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的院子里，有一棵2米多高的香樟树，这是今年1月，师友和同事们为纪念何锟宇而栽的。清明节快到了，小树发出了嫩芽。树下，埋着一把考古手铲。
2021年12月29日，中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党总支统战委员、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何锟宇同志因病逝世，年仅41岁。
扎根田野的考古精神
2009年起，为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推进，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了对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何锟宇是该项目的现场负责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八座比三星堆古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找到了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源头，并以八座古城中发现最早的宝墩古城，为这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命名——“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从何而来？宝墩社会复杂化程度与文明高度如何？又是怎样发展成为强大的三星堆文化的？
29岁的何锟宇担负起寻找答案的重任。
2009年冬天，何锟宇对宝墩古城内外展开了大面积的调查和钻探。在司机徐龙的记忆中，那些年宝墩的冬天非常寒冷，清晨田野里总是浓雾弥漫，麦苗上凝结了一层白头霜，那是由露珠冻结的冰凌。何锟宇冷得受不了就接过工人手里的钻探器钻上一阵子，钻探器吃进了宝墩的淤土，要用很大的劲儿才能拎起来。
因为曾经参加过中美联合开展的成都平原考古调查项目，何锟宇使用钻探器，而不是国内常用的洛阳铲；他使用先进的全站仪布孔，用GPS记录钻孔坐标；土质土色的描述则使用标准比色卡……
浓雾散去，太阳探出头来，麦苗上的霜冻化为露水，鞋子被露水打湿了，又湿又闷，细心的何锟宇为调查队配备了高筒雨靴。
游埂子、石埂子、狗儿墩……何锟宇在与当地人的闲聊中打听到宝墩古城外有多处高埂，经过试掘，他无比惊喜地发现这些高埂居然都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夯筑城墙。
在1996年所发现的60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外围，居然还有一座更大的外城，总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城外还有壕沟。考古界震惊了！这一重大发现，让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城一跃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大古城之一。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果！是宝墩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研究三星堆文化的重要基础！三星堆文化是有基础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外来文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惊叹。
“其实外城墙很多地方只有一点痕迹，但是锟宇把它找到了！锟宇聪明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想到地面没有了，地下应该有，所以他去找地下，去找壕沟。最后，真的就把城围起来了！各个方面都反映出他机敏过人的地方。”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不无痛惜地说。
宝墩遗址距离成都市区有37公里，何锟宇到宝墩工作之后，因为田野考古工作繁忙，一般周末才能回家。左志强记得，2010年10月，他被派到宝墩遗址工作站的第一个周末，和何锟宇一起回到市区，到了何锟宇家楼下，“漫丽姐抱着孩子下楼来接他，那是他的大女儿，当时才几个月大，孩子把头转向一边，都不搭理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连周末回家都成为一种奢侈，宝墩古城中央的鼓墩子发现了一座庞大的建筑基址，粗大的柱坑，疏阔的间距，规整的柱网系统，表明这很可能是一座公共建筑。会不会是一座礼仪性的建筑？会不会发现祭祀坑？大家再一次激动了起来！白天发掘，晚上探讨，全国各地的专家又赶来一睹究竟，何锟宇常常忙得十天半月也顾不上回家。
河道、聚落、道路……接下来的几年里，宝墩遗址新发现不断涌现。
田野考古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2007年6、7月份，杨颖东和何锟宇在蒲江县古石山、铁牛村发掘冶铁遗址，“古石山发掘工地在一个山嘴嘴上，连一棵树都没有，太阳大，没地儿躲，晒得火辣辣的，带去的水都喝完了，太热了，太口渴了！刚好那年我结婚，他当我的伴郎，哎呀，我们两个都晒得黢黑！”
易立找到了一张2008年7月的照片，当时，他和何锟宇一起配合成灌快铁、成昆货运线两项重大工程做考古调查，每天从早到晚扛着仪器在野外跋涉。照片上何锟宇很瘦，戴着眼镜，正奋力将钻探器打进稻田里，火辣辣的太阳下，周围连一棵遮阴的树苗都没有，“何老师自己钻探，汗水滴下来，就用毛巾抹一把。”
在宝墩，麦地里深深浅浅都是坑，被麦苗遮住了看不见，很容易崴脚。春天麦子再长高一点，穿雨靴也不管用了，从田野里回来，裤子被露水打得透湿。
即使是这样艰苦的工作，何锟宇却乐此不疲，2018年，相关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准备提拔他担任成都博物馆负责学术科研的副馆长，何锟宇却婉言谢绝了，他说，想一辈子干考古。
“算算他的大女儿多少岁，他坚守宝墩就有多少年了。”左志强说。
何锟宇走了，一棵树，代替他的英魂继续扎根田野，看着他热爱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
钉钉子的钻研精神
“他是一位优秀的田野考古学家和动物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罗文评价何锟宇说。
