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华夏？华夏族群与华夏传统何以形成、何时形成？随着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内涵特征及源流谱系的不断清晰，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时期可能在华夏族群形成和文化认同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一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尤其是其庙底沟阶段，农业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确立造成大规模人口增长，彩陶、独具特色的器物群与其他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物质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向黄河中上游及其以外地区大肆扩张，结合近年基因、语言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大致可以确认这支文化就是今天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的汉藏语系人群形成的考古学基础，因此对于华夏传统的形成具有族群、语言与文化上的奠基性意义；二是龙山阶段之后崛起于中原腹心地带的二里头文化，在仰韶文化解体之后的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诸区域性文化传统竞逐中于仰韶故地再次脱颖而出，综合当时东亚视野中已知的诸先进文化因素，熔铸出超越区域性文化传统之上的文化正统和文明大统，为夏商周的王朝赓续提供了世界观、价值观乃至器用制度、政治体制等认同与遵循，大致上与文献中描绘的夏王朝崛起正相对应。因此，如果说具有强烈融合扩张性质的庙底沟化为华夏传统之奠基，而二里头化则熔铸出鼎立中原的华夏正统。
一、引言
现代民族概念起源于欧洲，清末民初才传入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族群认同观念，尤其是中华民族的称呼是晚至清末梁启超先生面对国内外政治外交形势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总结中国境内族群互动脉络后首先提出和界定，进而得到广泛认同，并成为了辛亥之后五族共和的学术和思想基础[1]。中国人的观念认同可能在史前的五帝时代已经存在，《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如果说帝舜“之中国”还是司马迁对传说的追述，那么，目前确凿的文献证据则可以追溯到西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贾村镇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按上下文意是指西周王朝的成周地区，而《史记·周本纪》也记载周初周公在成周营建洛邑，是因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可见居住在中原洛阳一带传统上有天地之中之称那块地方的人，在西周初年甚至更早的帝舜时代就已经是文化观念上的中国人了[2]。
在早期中国，对于不同族群与文化当然是早有认识的。中国人、中原人、汉人以及相对于他们的周边族群分异与交互，在上古时期已有很多传说，三代尤其自先秦和秦汉之后，分合交斗的情况是比较清晰确凿的。先秦之后中国之人随朝代不同而产生周秦汉唐等不同称呼，但基本上都以中原不断扩大的中国范围内的人为实指，包括中华及今天广泛存在的华人认同，也是一种满清之后在世界民族之林从事民族国家建设中对一个扩大了的中国人认同的回归和重新确认。
早期中国人更重要的一个称谓是华夏，这是一种更为古老和底层的族群与文化认知，也蕴藏着中华民族血缘与文化传承的诸多密码。秦汉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主体族群自称为诸夏，也称为华夏，而周边包括一些著名诸侯国却并非诸夏，比如实力很强的楚国就被华夏之人视为南蛮[3]。华夏不仅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即先秦时期轴心时代诸哲思考和表述的结果，也是经过夏商周三代长达一千多年的族群融合以及政治、文化认同和传承而形成的结果，是先秦时代已经存在的相对于周边四夷的一种族群自觉。但是，华夏还应该有一个长期的不自觉的存在阶段，从夏商周再往前追溯也有史实素地和史影可寻。三代之前的传说时代曾经有华夏、苗蛮、东夷等不同部族集团长期互动的文化记忆，考古学等也揭示出早期中国有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原族群与文化逐渐确立主体和正统地位的文化发展历程。所以，华夏核心的形成、四夷入华夏的过程和机制，是早期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及其特质形成与演进的关键。这一过程既有族群血缘上的传承与融合，也有文化与社会、政治演进的同化与认同，是个宏大而复杂的过程。
百年的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与研究，逐步揭示出今天中国大地上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繁衍生息的各类物质文化遗存，包括化石、基因的演变交融情形[4]，从中基本上可以看出由早期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经过原始采猎、早期农耕而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并从多元走向一体，融汇出早期华夏族群与文明的核心，为后世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的过程与机制。
本文以考古发现为主要依据，以区域性文化传统形成、演变、融合为主要对象，追寻东亚地区早期主体族群、文明高地和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并希望从中窥视华夏族群及其创造的文明的一些特点。
二、作为背景的多元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演进
虽然考古学文化是以被发现的古人类遗物和遗迹来界定和描绘的[5]，但它们反映一定时空之内的人类生活生产资料选择、工艺技术、社会组织与精神文化，其背后对应着特定的个体和群体，百年中国考古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早期中国人类文化演进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因此，对相关考古发现进行系统梳理，大致上可以从中寻绎华夏传统萌生与演进的历史过程。
