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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考古发掘,陕西博物馆六条金龙被盗

历史趣闻2023-7-3阅读:516

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是中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这里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回顾了陕西省内重大考古新发现。通过每一个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串联每一个考古人深刻的记忆,展示了陕西省灿烂的历史文化——

陕西考古发掘,陕西博物馆六条金龙被盗

申威隆:90后“陕西文博一哥”

1958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主要承担陕西省境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向大家介绍了陕西省重要新考古发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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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郑疥疙洞遗址

疥疙洞位于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乃一处距今10万至1.5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迹。2018年至2019年,对该洞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遗迹,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万余件遗物,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陕西考古发掘,陕西博物馆六条金龙被盗

2.零口遗址

零口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与渭南市临渭区交界处的零河左岸,乃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仰韶文化遗址。1994年10月至1995年12月,对零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编号为M21的墓葬之中,发现一位受到严重伤害致死的少女,身上由骨镞、骨叉和骨笄等锐器造成的29处损伤,被称为“零口姑娘”。经过鉴定,死者被多人暴力残杀,年龄仅有16岁,距今约7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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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距今6000至5000年,乃一处功能齐备的庙底沟文化聚落。目前,这里已发现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西门址、中央水利系统、东区成人墓地等设施。在出土文物之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罕见的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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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上,乃中国已发现龙山晚期至夏朝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经过考古勘探,初步确认这里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近年,在石城墙体内,发现众多石雕,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目前,可以初步证实这些人像石雕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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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位于宝鸡市扶风县和岐山两县交界处,总面积约33平方千米,为西周时期的都邑遗址。近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终于确定一大一小两座长方形城址。小城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大城位于小城东南方向,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为周原遗址的核心部分。在大城东墙的北部,发现了一处城门遗址,外面还有“护城河”环绕,被誉为“西周第一门”。

陕西考古发掘,陕西博物馆六条金龙被盗

6.石鼓山西周墓

2012年,在宝鸡市石鼓镇石咀头村,村民开挖房屋地基时,发现几件西周青铜器。随后,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商周墓葬15座,出土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在这处墓地内,普遍发现高领袋足鬲,证实了这里是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文化的一支独特人群的墓地。在编号为M4的墓葬中,发现6个独立的壁龛,出土大量的青铜容器,展示了商末周初灿烂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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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带村遗址

梁带村遗址位于韩城市昝村镇黄河西岸的台地上,为两周时期芮国高级墓葬群。目前,这里共发现895座墓葬和64座车马坑。其中,编号为M27的墓葬是唯一的“中”字形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总长度达到60米。同时,随葬品数量众多,显示墓主人非凡的政治地位,包括青铜礼乐器、七鼎六簋、八钟十磬、玉戈、璧、琮、璜、圭等,以金腰带佩饰为标志的金器多达48件,乃全国出土金器最多的单个商周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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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家洼遗址

刘家洼遗址位于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由居址与墓地构成的聚落,遗址总面积大约3平方千米。目前,这里确认有4处墓地,总共210多座墓葬。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南北走向,东西并排。在这里出土带铭文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有“芮公”“芮太子”等铭文,推断刘家洼遗址是梁带村遗址之后又一处芮国的都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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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帝陵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东郊的骊山脚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墓,也是规模最大、埋葬品最丰富的帝陵。从1971年以来,这里发现墓室、墓上建筑、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和城垣陵邑等遗迹,并且发掘了兵马俑坑、跽坐俑坑、铜车马坑、动物坑、石铠甲坑、文官俑坑、百戏俑坑等,基本搞清楚秦始皇帝陵陵园的遗存分布范围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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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渭河桥遗址

2013年1月,在西安市未央区渭河南岸河滩,先后发现两组五座秦汉时期的桥梁遗址,规模巨大,布局完整,排列有序,内涵丰富。其中,四座桥梁位于西席村北侧,正对汉长安城北墙厨城门,被称为“厨城门桥”;一座桥梁位于高庙村北侧,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被称为“洛城门桥”。它们不仅是迄今所见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也是现今所知同时期世界最大的木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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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汉帝陵