2003年，何锟宇从四川大学毕业，进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参加了金沙遗址的发掘。
那时候，何锟宇看上去瘦弱单薄，一头浓密的黑发，眼神清澈，脸庞还显得有些稚嫩。
杨颖东和他同一年进入考古队，两人合住一套房子，做起了邻居。在杨颖东的印象里，何锟宇非常好学，喜欢看书，“经常三更半夜还在熬夜看书写论文，第二天一早又背着包包下工地，那时候我们年轻嘛，自己觉得有用不完的精力。”
“2003年，何锟宇在金沙遗址负责一个工地的发掘工作，在工地收尾期间他就整理好了工作小结，对遗址现象做了广泛的分析，并与其它区域的商周遗址进行了对比。一个刚刚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在工作任务重的情况下，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够出成果，我感觉非常的钦佩。”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说。
单位安排何锟宇研究旧石器，因为研究旧石器需要识别人体、动物骨骼，2004年，何锟宇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跟随著名考古学家黄蕴平教授学习动物考古，他开始着手对单位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整理和研究。2005年，何锟宇与颜劲松、陈云洪共同发表了《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出土动物骨骼报告》，之后，他继续对成都十二桥遗址、马尔康哈休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成都老官山汉墓、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金河路春秋战国—唐宋时期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行研究，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他还创建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实验室。
“读何老师的论文，我最为折服的是他不仅能准确地鉴定出土动物骨骼的种属，更是从考古发掘者的角度，将动物骨骼的材料与遗址墓葬的背景、内涵及其它遗迹、遗物的内在联系抽丝剥茧般地进行辨析，每每在研究寻常的遗存时产生不寻常的发现和见解。”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莫林恒介绍。
“西南地区动物考古人才缺乏，何锟宇在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讲授《动物考古学》课程，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批动物考古人才。”何锟宇的博士生导师、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教授李映福说。
何锟宇参加了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的发掘，该发现被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唐淼从2015年开始跟随何锟宇发掘宝墩遗址，“那时候我们在新津县城合租了一套房子，每天发掘结束他回去倒头就睡，睡到晚上9点过，他就起来开始做学术研究了。他喜欢搬一根小板凳，在客厅里的茶几上工作，晚上总是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早上5点又起床开始做研究，他的那些论文都是这样夜以继日做出来的。”“他对工作很有激情，是个工作狂。”左志强说。
何锟宇过世后，唐淼将他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整理，从2005年开始，何锟宇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报告、论文百余篇，此外，他还合作出版了《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茂县营盘山石棺葬墓地》等大型考古报告多部；曾先后主持了“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与环境研究”等多项国家级课题。
“如果不是苦熬，青灯黄卷，是做不出来这样的成果的。”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说，“他长期的、孜孜不倦的工作，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以苦为乐的奋斗精神
何锟宇痴迷于动物考古，不知是不是与他爱好美食有关。吴鹏回忆，2014年，他跟着何锟宇到贵州做旧石器遗址调查。在贵安新区，考古队员找到了一个洞，当地人都管它叫大洞，洞口很大，洞里面却都是些石头，没法发掘，何锟宇很细心，他发现洞壁上、岩缝里有一些动物的骨头残渣，认为这些骨头可能是古人吃完食物留下来的残渣，就用锤头将这些骨头敲下来，带回去做研究。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回忆，2016年3月，他与何锟宇、朱梅一起到位于贵安新区的招果寨做洞穴遗址调查，听老乡说起山上有个“牛洞”，当时春深草长，他们用砍刀劈出了一条路，才找到了这个洞穴。第二天，他们会同四川大学的吕红亮教授再次前往，将洞穴打整了一下，仔细查看了洞内扰坑的断面，断定这个洞穴有发掘价值。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三家单位联合对招果洞展开试掘，凭借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强大的科技考古力量，何锟宇提出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空间考古多学科联合参与的考古发掘方案。
“招果洞遗址”刚开始发掘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当地的菜都是用糟辣椒炒的，队员们吃不惯，厕所是旱厕，也没有洗澡的地方。