古人类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已有近两百万年的历史[6]，但是能够基于考古遗存比较清晰地辨识出以器用等技术和生业特征为表征的区域性文化传统来，则大致上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距今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情况。因为石器等工具组合的不断丰富与复杂化，陶器和农业的发明与推广，人口增加和定居，以及对环境的深度开发利用与适应等，都是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之后的文化现象。因此，中国考古学才产生了对新石器时代以及之后一系列地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些可以被辨识的不同区域性文化及其延续而成的传统，大致上就是此后传说时代的各族群集团生产生活遗留的物质性遗存。大约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定居性的村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景观，各地的考古学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地方性适应特征并长期延续的生活传统逐步落地生根并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形成了几个大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区，相互之间也逐步以部落或族群集团的形式展开互动，结成了一个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在相互作用中开启了从多元文化走向超越部落族群的中华文明一体的历史进程[7]。
从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演进来看，这一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
1.孕育：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中国已有近200万年的人类生存发展史，尤其是古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后，沿着南方海岸线和北方草原之路分不同批次都曾经到达过中国，他们之间不仅发生过基因与文化交流，而且较多兼容了现代人之前的各类残存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等的基因与文化[8]，并因为不同环境及相应的适应策略而表现出南方砾石器和北方石片石器两大长期共存的旧石器技术与文化传统。整个东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都可能或多或少地为后来的中国人做出了基因贡献，他们创造的文化当然也是早期华夏传统的最早基底。
2.萌芽：旧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距今1.8万年之后，末次冰期迎来拐点，气候快速转暖并伴随剧烈波动，盛冰期前后这段时间的古人类为应对极端环境被迫采取广谱性适应策略，强化对环境的开发与采猎活动，对某些动植物资源的认知利用不断深化，技术日益复杂，工具体系也进一步小型化和多样化，尤其是南方和东部中国由于环境相对优裕，古人类生活相对稳定，定居性较强，率先发明了陶器，并尝试对多种动植物资源的深度利用。经过距今1.28万年的新仙女木小冰期的回炉锤炼，在之后一路向好的气候环境鼓舞下，人类尝试农业与畜养，人丁日益兴旺，甚至尝试在旷野上建筑房屋，形成永久或半永久性定居村落。距今万年左右，包括陶器、磨制石器、玉器，以及南稻北谷两种谷物农业，热带亚热带的块茎类作物，还有河湖沼泽与沿海丰裕环境下的密集型渔猎采集等几大经济区系初具雏形，为日益复杂且与特定地域环境耦合良好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在多个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落地生根：距今9000年左右，尤其是在距今8400-8200年剧烈的降温事件[9]之后，全新世迎来了水热条件耦合良好的大暖期阶段，气候环境非常适于农业发展和传播，农作与定居社会在东部中国的山前、河谷、湖盆等宜居地区蔚成大观，形成连片的村落文化遗址群，器用、聚落结构和精神文化产品日趋复杂，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新石器较早阶段考古学文化如东北的兴隆洼文化，华北北部的兴隆文化，黄土地带及其东南缘的裴李岗、老官台、大地湾、磁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洞庭湖畔的彭头山文化，江淮的顺山集文化，杭州湾的河姆渡、跨湖桥乃至更早的上山文化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已经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特征并和之后的文化传统形成明显的连续关联性。
4.发展壮大：距今7000-5500年间，在经济、技术、观念尤其是人口快速增长等因素促进下，相对独立或者孤立的文化区块比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都逐步实现了将同一地理环境区域性下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统一整合，发展壮大为成熟的在经济形态、聚落结构、器物组合与精神信仰等方面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传统，并出现了聚落间和社会内部分层，启动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不同文化区域之间既相互区分也密切交流，从而形成一个后世中国范围近似的东亚早期文化互动圈[10]，一些奢侈品和意识形态物品包括知识与观念等，可能在不同区域的上层之间相互流通[11]。苏秉琦先生等以区系类型学说将其归纳为中国史前文化的六大区系，并指出它们不仅各有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区内和区间大致同步演变又相互影响，也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晋、楚、秦、齐、燕、吴越、巴蜀的史前基础[12]。
5.碰撞重组：大约距今5500年左右，各地的区域一体化相继达到高峰，人口饱和，区间空白缓冲地带减少，加上全新世大暖期已越过了气候最佳阶段，资源压力陡然加大，处于环境敏感地区的仰韶文化率先离析解体，同时麦类、牛羊等源自西亚的新经济因素开始涌入，引发仰韶文化区在粟作农业基础上又一次产业革命。一方面人地关系紧张造成在聚落间与不同文化类型间竞争加强，聚落内外的分化与冲突加剧，各地城墙林立，壕沟纵横，一些显贵大墓异常奢华，另一方面新技术传播加快，文化交流与趋同现象愈加明显[13]，严文明先生仔细梳理各地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后，提出龙山时代的概括性命名[14]，我也曾经论说过此乃由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引发的普遍龙山化的文化现象及其深刻意义[15]，一个真正的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将各区域的文化与族群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鹿中原的大幕已经启动。
6.核心生成：经过剧烈的分化、重组与竞逐，一些区域传统快速衰落崩解，而中原地区经过龙山时代的激烈竞逐之后，崛起了综合当时东亚大地各类先进文化因素、具有强大辐射力并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二里头文化[16]。联系早期中国王朝国家万邦来朝的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可以认为一个文化认同上的正统和超越地域的大统已经确立起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赓续传承与发展完善，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业已形成[17]；再经过春秋战国轴心化时期经典文献的记述与表达，以及之后的秦汉一统，可以说华夏传统作为集成东亚地区农业和农牧交互文化的文明高峰与引力核心已经确立，此后便以滚雪球般膨大的机制不断发展壮大。