西汉帝陵共有十一座,被称为“西汉十一陵”。其中,九座帝陵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白鹿塬和少陵塬上。这里陵园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布局严谨,包括帝陵、后陵、陵邑、陪葬墓、丛葬坑等。近年,在西汉帝陵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各式各样的陶俑,包括塑衣俑、着衣俑和铠甲俑。这些陶俑高度约为50至60公分,相当于真人身高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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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市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由宇文恺规划营造。20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里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初步确定城市的布局、结构和各种遗址的大体范围,对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青龙寺、西明寺、明德门、含光门、东市和西市等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两个陶瓮,装满1000多件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包括金银器、玉石器、银铤、银板、银饼、钱币和药材等,被称为“何家村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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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唐代帝陵

唐代帝陵共有十八座,被称为“唐十八陵”。这些帝陵分布于咸阳市三原县、泾阳县、礼泉县、乾县和渭南市富平县、蒲城县,大多依山为陵,也有堆土为陵。陵园仿照长安城,分为内城和外城,沿着中轴线从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和神道。在陵园外围,还有下宫遗址和陪葬墓区,先后发掘了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节愍太子墓、惠庄太子墓、惠文太子墓、让皇帝惠陵等重要的陪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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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蓝田吕氏家族墓地

吕氏家族墓地位于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侧,应该是北宋文坛名士吕大临和兄弟吕大忠、吕大防、吕大均等家族成员的墓葬。2005年底,这里的一座古墓被盗,出土大批精美的宋代瓷器。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29座墓葬、围沟和家庙遗址,出土600件级组珍贵的文物,皆为当时日常生活的实用器皿。其中,有24合墓志铭,为研究北宋时期的官制、科考制度、吕氏家族的发展历史等提供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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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耀州窑遗址

耀州窑遗址位于铜川市黄堡镇和陈炉镇周围,兴起于唐代,繁盛于宋代。这里以烧制青瓷闻名于世,代表北方青瓷的最高成就,釉色苍翠,如冰似玉。从1959年开始,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唐代至元代的作坊30座和窑炉45座,还有堆料场、晾坯场、堆货场、窖穴等遗迹。耀州窑的瓷器产品主要是碗、盘、杯、缸、钵、瓶、罐、盒、枕等生活用品,盛行刻花器,还有印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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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陕西考古博物馆:回顾陕西省内重大考古新发现项目

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是中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这里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回顾了陕西省内重大考古新发现。通过每一个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串联每一个考古人深刻的记忆,展示了陕西省灿烂的历史文化——

1958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主要承担陕西省境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向大家介绍了陕西省重要新考古发现项目。



1. 南郑疥疙洞遗址

疥疙洞位于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乃一处距今10万至1.5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迹。2018年至2019年,对该洞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遗迹,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万余件遗物,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2. 零口 遗址

零口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与渭南市临渭区交界处的零河左岸,乃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仰韶文化遗址。1994年10月至1995年12月,对零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编号为M21的墓葬之中,发现一位受到严重伤害致死的少女,身上由骨镞、骨叉和骨笄等锐器造成的29处损伤,被称为“零口姑娘”。经过鉴定,死者被多人暴力残杀,年龄仅有16岁,距今约7000年。



3. 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距今6000至5000年,乃一处功能齐备的庙底沟文化聚落。目前,这里已发现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西门址、中央水利系统、东区成人墓地等设施。在出土文物之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罕见的珍贵文物。



4. 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上,乃中国已发现龙山晚期至夏朝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经过考古勘探,初步确认这里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近年,在石城墙体内,发现众多石雕,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目前,可以初步证实这些人像石雕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5. 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位于宝鸡市扶风县和岐山两县交界处,总面积约33平方千米,为西周时期的都邑遗址。近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终于确定一大一小两座长方形城址。小城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大城位于小城东南方向,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为周原遗址的核心部分。在大城东墙的北部,发现了一处城门遗址,外面还有“护城河”环绕,被誉为“西周第一门”。



