。最后碑文由陈盘撰文、劳干书写，记载了史语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在此“适兹乐土”，“不废研学”。待到“国土重光”之际，学者们即将离开此地，“我曰东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因此立下此碑，“不为镌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
现在，75年过去，这些学者大都已经作古，那份“山高水长”的“雅谊”，若不是我们这些“后不贤”亲到此处，几乎全然不知，或知而无感。但站立碑前，却觉得飒飒清风，穿竹林而来，沐浴身心，感佩万端。人之品性、人之 情感 ，幸被这方石碑留在天地之间。
展室里到处都是甲骨文
和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
史语所的子弟学校曾设在牌坊头里，现在这里没有了朗朗书声，却有一个非常好的展览，使得我们能够一窥学者们在此的工作与生活。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董作宾和他领导的甲骨文研究室。2014年，我去台湾自由行，曾在离胡适墓不太远的地方发现了董作宾墓，他们都葬在了今日中研院高山之阳。董作宾和夫人的合葬墓很大，有传统的圆形坟冢，前面两座小石碑，一座上面是董先生的青铜雕像，一座则是其生前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依礼义为安宅，弃名利如土苴”。但那时我对董作宾及其甲骨文研究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此次参观史语所旧址，让这个模糊的印象一下子鲜明丰满起来，好像是心理上的一次完形。
无法不印象深刻，因为展室里到处都是甲骨文和董先生的甲骨文书法。1928年至1934年，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抗战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甲骨文研究成果。1940年，董作宾与18000余片甲骨文一起“逃难”到了板栗坳。在这里，他和助手完成了“凿破鸿蒙”的《殷历谱》——使用以教皇历法为依据的斯卡利格计算日程表，借甲骨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记录，破解了殷商的年代问题。主张学术研究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胡适，认为《殷历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表示“佩服佩服”；陈寅恪则认为，“抗战八年，学术著作当以《殷历谱》为第一部，决无疑义也”。
为了支持董作宾的工作，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特地从重庆买回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供董作宾和助手开夜车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点桐油灯。在闷热难熬的夏夜，受不了桐油灯烟熏与黯淡的年轻人会跑到董作宾的窗外聊天。他们一边聊，还一边相互提醒，别惊动那位正在辛苦工作的“老天爷”——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南阳口音很重，南阳很多人把“老天爷”三个字当口头禅，董作宾也有这习惯，往往张口就是“老天爷呀”，所以史语所年轻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天爷”。
作为一个希望下辈子当古文字学家的人，我很能体会董先生“解谜”的快乐：“我算出文丁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是一个夏至，与这一片卜辞所记密合”；“帝辛征东夷的时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丑这一天，从‘亳’往‘鸿’，当晚就到了”……三千多年前迷雾中的 历史 ，就这样一点点从甲骨文中显形啊，真是太酷了！
很难想象这个“酷”是算盘扒拉出来的：当时没有电脑，董作宾又不惯使用手摇计算机，全凭笔算或算盘来计算。据说有关历法的计算量极大，为了减少错误，每道题往往计算三遍到五遍。除了自己计算，他还常常抓史语所的年轻同事帮他演算。栗峰山庄里算盘噼啪响，石璋如回忆说:“董先生自己常常说笑话：我们史语所成了数学研究所了。”
傅斯年被迫为部下出具
“结婚保证书”
展览中也有很多图文反映了史语所人的生活情形，比如年轻人结婚，清寒中的学者们以书画相赠“以志喜庆也”。史语所刚刚迁到李庄的时候，傅斯年规定所有的单身汉都要上山，吃“伙食团”。因为战乱未已，他不赞成史语所的年轻人与当地女孩谈情说爱，正像当年的“驻村干部”也劝我们知青不要着急结婚一样。
奈何抗战持久，年轻人实在等不得，待到6年后史语所迁往南京时，已经有5位青年才俊娶了李庄姑娘。其实李庄人开始并不乐意，他们怕这些“下江人”不知底、靠不住。当逯钦本要娶李庄大户的女儿、史语所子弟学校老师罗筱蕖时，罗筱蕖的父亲、那位写下“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乡绅，要求傅斯年证明逯的学识和在老家是否婚配。
傅斯年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逯的学术水平和成果，还将各种能证明逯未婚的材料一一列举，包括其在北大入学时填的表、催促其在外面完婚的家书等，后面还附了6位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
想想觉得又好笑又感动。堂堂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被视为“常目空天下士”的“傅大炮”，还要出此等证明，可见板栗坳的6年，史语所的人们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展览无法完全复原的是当时学者们的清苦生活和“不废研学”的紧张工作。其间，已经有一些学者去国外大学或国内大学任教，离开了板栗坳，但还有些学者在此坚守。史语所也招聘了一批青年学子，以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
把梁思永抬上500级石阶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是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考古学家，是第一个受到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多年的野外工作和迁徙中的劳累，使得原本就身体不好的他患上了肺结核。到达李庄后，他担心山上条件差，将家安在了李庄，周一到周六到板栗坳工作，住在宿舍里，周末回李庄家中。“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热情。”但是到了第二年，他终于卧病不起了。为了让病重的梁思永能每天晒到太阳，傅斯年在板栗坳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子里，腾出房子，请人安了地板，装了玻璃，打了晾台，然后和梁思成一起亲自组织担架队伍，把梁思永抬上了500级石阶。