以上是以整个东亚为背景的早期人类与文化从采猎经过农耕畜牧孕育出以华夏为核心的文明高地和主体族群的大致的纵向发展脉络，而从横向来说，相对于非洲和欧洲，早期中国这块土地作为东方的宜居之地，自直立人以来，曾经有多支不同古人类远道而来生存繁衍，可以说中国是欧亚大陆最具早期古人类多样性的地区之一，他们之间的遗传跨度与融合幅度，远远超过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18]。东亚自青藏高原至沿海平原高度复杂多样环境下涵养的早期人类族群、生业类型及其融合互动方式的复杂多样性，使得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充分展现了多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兴旺发达及其相互作用，从而使得华夏传统在形成过程中得以吸纳整合了极其广阔的时间纵深和地理范畴中的人与文化成就。在中原中心形成之前新石器时代中期区域性文化传统竞相发展的高峰阶段，也正是古史传说中炎黄蚩尤等几大部族异常活跃的时期，考古可见黄土地带的华夏族与海岱、江淮一带的东夷族，还有长江中游及以南的苗蛮、长江下游的古越族等，都是人口众多、实力很强的族群集团[19]。然而，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不同的文化基础和地理环境舞台，不仅使他们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使得在区域间的相互作用中各自占据不同的地位。按照严文明先生的分析，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间已经结成了重瓣花朵式的结构[20]，初步显示出从多元走向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经过仰韶文化时期的庙底沟化与龙山时代重组之后的二里头化这两次集大成式的融合扩张事件，华夏集团渐渐脱颖而出，成为早期中国范围内个区域文化交互的中心。因此，庙底沟化与二里头化，可以说是早期中国浓墨重彩的华化和夏化，为此后的历史发展铺设了耀眼坚实的底色[21]。
三、仰韶文化及其庙底沟化：核心族群生成和文化性格奠基
庙底沟是仰韶文化中期阶段的代名词。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命名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经过百年考古发现与研究，已基本上可以确定仰韶文化是一支以黄河中上游和黄土高原为主要分布区的地域性文化。但是，无论从距今7000-4700年的存在时间、大约130万平方公里分布空间、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类型及其源流、以及众多的遗址数量而论，仰韶文化都当得起是一个巨无霸，其以彩陶为核心特征的成千上万个遗址分布于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黄土地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同时期包括略晚的诸同一发展阶段的诸兄弟文化[22]。
仰韶文化甫一登场，就有很多亮眼的文化特征，除了独具风格的彩陶和罐盆瓶钵等陶器组合，仰韶文化的遗址规模普遍较大，围绕大型公共建筑的分组房屋、中心广场、规范的墓地规划、人数众多的合葬墓、大量的儿童瓮棺葬这些颇能体现群体团结的遗迹，在仰韶文化遗址中非常普遍，展现了充分的聚落向心力和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比如发掘与研究比较充分的姜寨遗址，在仰韶文化早期即已形成五组各自围绕自己的大房子安排的建筑群，共同环绕遗址中心的大型广场，并各自在聚落环壕外边有对应的公共墓地[23]。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四座超大型房子环绕中心广场，门道相对，中心广场与大房子的公共活动核心地位与作用空前突出[24]。这类建筑精致、以正对门道的后壁为上位、前部凸起成近五边形的超大型房子在仰韶文化多个遗址的中心部位均有发现，毫无疑问是仰韶聚落中早期已经普遍存在的大房子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其迎门的大火塘、特别处理的地面和墙面（个别保存较好的房址中发现有类似石灰面的硬化处理和墙壁彩绘，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密集的立柱以及常有饮酒遗痕等内部独特的功能和结构，与佛兰纳里等系统梳理的现代民族志和世界各地考古普遍发现的史前社会的男人会所等初期的公共建筑颇有共通之处[25]，也是后来的中国国家社会中的宗庙、宫殿等特别类型公共建筑的重要源头。可以设想，正是在这样的公共性建筑中，村落成员或青壮年男性等常常集会，受到社群历史、宗教、仪式、军事等方面的教育，并酝酿了村落发展的重大事件与对外扩张计划。
仰韶文化之兴盛，主要是因为这是早期中国第一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全新世大暖期及降水带的北移，黄土地带在当时农耕条件下的易开垦性，使得农业经济率先发展，仰韶文化占得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先机，在半坡与庙底沟阶段接连进行过两波大的以西与被方向为主的扩张。
距今七千年左右仰韶文化已经形成。幅员如此辽阔的仰韶文化的形成机制、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对外的扩张与联系，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无法相比的。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在前仰韶时期大体上至少共存着各有渊源的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福地文化、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能够取代这些不同文化，是在扩张中经过文化整合或者融合才逐步完成的，这个过程其实从裴李岗文化时即已启动。借助于末次冰期结束、海平面大幅度上升，以及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在人群与生存资源的重新布局中，南稻北谷两种分别起源于东南中国与北方中国的农业文化沿着黄河冲出中游奔向东部低地的喇叭口两侧，交汇于中国地理地貌的二三级阶地和秦岭-淮河的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导致裴李岗文化在嵩山周边的快速崛起与扩张，这是仰韶文化的主源。早期阶段的仰韶文化充分利用全新世大暖期的水热耦合条件和黄土的易开垦性，继承贾湖和裴李岗文化向北向西的扩张势头，融汇黄土高原及其东南缘的诸多本土文化，并沿太行山麓和黄河中游支流诸河谷将复合型的农耕文化与彩陶等扩张到更远的河北北部、内蒙、山西、陕西以及甘青等地，直达童恩正先生概括的半月形地带[26]或者罗森女士所说的中国弧[27]这又一个纵深、巨型的文化地理喇叭口的西北远端，期间经过农业主体地位的确立、黍-粟-稻被粟-黍-稻-豆作物组合的取代，农业经济比重的进一步上升[28]，以及内部其他文化要素与格局如彩陶纹样的嬗变等，终于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阶段基本上完成了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诸地方类型的文化整合与一体化，以及对中国黄土高原及其东南缘的全覆盖，其彩陶等文化观念和因素还对周邻其他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形成史前中国一次波澜壮阔的统一运动。