发掘从2016年持续到2020年，持续了整整五年，何锟宇带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姜铭、黄明、白铁勇3名年轻的科技考古工作者常常在贵州一待就是一个月，他们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同行们一起，在湿漉漉黑压压的古老溶洞里掏了一个“漏斗”，一直发掘到洞内地面以下7.8米深的地方，找到了71个自然地层，发现了从8000年前直到4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痕迹，这样一个早期人类长期居住的洞穴遗址，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
五年中，他们采集了丰富的动植物、环境样本，并且用空间考古技术进行了三维建模，进一步实证了该遗址在早期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非凡地位。
五年里，队员们攀着岩壁，在不打灯就一片漆黑的洞穴里爬上爬下，回忆起那段日子，所忆起的不是苦，反而是乐。贵州地处山区，天气变化大，考古队员们正在洞里挥汗如雨地发掘，洞外忽然就下起瓢泼大雨。雨后的清晨，山上冒出一朵朵蘑菇，牛肝菌遍地都是。在何锟宇的带领下，下班后，大家漫山遍野地挖春笋，采蘑菇，掰椿芽，挖蕨菜；下河抓龙虾、逮鱼，何锟宇在工地上隔三岔五就会设法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后来还从成都买回了火锅料，在工地上天天做冒菜。
“作为考古领队，他有很强的综合协调能力，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善于调节气氛，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充满乐趣。”杨颖东曾参加过宝墩遗址的夜间联欢会，印象深刻。
那时，何锟宇担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吴鹏第一次到宝墩遗址实习，是在2013年冬天，何锟宇是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23名四川大学本科生进行了2个月的艰苦发掘，吴鹏觉得很新奇：“每一手铲下去，都有新的发现！”
很快冬至节就到了，成都地区有冬至节喝羊肉汤的习俗，那一天，工地上竟买回了半头羊，“何老师让我们自己打制石器来宰羊，这活儿太难了！打制石器，我平时也练过，在河滩上捡砾石，摔、捶、磨……如果能打出比较锋利的刃口，就可以当作刀具使用，但是这活儿我不擅长，幸好有个兄弟喜欢研究这块，靠着他打制的石器，我们终于把羊肉吃到了嘴里。”
烧烤、熬汤、烹炒……下班以后，23个学生在工地上度过了一个无比快乐的冬至节。在宝墩，白天发掘，晚上整理，只有下雨天才能休息，但是回忆起那段日子，吴鹏不觉得苦，反而觉得非常有趣，他从此迷上了考古。
可以说，美食是何锟宇带领考古队的年轻人以苦为乐的法宝。
“润物细无声”的合作精神
“何锟宇读本科的时候，田野实习参加了三峡考古，当时那个地方条件非常差，田野工作非常艰苦，他能够体谅老师，帮助同学，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帮手。”李映福说，“他后来成为川大学生在宝墩遗址实习的指导老师，不仅是在学业上，还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对学生非常爱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锟宇的学长常怀颖回忆，何锟宇到北大读硕士时，惊叹于北京大学考古学资料的丰富，主动为四川大学复印了很多考古报告寄回。
“他当时也为我们考古院复印了很多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同事们研究所需要的材料，他都想办法复印了寄回来。”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回忆说。
2007年，何锟宇参加了中美联合开展的成都平原考古调查，“他既是项目中的核心成员，也是团队中深受喜爱的人物”，傅罗文说，“他是我们最好的合作伙伴，总是支援同事间的工作，也乐于分享材料和信息；他待人总是充满善意，不但能进行严肃的讨论，也经常展现风趣幽默的一面。 ”
“他在北大读硕士期间，只要一放寒暑假，就到工地上帮忙。”朱章义说，“他的夫人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工作，每逢节假日，是博物馆最忙的时候，我经常看见他带着孩子来陪夫人加班。女儿牵着他，或是骑在他肩上，看到他对孩子的那种细心，能够感受到他对孩子的爱。”
“何老师特别愿意帮助年轻人”，做环境考古的黄明说，“2012年，我为了完成硕士论文，到宝墩遗址实习，他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还介绍我认识做国内做环境考古的著名专家，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2014年开始，黄明展开了对宝墩遗址古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相关性的研究，“何老师非常重视环境考古，每年都会主动问我想做什么事情，把我的项目列入预算经费。”
“他对于合作的开放心态，与积极采用科学考古方法的识见，改变了我们对成都平原人类与环境如何互动的理解。”傅罗文说。
2015年，唐淼从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进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工作，刚开始的那两个月，他待在整理室里，没完没了地整理高山遗址出土的堆积如山的陶片，“那时候，我感到非常迷茫，我永远忘不了7月的那一天下午，我一个人正在拼陶片，胖胖的何老师来了，他对我说，你跟我去宝墩吧。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跟着何老师去了宝墩，白天，他看着我发掘，有什么问题就告诉我；晚上回到出租房，他还亲自下厨房卤肉给我吃。”唐淼说。
“他帮助人，是润物细无声那种，能帮你的时候就会主动帮一把，过后从来不会提醒你说他给你帮了忙。”王瑾说。
“他愿意培养新人，我只要取得成绩，他就很高兴。从2017年开始，他就退到后面，让我放手去做，他给我指点。有专家来参观，也是让我出面讲解，我现在的表达能力，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唐淼说，“我感觉他就是我身后的一棵大树。”
不屈不挠与病魔斗争的精神