6. 石鼓山西周墓

2012年,在宝鸡市石鼓镇石咀头村,村民开挖房屋地基时,发现几件西周青铜器。随后,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商周墓葬15座,出土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在这处墓地内,普遍发现高领袋足鬲,证实了这里是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文化的一支独特人群的墓地。在编号为M4的墓葬中,发现6个独立的壁龛,出土大量的青铜容器,展示了商末周初灿烂的青铜文化。



7.梁带村遗址

梁带村遗址位于韩城市昝村镇黄河西岸的台地上,为两周时期芮国高级墓葬群。目前,这里共发现895座墓葬和64座车马坑。其中,编号为M27的墓葬是唯一的“中”字形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总长度达到60米。同时,随葬品数量众多,显示墓主人非凡的政治地位,包括青铜礼乐器、七鼎六簋、八钟十磬、玉戈、璧、琮、璜、圭等,以金腰带佩饰为标志的金器多达48件,乃全国出土金器最多的单个商周墓葬。



8. 刘家洼遗址

刘家洼遗址位于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由居址与墓地构成的聚落,遗址总面积大约3平方千米。目前,这里确认有4处墓地,总共210多座墓葬。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南北走向,东西并排。在这里出土带铭文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有“芮公”“芮太子”等铭文,推断刘家洼遗址是梁带村遗址之后又一处芮国的都邑遗址。



9.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帝陵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东郊的骊山脚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墓,也是规模最大、埋葬品最丰富的帝陵。从1971年以来,这里发现墓室、墓上建筑、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和城垣陵邑等遗迹,并且发掘了兵马俑坑、跽坐俑坑、铜车马坑、动物坑、石铠甲坑、文官俑坑、百戏俑坑等,基本搞清楚秦始皇帝陵陵园的遗存分布范围和内涵。



10.渭河桥遗址

2013年1月,在西安市未央区渭河南岸河滩,先后发现两组五座秦汉时期的桥梁遗址,规模巨大,布局完整,排列有序,内涵丰富。其中,四座桥梁位于西席村北侧,正对汉长安城北墙厨城门,被称为“厨城门桥”;一座桥梁位于高庙村北侧,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被称为“洛城门桥”。它们不仅是迄今所见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也是现今所知同时期世界最大的木构桥梁。



11. 西汉帝陵

西汉帝陵共有十一座,被称为“西汉十一陵”。其中,九座帝陵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白鹿塬和少陵塬上。这里陵园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布局严谨,包括帝陵、后陵、陵邑、陪葬墓、丛葬坑等。近年,在西汉帝陵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各式各样的陶俑,包括塑衣俑、着衣俑和铠甲俑。这些陶俑高度约为50至60公分,相当于真人身高的三分之一。



12.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市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由宇文恺规划营造。20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里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初步确定城市的布局、结构和各种遗址的大体范围,对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青龙寺、西明寺、明德门、含光门、东市和西市等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两个陶瓮,装满1000多件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包括金银器、玉石器、银铤、银板、银饼、钱币和药材等,被称为“何家村窖藏”。



13.唐代帝陵

唐代帝陵共有十八座,被称为“唐十八陵”。这些帝陵分布于咸阳市三原县、泾阳县、礼泉县、乾县和渭南市富平县、蒲城县,大多依山为陵,也有堆土为陵。陵园仿照长安城,分为内城和外城,沿着中轴线从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和神道。在陵园外围,还有下宫遗址和陪葬墓区,先后发掘了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节愍太子墓、惠庄太子墓、惠文太子墓、让皇帝惠陵等重要的陪葬墓。



14.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

吕氏家族墓地位于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侧,应该是北宋文坛名士吕大临和兄弟吕大忠、吕大防、吕大均等家族成员的墓葬。2005年底,这里的一座古墓被盗,出土大批精美的宋代瓷器。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29座墓葬、围沟和家庙遗址,出土600件级组珍贵的文物,皆为当时日常生活的实用器皿。其中,有24合墓志铭,为研究北宋时期的官制、科考制度、吕氏家族的发展历史等提供了资料。