因此，仰韶文化可以说是通过文化的融合创新而形成的、早期中国第一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史前文化，依赖于农业为其人口增长与扩张奠定的经济基础，它在庙底沟阶段即率先实现了包括传统中原在内的黄土地带的从多元到一体。仰韶文化融合、扩张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借裴李岗文化南北融合的东风和复合式农业经济基础不断向黄土地带扩张；第二是以粟和豆大幅度替代黍，进一步优化作物结构，深化农业经济的重要作用，支撑人口持续增长，在晋豫陕三角的河谷与黄土台塬地带完成半坡与后岗等早期地方类型的进一步融合，形成新的庙底沟类型并启动了第二轮更具深度的扩张与整合，实现了黄土地带的文化统一并继续向外辐射强大的影响力；第三是其后期经历大扩张之后的再次地方化乃至离析解体，引发又一波震荡式文化扩散。
近年的语言学与人类古基因的谱系研究发现，仰韶文化及其后裔文化已经为汉藏语系的形成起了奠基性作用[29]。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等先生也认为甘青河湟地区的马家窑及其之后文化的人群沿青藏高原东缘南下甚至登上青藏高原，乃是包括东南亚地区的藏缅语族形成的主要动因[30]。汉藏语系中派生的汉语，作为华夏族群与文明的主要语言文化基础，可以追溯到史前的仰韶文化。
仰韶晚期和后仰韶的文化低潮时期，相对于周边其他区系的文化而言，位居中原的仰韶文化故地的聚落与人口规模也未落下风，不过，从庙底沟顶峰阶段的跌落和解体，则为其吸纳周边文化因素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等在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对仰韶故地的挤压和渗透态势，加上环境变化、仰韶系统内部解体之后北方地区的仰韶后人携带变异和源自更远的西北方向的新文化因素向故地的回归，使其原有的核心分布区即所谓的中原一带较早进入一种不同血缘族群重叠挤压的复合式文化融合与重组的演化状态，加上小麦、牛羊、冶金等新经济因素的加盟，从而形成了石峁、陶寺、太平、瓦店、新砦和二里头等一批广泛综合各地文化创造的新型中心城镇。乱葬坑、殉人、活人奠基和祭祀遗存等在中原地区大量出现，表明在此融合重组过程中不乏血腥冲突与对抗。但是，这种同一区域中的复群化社会分层生存状态，恰恰为社会组织形式突破血缘、超越部落和部族的王朝国家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前提性条件，这也正是红山、良渚以及海岱和江汉地区同时期周邻区域文化传统中所缺乏的重要文明基质。因此，中原地区最终成为了诸早期王朝的降生与盘踞之地。而所谓王朝，可以理解为诸王来朝的早期中国特有的国家文明中心，也可以理解为争夺文化正统的逐鹿中原的中国式文明形成模式。
因此，仰韶文化的形成与大规模向外拓殖、扩张，具有早期华夏传统的人口与文化的奠基性意义。仰韶文化的解体也同样重要，因为经过庙底沟阶段的一体化和解体，进入龙山化时代，是在农业比重不断增加、人口与财富积累膨胀到一定限度的发展模式下，由仰韶文化所在区域率先开启并得到整个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次第响应的、各地域性文化传统达到内外饱和或者接近饱和之后的一种文化调适性转向。其对内的表现是人口继续增长，空间更加拥挤甚至压缩，对外是因为空白缓冲地带减少甚至消失，文化间或者是区域间竞争趋于激烈，普遍发生碰撞甚至是冲突。其实质就是农业发展之后的人口与经济文化的重置，为龙山时代之后超越区域性传统的华夏正统的孕育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背景。在龙山化过程中，后发完成一体化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向西向北的扩张，加上仰韶文化离析解体之后的人们携带源自北方的牛羊、小麦、冶金等新文化因素在晋南豫西和陕东的中原核心区相互竞争、交叠融合，最终在嵩山周边地区化出了华夏正统在诸区域性文化传统中的集大成式脱颖而出，即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此后经过夏商周三代接续定鼎中原，中原的华夏文化传统成为了整个东亚的文明高地。
四、群雄会师二里头：融汇融合熔铸东亚早期中国的高地
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目前已发现二里头文化各类遗址超过500余处，集中分布于豫中和豫西的环嵩山周边，其鼎盛时期北至晋中，西至陕东和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鄂北，东至豫东，其辐射影响范围则更大。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遗址经过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测年和校正，时代大致上被确定在公元前1800至前1500年间[31]。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崛起并兴盛于传统中原的腹心地带，二是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三是二里头遗址本身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跨入青铜时代、内涵丰富灿烂且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除了时空中的关键位点外，仅从考古学文化面貌角度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也的确有诸多非同一般表现，与之前和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包括龙山时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文化和遗址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首先，二里头文化是由若干不同文化的要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文化。很多前辈学者都从类型学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过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随着考古学发现与认识的深入，多数学者同意就作为当时日常之用和考古学文化最精确标记的陶器组合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和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融合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因素，经短暂的新砦期快速发展而成，当然在此前后，山东、安徽乃至西北方向等的陶器文化因素也大量涌入了这一地区[32]。其实，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对周邻四面八方文化因素的广泛吸收与整合创新的特点，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学文化往往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变或者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折性变化，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选择性甚至是主动地聚合了周邻包括远方的多个考古学文化的精彩因素，如二里头遗址所见铸铜、玉器与绿松石加工和应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贝等新鲜因素，其中大都是广泛借鉴并经过改造提升和赋予新的内涵后再加以使用。在其整个社会整体性的经济基础和考古学文化的物质形态中，传统中国的五谷六畜之中除了马，此时已初步齐备（需要补充的是，二里头已经发现了车辙痕迹）[33]，复合型的农业经济俨然成型，同时已有了高度发达并专业化的制石、铸铜、造玉和制骨等手工业及专门作坊，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当属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容器并作为垄断性礼器的高超技术。显然，相对于之前多地零星发现的并未在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类小件铜制品，二里头文化才可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铜时代的滥觞。