我们不知道这个特别为梁思永准备的房子在哪个院子里，估计没有坍塌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吧。
1942年11月，费正清访问李庄，参观了史语所。他说：“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
李约瑟的板栗坳之行，收获的还不止这些。26岁的王铃，当时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在听了李约瑟的演讲并与之交流后，内心的热情被点燃了。李约瑟走后，他钻进史语所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火炮资料，以英文写成论文，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据说李约瑟读完王铃的论文，非常欣赏。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到英国留学，开始与已经回到剑桥的李约瑟长达9年的合作。当《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在前言中这样提到王铃：“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挑起辩论是让大家在山坳中不感枯寂
我们沿着小路前行，去找桂花坳，那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住了6年的地方。村里人告诉我们，这几天主人家有丧事，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参观。我们知道农村办红白喜事时，村里的人和亲朋好友都要来的，主人家会很忙碌，也许还会有些禁忌，因此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桂花坳在一座小山坡上，快走近时就看到院子里搭着塑料棚。我们在门外停下脚步，看到院子里人不多，大概是事情已经办完了。和主人一说，主人很爽快地答应我们进院子里看。
老房子外墙上也挂着一块棕色的牌子，写着“傅斯年旧居”。我们走进屋里看到的是破烂的家具，上面的屋顶已经透亮，地上放着塑料盆，可以想见是下雨时用来接雨的。主人说，这个房子已经破得不能住了，可是现在政府不让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意思的是，我在《南渡北归》中读到不同的人对于此处的不同记忆：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的记述是：“那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半山，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傅斯年字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可是在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孩子眼里，那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
想到英国绅士李约瑟也曾在桂花坳过夜，不知道他和傅斯年在桐油灯下谈火药时，是否也被虫鼠骚扰过？
据说从昆明龙头村开始到李庄板栗坳，傅斯年就很喜欢与同事们辩论不休。后来在为董作宾的《殷历谱》作序时，傅透露了个中秘密：“吾见彦堂（董作宾字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辩之，以破寂焉。”
原来，挑起辩论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山坳中不感到枯寂，保持心智的开朗与活跃！看来，“大炮”只是傅斯年面貌之一种，其实他的心思也蛮细腻的。
板栗坳能让学者们在战争时期也“不废研学”，除了他们对于学术的追求之外，还在于这里有一个“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它落脚在一所叫做“田上”的院子里。我们从水塘对面望过去，这个院落似乎不小，应该有不少房间能用来安置图书，但一走进去，看到的已是满目荒凉，老房子前面堆放着柴草，屋子里还有残存的“文革”标语，已经完全感觉不到它曾经作为图书馆的存在了。
细想起来，如果不是史语所拥有这样一座宝藏般的图书馆，不知道傅斯年是否能当即找出《武经总要》，王铃又是否能写出他的英文论文，甚至病床上的林徽因，为了帮助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也是从史语所图书馆去借《史记》《汉书》的。因为丰富的藏书，还有学者千里迢迢来投奔史语所。
几十万册书是如何运到这山沟里的？
在战争状态下，几十万册书是如何运到这山沟里的呢？1940年，史语所将珍贵书籍、明清档案和甲骨、青铜器等出土文物装了600多个箱子，雇20多辆 汽车 翻山越岭从昆明运到了长江上游的泸州，交给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委托他们将箱子通过水路运到李庄。但不知道是不是李庄的码头太小，到宜宾后，这些箱子被放到驳船上转运到李庄。一艘驳船离开宜宾后不久就倾覆了，几十箱珍贵书籍落水。傅斯年、董作宾们捶胸顿足、心急火燎，只好把打捞上来的箱子集中到一所小学，组织史语所同仁开箱晾晒和造册，直到翌年一二月间才晾晒完成。此事被史语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称为“晒经三月”。6年之后，又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停在了李庄码头，装上了史语所的珍贵图书和文物，也装上了史语所的同仁和他们的家人，鸣响汽笛，顺流而下，冲出三峡。一段山乡避难史、一段战乱中的学术研究史就此结束。
我们沿着小路慢慢走回村头，村里仍是一片寂静。不知史语所离开之后，这里的人们是否会怀念子弟学校孩子们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还想再听听他们围着板栗坳跑步时呼出的“一二三四”？不知道板栗坳的房舍、山林、水塘、油灯和乡亲们是否也会出现在学者们的梦中？梦境难考，我只是从书上看到，102岁的石璋如在去世前三天，用颤抖的手在自己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上签名，托人从台湾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政府。他对那段岁月、那片山水，那些人们的怀念与感恩之情，成为这个“一生唯一念”的考古学者的绝笔。
本文中的一些故事，取自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照片由陆晓娅、栗兰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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