15.耀州窑遗址

耀州窑遗址位于铜川市黄堡镇和陈炉镇周围,兴起于唐代,繁盛于宋代。这里以烧制青瓷闻名于世,代表北方青瓷的最高成就,釉色苍翠,如冰似玉。从1959年开始,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唐代至元代的作坊30座和窑炉45座,还有堆料场、晾坯场、堆货场、窖穴等遗迹。耀州窑的瓷器产品主要是碗、盘、杯、缸、钵、瓶、罐、盒、枕等生活用品,盛行刻花器,还有印花器。


陕西考古发掘,陕西博物馆六条金龙被盗

走进陕西考古博物馆:探寻陕西考古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特殊的桥梁,被称为“考古桥”。在桥面上,每走几步,便会看到几行文字,记录着陕西考古界的重大事件。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陕西考古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追溯了陕西考古事业的历史。

在《汉书·郊祀志》中记载: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在美阳(宝鸡市扶风县)出土了一件铜鼎。此鼎被献入宫中,无人能够辨识鼎内的铭文。最后,太中大夫张敞将这些铭文释读出来,可见他有扎实的青铜器鉴定和金文识读能力,成为古代正史中记录不多的金石学人才。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

古代,陕西省内的吕大临是金石学的集大成者,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编著《考古图》成书,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对每件器物都精细地摹绘图形和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信息,并尽可能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

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总共清理墓葬2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基本可以确定,吕大临的墓也在其中。




二十世纪初期,欧美、东亚和我国学者在陕西省境内开展一系列早期考古游历和探险活动。1898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在延安采集长方形有孔石刀,日本人关野贞、冢本靖、桑原骘藏、宇野哲人、足立喜六和法国人沙畹、色伽兰、德日进、桑志华等人曾经在陕西省开展考古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进行地质调查期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文化层、彩陶片和石器等历史遗存,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随后,国内学术团体纷纷成立,陆续来到陕西省开展考古工作,为这里的考古学发展积累经验。民国期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陕西考古学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部艺术文化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等机构和团体先后在陕西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1940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运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模铸等较为完备的方式收集陕西省在内的西北地区文物古迹资料。




从1934年至1937年,在陕西考古会徐旭生等人的带领之下,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周、秦、西汉等时期的墓葬45座、车马坑1座和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也是陕西现代考古的开端,培养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

在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法、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且确立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后来,参加第二、三次考古发掘的苏秉琦,整理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附录《瓦鬲的研究》一文,苏秉琦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的陶鬲中,总结出来了一套器物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标志着现代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在中国正式起步。因此,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战争中断多年的考古学逐渐恢复,国家非常重视治水修路、建厂立校、农田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国家文物保护法令陆续颁布,各级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专业相继设立,持续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成为常态,追溯远古氏族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史学视野下的科研性考古全面启动。

1954年至1957年,在石兴邦负责下,对西安市半坡遗址进行五次考古发掘,通过大面积揭露和仔细研究分析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现环壕、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等丰富的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件。同时,确认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构成渭水流域和陕晋豫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基本序列: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

1974年3月,临潼县村民在打井的时候,在秦始皇陵东侧偶然发现兵马俑坑。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这里的三座兵马俑坑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秦代的陶俑、陶马、战车和兵器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陕西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迎来崭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事业快速发展,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博物馆成为展现陕西历史文化的窗口。

1982年,陕西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首届年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内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文物工作的会员102名。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与文物》、半坡博物馆主办的《史前研究》、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的《文博》等学术期刊先后创办,成为陕西省内外文博考古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事业肩负起“文化强国”的使命,以“大遗址考古引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为契机,陕西考古事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目前,陕西省推进15处大遗址考古,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推动考古学科向着理论多元化、方法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发展,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




近年,陕西考古事业向国际化发展,秉承“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合作原则,在文物保护科技和考古合作发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和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

从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到1934年,陕西现代考古事业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起步;再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在秦岭山脚下对外开放。陕西考古事业积淀2000多年的文化底蕴,传承将近100年的科研精神,开启未来考古学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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