其次，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诸多地域性文化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突出的脱颖而出的超越性特点。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仅超乎原有诸文化或文化类型之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其文化影响。就纵向时间轴和中原地区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是经过仰韶时期其所在地区在区域一体化的高峰和分化、相对沉寂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范围的统一与重新崛起，并也像仰韶高峰阶段一样对周邻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辐射区如果以二里头式牙璋[34]、鸡彝[35]等特色标志性器物和因素的分布来衡量，范围之大已远远超过仰韶文化顶峰阶段的庙底沟类型。不同之处是，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让周邻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显示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东方的岳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东南的马桥文化等，包括长江中游地区，非但缺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高级产品，原来已有的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也显示出粗鄙化趋势，显然是这些文化的社会上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到抑制性影响之后，对意识形态物品的有意放弃所致。
以上两点让二里头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时期周邻乃至当时东亚地区早期文化相互作用圈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或各地散乱的诸文明制高点，如红山、海岱、良渚、石家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二里头文化的脱颖而出具有鲜明的超越性，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华夏传统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标志，许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国》中曾经形象地将此现象概括为文明格局从满天星斗发展到月明星稀[36]。
在上述过程之中，位于黄河中下游之交和黄土高原东南缘的中原嵩山周边因为地理与气候等环境原因，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区间。前仰韶时代南稻北谷两种农业文化已经在此遭遇，为仰韶文化的形成与扩张提供了一个与大暖期和黄土地带非常耦合的复合式农业经济基础和出发点。在后仰韶时代的区域传统竞争中，这里又成为四面八方文化因素和力量逐鹿的焦点地区，经过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叠融合，最终成为集大成的二里头文化登场的理想之地，因此堪称整个东亚历史与文化关键性的地理枢纽，也被传统世界观认为是人类世界的天地之中。
在以农业部落为载体的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普遍发展出以内部分化和大型中心型聚落为特点的簇团式防御分层社会，他们大建中心聚落甚至是环壕聚落、带有城墙的聚落，是因为这样的聚落具有数倍于普通聚落的防御能力，从而在族群冲突或者外来劫掠者面前可以更好地保护族群的安全。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地域协同式防御模式，以巩义稍柴、郑州大师姑和东赵、新郑望京楼、平顶山蒲城店、孟州禹寺[37]等多个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次级中心聚落对二里头大邑形成拱卫之势[38]，而二里头自身则仅在行政中枢部位建设宫城进行有限的区分和防御。二里头和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所在，构成文化的中心区，而超出这个文化中心区的重要地点，比如交通要道或关键的资源产地，则派出防御性极强的中心堡垒将其置诸管辖之下，如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可能都是此类外围据点。这一全新的空间防御与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里岗文化全盘继承并扩展。考古发现表明，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新郑望京楼、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遗址纷纷在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都在二里岗阶段进行了改建或重建，继续扮演这区域性中心聚落，并和郑州商城形成共荣关系。二里头自身也在延用的同时渐渐被近旁的另一个二里岗文化的大邑偃师商城所镇压、取代。显然，这些现象可以视为是国家文明或者国统的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现。