“2018年12月，我和他一起去新津的工地，路上，徐龙注意到他脸色苍白，他说可能是带娃太累了，当时他的幼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徐龙提醒他说，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唐淼说。
检查结果不妙，春节前，何锟宇做了手术，活检结果为恶性肿瘤三期。一出院，何锟宇就去了宝墩。
“他当时心态很乐观，在病房里还念叨着工作，念叨着宝墩的考古工地。”颜劲松说。
半年后，何锟宇病情加重，频繁入院治疗，2020年初，他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那时何锟宇正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在病榻上开始准备博士论文，题目为《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他告诉左志强，要在这篇论文中，系统梳理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新石器文化研究成果，探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最终是如何发展为三星堆文化的。
11月，宝墩遗址发现了长江上游最早的水稻田遗迹，何锟宇一出院就去了考古现场。
“在贵州招果洞的发掘进行到了2020年底，我们的工作紧迫起来，因为发掘了好几年，洞穴里的堆积非常复杂，那时候要把发现的71个地层仔细辨认后整理合并，何老师当时病得很重，但他仍然很想亲自到现场做这项工作，最后单位还是决定派左志强和唐淼代他过来，由何老师远程把关，共整理出25个文化层。”黄明说。
2021年初，招果洞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喜讯传来，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何锟宇却因为身体状况，没能去北京参加4月的颁奖仪式。
2021年3月，宝墩古城里，油菜花开得热热闹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三星堆新发现进行全国直播。宝墩文化作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宝墩遗址是非常重要的直播点位。何锟宇再次入院，他强忍身体不适向唐淼交代直播内容，还在病榻上审核了直播提纲。
3月19日，唐淼用了45分钟，在宝墩遗址的考古探方内向全国观众讲述宝墩文化是如何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的，何锟宇全程观看了央视直播。
在病榻上，他发给唐淼一份《宝墩遗址聚落考古综合研究报告》的写作提纲，让唐淼征求专家意见，尽快着手开展工作。
“他出院后，我们到三星堆考古现场参观，他也去了，路上他还在给我们分配《宝墩遗址聚落考古综合研究报告》的写作任务。”黄明说。
“看得出，他对单位的留恋，对事业的留恋。”杨颖东说。
5月，宝墩的水稻田里栽满了绿油油的秧苗。讲述三代考古人发掘成果的《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正式开始筹备，何锟宇参加了筹备会议，之后就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审阅唐淼写的展陈大纲，口述修改意见，请妻子郑漫丽帮忙记录发给唐淼。
8月，何锟宇抱病完成了25万字博士论文初稿。
9月，宝墩古城里稻穗金黄。宝墩展厅布置完毕，何锟宇看到照片，很高兴，对唐淼说：还像那么回事。
9月27日，“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成都举行，郑漫丽报告了何锟宇在病榻上与他一起撰写的《金沙遗址祭祀区动物遗存的考古学观察》。
11月，宝墩的田野里又长出了嫩绿的麦苗，何锟宇满怀希望地在医院里等待手术，他想再搏一搏，直到医生告诉他爱人手术没有意义了。
唐淼接到何锟宇的电话，说他第二天就回湖南老家，他的声音很平静。第二天凌晨5点，唐淼、左志强、刘祥宇、潘绍池、徐龙去送他，他坐上唐淼的车去机场，路上，何锟宇对唐淼说：宝墩你要守好。
“他对事业的热情，对同事的热情，直至生命结束都没有改变。”杨颖东说。
据何锟宇的弟弟说，12月27日，回到郴州市汝城县老家的何锟宇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了，那天他忽然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原来电视机里传来了唐淼的声音。那天纪录片《蜀守冰》在央视首播，唐淼代替何锟宇讲述宝墩人与洪水搏斗的历史。何锟宇看完了这部片子，这是他最后一次看电视。2天后，何锟宇去世。
2022年1月21日，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正式启用，《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同时开展，在前往宝墩参加开展仪式的路上，王林忽然说，想去看看为何锟宇种的那棵树，看看何锟宇。
图文来源：“成都考古”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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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师对中国考古学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他的一生都奉献在了考古事业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考古体系出了自己应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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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因为工作忘记吃饭。有一次考古工作的时候出现了蛇，虽然内心吓得不行，但是还是拿着铁钳将蛇杀死。由于考古的时候太投入，没有注意到考古的铲子已经被他磨得越来越小了。她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考古，在考古妇好墓的时候，墓地之中冒出了水，为了不耽误考古进程，他们在泥水之中艰苦奋斗，最终出土了1928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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