一个超越诸区域性文化传统且要被不同族群共同认同和争夺的文化正统的形成显然需要一次大的突破和超越，尤其是对血缘组织关系的突破和超越，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广泛认可。这一点根据古今中外诸多案例，只有国家这一组织形态可以做到[39]。二里头这种能够整合诸统包括以考古学文化为表征的超乎各区域传统之上又包含它们的更大的文化传统，以政统或者国祚视之或勉强近之。当然，区域传统演进过程中自然也伴随有社会分化、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之分，以及相应意识形态的诠释系统，但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则大不相同，后者需要不同族群、阶级和各类文化因素的系统套嵌和整合。因此，尽管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里若干地区都曾经发展到复杂的初级文明社会，但终未迈过国家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与存在模式则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突破。二里头文化在包括不同族群的上述诸要素的传承、交流、吸纳、整合、改造和辐射中，缔造了一个超越区域内部不平等乃至区域间相互攻击、掠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并可能达成了某种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共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超越诸统之正统和大统，又被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所接续。显然，这被接续的正是以超越族群文化传统的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一种华夏文化正统，此后，它又继续被周人和秦人接续并发扬，一步一步由最初的王朝向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华帝国演进。
支撑这一国统的正统文化观念，比如与世界观、意识形态系统、祭祀系统、礼制系统等相关的宫殿建筑、祭祀遗迹、丧葬和礼乐用品等制度性文化遗存，同样在二里头遗址中快速发展并得以被后世传承，考古发现集中体现在继承创新的高等级器物生产工艺和组织形态方面，其中尤以青铜礼器及其代表的礼仪文化最为重要。二里头遗址迄今已发现的青铜器超过200件，有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几乎包括当时东亚大陆各文化中各类青铜器类，而青铜容器则为二里头文化综合各地青铜冶炼、制陶工艺及造型技术和观念等所独创，已经发现的器类有爵、斝、盉、鼎等，是迄今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二里头铸铜作坊发现的容器陶范中，有的刻画着精美的花纹，所铸圆形铜器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作坊遗址面积约 1万平方米左右，紧挨宫城南部并以围垣环绕，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最末期，不仅是迄今中国最早且可以肯定由宫廷管理进行生产[40]。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和其他玉石制品也极具特点，和东部海岱、红山、良渚等文化中大量的饰玉、巫玉以及西部齐家、石峁、清凉寺等的财玉、宝玉等在制作与使用方式上也表现出根本性区别，比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等，尽管较多借鉴了海岱等地的玉器形制，但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已经无关，而多直接用于在各种场合表现贵族的权威。绿松石则常被镶嵌在一种牌饰上，被集成为某种仪式用品上的装饰。发掘者许宏先生推测二里头的许多玉制品或许已经是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阶段才超越原来丧葬与巫术背景中的玉文化而形成了真正的礼玉文化[41]，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早期玉器的形制和含义已经被加以整理和改造了。再往后，又进一步借鉴并整合各地尤其是东部巫玉丰富的文化内涵发展为更加完善和影响长远的中国传统礼玉体系。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极有可能也是源自东南地区的早期同类遗物。这些复杂的器用与其背后新的意识形态观念，显然已经形成了不同以往却可能与国家正统相对应的新的知识、涵义和礼仪系统。
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较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一次跨越式的整合与突破，其文化因素、聚落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体现出超族群跨地域的文化形态。究其原因，一是中原内部族群与文化互动的特点，二是自仰韶晚期以来中原周边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高峰的各文化影响，尤其是源自西北地区源源不断人群与新鲜文化因素的强烈刺激。到龙山时代晚期，由于文化自身演进和环境的变化，各地考古学文化间互动交流乃至碰撞的力度空前加强。中原地区因为仰韶时期之后相对的低潮和空心化，以及相对适宜稳定的地理环境——可能还要加上黄河在新气候环境背景下冲积加速所塑造的新的宜居空间，使之成为各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各个方向的人群和新文化因素急剧向这里聚集。同时，由于羊、小麦、冶铜等新文化因素的引进，加上持续的高强度开发与环境变迁，北方地区在距今4300年左右人口大规模增加，文化开始蜕变，相互之间的竞逐空前加剧，今天的长城沿线地带在这一阶段兴起了非常密集的石城聚落群，以及像石峁那样的巨型中心型军事聚落——可能也是相当广阔地域内的野蛮征服掠夺者，迫使晋南盆地地区人口大规模集中并快速走向复杂社会。在此背景下，陶寺曾经试图整合各方力量和文化要素，并可能已经初步跨越国家的门槛，但是旋即在巨大的时空张力下被颠覆而崩溃。作为仰韶兴盛期共同的子民，石峁、陶寺等的动静不可能对嵩山周边中原腹心地带的族群没有影响。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区域性整合，并主动向各方出击，尤其是着力于西北方向，直接将晋南作为资源要地和战略缓冲地带置诸管辖，以寻求先进文化资源和日益复杂的互动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地位。
这一波巨变，被赵辉先生在《“古国时代”》中概括为社会复杂化或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第三波[42]，但除了时空上的异同之外，其模式和意义也和前两波完全不同。第一波走向复杂分层的初级文明社会是自发性的，是农业文化传统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高潮时的情形，仰韶文化拔得头筹，而东方大汶口-龙山、东北红山、东南的崧泽-良渚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等各有精彩华章，甚至后来居上，快速步入高级酋邦社会，其中大汶口、屈家岭等环境优裕、物品丰盈型社会的精美文化因素甚至大举挺进中原，估计也会有不少移民同时趁机填补此地仰韶后期的相对空白[43]。但随着第二波源自北方转型期的激荡，长城以北自庙底沟二期以来各种高度变异和新颖的文化因素一波又一波不断南下，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横扫长江中下游甚至更南的东亚大地，让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为之骤变，区域传统间的竞逐进入白热化阶段，连同良渚和石家河那样的巨型中心聚落也轰然坍塌[44]。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主角的这第三波才真正整合四面八方的文明成就，熔铸出以国家为载体的华夏文明的正统和文化自觉。
五、华与夏：开放兼容坚韧的东方文明之大统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地区从极具多样性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生业类型和文化中，逐渐融汇出仰韶、二里头这样的兼容并包的核心族群与文化、文明中心。那么，何谓华夏？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华夏作为早期中国的主体族群之一，作为中国文明的主要文化根脉，其主体性显然与仰韶时期的庙底沟化以及龙山时代地域性文化传统激烈竞逐后的二里头化两次大的文化整合运动密切相关。华夏建基于南稻北谷两种主要农业经济融合形成的复合型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与其他重要文化扩张和文明发源地一样，是农业-人口及其伴随的语言-文化扩张模式的结果；在早期华夏的形成中，仰韶文化的形成尤其是其庙底沟阶段包括旱作农业及彩陶等意识形态表达的强势统一与扩张，具有人口、语言和其他文化、文明基因的奠基性作用；在仰韶文化解体后的龙山化洗牌中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不仅继续延续仰韶故地中原一带在地理与人口和血缘方面的优势传统，也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等方面整合了当时东亚地区诸先进文化因素，熔铸出超越区域族群的文明大统和华夏正统的历史地位。
“夏”在《说文解字》中即直接被许慎释为中国之人。当然，“夏”也指天气炎热、万物长大的自然现象，此外，夏还有大的意思。这里的“大”不仅指形体广阔或地域辽阔，也暗示有容乃大、开放包容进而繁荣的文化态度，比如“大气”相对于“小器”，指有象有形的器物容积有限，无形无象的精神却能够容纳一切。还有将“夏”与“雅”联系在一起，认为“夏”“雅”通假，夏人的一切文化成果包括语言等都是审美观念中雅的代表[45]。
早期文献记载中在殷周之前有个夏王朝，按照历史上的成规，夏朝的人自然可以称为夏人。然而，对于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考古学上哪个文化是夏王朝或者夏族、夏人的文化遗存，因为缺乏像甲骨文那样的夏人自己的文字自证，目前学术界仍存争论。《史记·夏本纪》将夏王朝当做信史来写，甲骨、金文中的一些字也被很多学者释读为“夏”字[46]，除了上述常见字义，某些线索也被一些学者阐释为夏代史迹。但是，早期中国的确有那么一批人及其文化曾被称为夏，这不仅是一个延续着的文化记忆，也是作为一个文化传统被认知、认同和传承的。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及其人们普遍被他称或自称为诸夏[47]，无疑就是这种久远的文化记忆的表现。夏作为一种集血统、文脉以及道统、政统之大成的大统、正统这样一个先于商代的文化现象，从时代、地域、内涵等方面综合分析，二里头文化是夏之遗存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也是多数相关学者的共同看法。
“华”字在甲骨文中未被确认，但金文中已有多例，指草木之花，普遍引申为事物精华之义。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华”和“花”通假，意味像“花”一样绚烂、美丽，在先秦文献中也常有服饰美丽谓之华、文化高雅谓之夏的用意[48]。传说从黄帝时就已经发明了养蚕缫丝以制衣，这种衣服非常轻薄柔滑且富有光泽，乃衣之华美的最高体现。近年来来随着科技考古的介入，中原地区多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养蚕缂丝的考古证据[49]，一些学者还将仰韶文化彩陶丰富多样的花卉纹样以及以及中原地区一系列相关地名、人名与华之传说等相联系，从而将仰韶文化与最早的华族联系在了一起[50]。将仰韶文化理解为东亚大地主干族群的华化——族群记忆与认同过程中首次浓墨重彩的底色铺设，使其具有了从花到华的意识形态认同倾向。诚如此，也可以认为“华”这个字很形象地表达了在先民心中一种文明、优雅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51]。
总之，“华夏”合在一起，应该是指一个文明族群创造的一个“礼仪”之邦。这个民族文明程度比较高，礼仪比较优雅，并且宽容开放，为周边族群所仰慕仿效。当然，这种模糊的文化优越和认同感是经过国家文明尤其是春秋战国文化交互加剧过程的淬火，以及轴心化时代的提炼表达，才渐渐清晰和定格，成为相对于四夷的中原族群的文化自觉。华夏、秦汉乃至唐人，慢慢成为了东亚文明的内圈核心和渐渐耸起的文化高峰，政治上的统一与扩张也客观上普及了这一认同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的共识化与长期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华夏”是一个涵盖了族群、生业、文化、认知与审美认同的，具有血统和文脉意义的早期中国中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可以视为是华夏传统在东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关键形成期，为周边族群和文化上的逐鹿中原提供了可供追慕、争夺的人口资源对象和文化认同正统；二里头文化时期，华夏传统才有了可被传承的世界观框架、价值观内核以及礼制要素。两者都是对当时族群与文化相互作用圈内先进因素集成熔炼的结果。华夏传统乃是整个东亚人类及其文明成就的结晶。
苏秉琦曾经将中国历史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进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52]，用来描述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筚路蓝缕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是非常妥帖的。这个民族和文明，不但有悠久的历史根脉，也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上述的演进过程而形成了一些比较独特的特点：
一是开放、包容，不断融合各兄弟族群和文化，较好地保持了族群与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是人类基因的融合，如果说南北古现代人在早期中国发生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令人称奇的是早期中国人还较多融合了主要活跃于欧亚大陆西段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以及大致与尼安德特人平行甚至更为古老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估计随着古DNA分析技术与成果的不断推进，早期直立人的一些基因贡献可能也会逐步被识别，从而为东亚人类在体制形态与石器技术等方面的长期连续性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其次是生计与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融合。上百万年的采猎传统积淀，较早开发利用较为丰富的水生资源和森林资源，使得前农业阶段这里就是人类经济生活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丰裕采猎经济养成相对较强的定居性特征，也为较早开展航海、制陶等发明创造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基础。尽管在走向农业社会的动植物驯化进程中可供选择的理想资源没有西亚的新月沃地那么得天独厚，但早期中国却在多个地点进行了多种驯化尝试，除了较早形成南稻北谷两大农作物驯化中心之外，东北亚的丰裕渔猎和南岭以南的块茎类园艺种植，都对各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口增长、定居村落的出现与地域性文化传统的发展等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使得在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时具有非常多样性的经济与文化选择和支持。因此，早期华夏集团和国家文明的形成，不仅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产生以来各区域性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包括了旧石器时代奠基的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融合，并经过早期农业社会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及其相互作用圈的充分发育和搅拌发酵，甚至包括西亚、中亚文明因素的不断涌入和刺激。尤其是华夏文明核心从仰韶的雏形到二里头的定调，实则是一个不同族群、技术、物品、观念不断交融、砥砺的长期过程，作为各种文明要素集大成者的二里头文化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断融合、反复融合、合之又合的结果[53]。
二是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天人合一世界观和五谷兴旺六畜发达的复合型多样化小农经济基础，使得经济与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与韧性。古人类尤其是古现代人一路向东抵达东亚，跋山涉水，观天理地，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丰富多样性，使得他们对天文地理以及人与生存资源的关系较早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也较早养成定居性较强、安土重迁的生活与文化观念，不仅成为最早的伐木做舟航海者，也是最早洞悉水、土与火的奥秘和发明陶器的人群；不仅最早尝试动植物驯化，也从数百万年的石器文化中发展出具有强烈生命意识和具象崇拜的玉器文化。尤其是黄土地带的农耕长期要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水旱互补，农牧互补，较早发展出观象授时、沟通天人、敬天法祖的相对独特的世界观与宗教观，以及独具特色的宗教与礼制等意识形态文化，小农经济发育充分，商品交换不太发达，自强自立、自给自足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层面，很早就成为突出的特色，以家庭为核心逐层扩大的社会组织形态稳定持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走向文明化进程中作为作为早期华夏文明摇篮的黄河中游和黄土地带的重要作用。前述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的多样性，是以隆起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所塑造的东亚季风模式和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为基础的，它造就了一个自东北亚到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阶地、气候和环境多样性褶皱带（又被一些学者从各不同学科角度成为胡焕庸线、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中国弧等），而此褶皱带和东亚南北气候交接带恰在中原地区相交汇，使得这里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明显地成为了一个汇集各族群与生业的文化熔炉。几大人类早期文明摇篮在文明化进程中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原的黄河河谷与黄土地带在全新世大暖期为南稻北谷两种农业的耦合发展和仰韶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一个绝佳之地。尽管黄河中游的河谷缺乏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谷那样的灌溉、航运等聚集效能，但是从高原到河谷、滨海，加上上述气候环境的交汇以及黄河冲出黄土高原的喇叭口状地形，恰如一个依西面东的文化地理漩涡，东部低洼地带农业人群密布，而黄土高原与周边的其他大河流域成为它的纵深，多样性族群、经济与文化不断在这个喇叭口一带汇聚、碰撞、融合，使得东亚各文化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经过不断吸纳调适，终于形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自给性极强的小农经济支撑基础，以及以此支撑的人口与文化底盘，不仅在华夏族群的脱颖而出、东亚大地从多元文化走向一体化的文明进程中，这个摇篮起到关键的熔炉作用，也成为一个长期的文化引力中心。秦汉以后，随着长城的修筑以及大运河的开凿，华夏文明不仅很好地消化了农牧二元结构的文明冲突而得以持续兴盛，也更好地整合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乃至珠江等各流域的农耕文明，吸纳周边族群与各种文化因素持续加盟，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聚合的成长壮大机制，也中华文明成为唯一一个走过了早期农业、成熟农业和农牧二元经济基础并正在快速迈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连续不断的人类文明体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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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 : 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夏商周书·研究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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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赵辉.古国时代[J].华夏考古,2020年6期?
[45] 李辉. 《诗经》雅诗的兴起——从"雅(夏)"字义说起[J]. 文史知识, 2013(6):5.
[46] 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80?
[47] 如《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48]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9] 袁广阔,中原仰韶文化丝织品的发现及其价值,《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9日14版?
[50]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51] 陈星灿.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文物出版社,2021年?
[5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76页?
[53] 麻国庆. 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4):13-23.
作者：曹兵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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