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原创稿
考古发掘现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发掘出的部分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考古发掘出的部分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西王赏功金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荣世子宝”金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人民网成都11月17日电 (刘海天)11月1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位于四川彭山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出水上万件珍贵文物，明代荣王府世子金印“荣世子宝”现世。
据了解，本次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总计出土文物10000余件，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本年度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通过本次考古发掘，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下一步，相关单位将对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文物的类别，开展相关工艺研究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将同步推进江口沉银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工作，力争在2023年底建成开馆。
江口沉银怎么被发现的？
江口沉银被盗案件被发现的。
2015年6月25日，彭山区检察院官网刊登了一则消息——《彭山检察院主动介入张献忠稀世宝藏被盗掘案》。消息显示，2015年5月5日，彭山区人民检察院侦监科主动提前介入彭山区公安局侦办的盗掘“江口沉银——张献忠沉宝遗址”重大案件。
该案系多个团伙作案，涉案人员众多……作案时间从2011年至2015年4月，长达4年之久；涉案文物据专家初步估计，一级以上珍贵文物有多件，其中有金狮、金印、金册子等，其价值估计过亿……彭山区公安局已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罪刑拘了25人。
其中主要涉案人员有彭山人王某、何某某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罪。湖北人袁某某、成都人杜某某涉嫌倒卖文物罪。至此，张献忠沉宝在彭山区境内这一考古谜团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彭山区公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5·1彭山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事发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
属公安部督办案件，因涉案人员众多，身份复杂，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的相关人员已到过彭山督办此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此次涉案的部分文物鉴定结果已出来，有部分银锭是国家二、三级文物，这些银锭应该都和张献忠有关。
对于该案，彭山区文管所称，一两年前文管部门就发现有人在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附近盗掘，将此情况汇报给公安后，由于盗掘分子在水下作业，取证困难等原因，所以2015年才破获。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
2016年12月26日，“江口沉银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2017年1月5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2017年4月13日，发掘面积2万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西王赏功币数以百计，金器数以千计，银器数以万计。
2017年5月12日，考古所有工作全部结束，考古发掘面积20000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0000余件，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
2017年10到11月，新一轮发掘开展，前期规划5年内建成博物馆，成都市民或可乘船“江战”。
2018年4月，考古发掘再次出水各类文物12000余件。
2018年6月26日，江口沉银——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口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幕。
2020年4月29日，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出土文物10000余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发现了一枚断裂成4块重约16斤、含金量达95%的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江口沉银”揭秘：沉甸甸的官银如何“压垮”明王朝？
●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白银需求剧增，四川银矿陆续被开采出来。
●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
●明朝的50两大银锭，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江口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数十枚。
●“四川铸造”银锭有一个极大不同，四川两任巡抚的名字，出现在这批银锭之上。
4年前，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发掘，让张献忠千船沉银的民间传说成为现实。经过先后三次考古发掘，江口遗址迄今已有5万余件文物出水。
出水银锭留下“白银世界”的线索
在江口沉银第一次考古发掘发布会上，出水文物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震撼。其中，沉甸甸、黑漆漆的银锭排成几行，密密麻麻摆在一起。它们是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千船沉银”的直接证据，也留下明朝“白银世界”的各种线索。
“彭山江口出水的崇祯末年四川50两大银锭，其铭文之清晰，税种之多样，版式之新颖，内容之丰富，承载信息量之大，堪称罕见，弥足珍贵。”陈世松是首批应邀到江口遗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他发现，这批江口出水的50两官铸银锭，首先造型上就和其它地方发现的明代官银有所不同。
“卷边马蹄造型是其最大特色。”陈世松说，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发达，再加上朝廷推出“一条鞭法”，所有田赋徭役都折合为银两征收，大大刺激了白银的需求，四川银矿在此背景下陆续被开采出来。
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四川会川密勒山”的银矿，便有美矿之称。银锭铸造工艺也因此代代流传。到了清末时期，四川“大多数白银都是十两圆状锭或鞋形锭”。以至在钱币史上，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省的10两圆锭(俗称馒头锭)，被视为目前银锭中最常见的形制。
这批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而且在银锭铸造的时间上，几乎涵盖了明朝万历、崇祯的各个年份。陈世松说，由于银锭是张献忠一路从各地藩王府及官府抢掠而来，银锭上可辨认的来源包括黄冈县、景陵县、西陵县、湘潭县、沅陵县、巴陵县、赣州府等府州县，几乎涵盖了当时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省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作为要上交到中央朝廷的税银，银匠们丝毫不敢缺斤少两，在银锭行将铸造完成时，纷纷錾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供质量“溯源”。与此同时，还尽职尽责地刻下了银锭涉及到的税种，包括四司银、行税银、行银、牙行银等。“这些税种过去仅见于 历史 文献，江口沉银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白银的税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支撑。”
最让学界惊喜的是，明朝的50两官铸大银锭，由于种种原因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2005年4月20日，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挖出7枚50两大银锭时，曾在国内钱币收藏界引起巨大轰动。没想到此后江口遗址三次发掘，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数十枚。
出水银锭留下“白银世界”的线索
随着更多银锭出水，专家们发现“四川铸造”有一个极大不同——四川两任巡抚的名字，出现在这批银锭甚至金锭之上。
“明代官铸银锭的铭文内容与历代大同小异，无外乎就是银锭制作或者使用的年份、地点、用项、重量、官员或者匠人等。”陈世松说，银匠们在制作银锭时，在其还没完全硬化的时候，用刀凿和锤头在银锭表面，将信息一笔笔錾刻上去。时间短暂，导致银锭所刻文字看上去大多粗拙，有的甚至以简体字或特殊代码符号来完成，比如把“银”刻成“艮”，“龙”则刻成了“龙”等。然而，税银地名大多錾刻的是州县地名，而制作于崇祯十四年、十六年的两款四川银锭，不仅一律以“四川”冠名，而且还将抚臣、按臣的官职、姓名标注在显著位置上，这又是为何?
“这极可能是廖大亨对皇帝的一种邀功。”陈世松说，廖大亨出身进士，为明末一代名士，有诗文著述传世。他在出任四川巡抚之前，大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四川遭到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轮番攻击。廖大亨前面三任四川巡抚王维章、傅宗龙、邵捷春，就是因为镇压农民军兵败革职。当时，张献忠曾经作打油诗讽刺：“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其中的邵巡抚，指的便是邵捷春;廖参军，便是廖大亨。没想到的是，当邵捷春被革职后，服毒自杀，廖大亨却升任四川巡抚。
陈世松认为，廖大亨在银锭上开创性地刻下四川以及巡抚之名，或许就是为了向皇帝显示自己在四川的政绩，以回报崇祯皇帝的器重与期待。在廖大亨就任四川巡抚以后，他卖力推行崇祯皇帝所制定的加饷剿“贼”政策。江口出水的这些錾刻了各种赋税科目的银锭，就是他上任之后，以各种名目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过，这批税银制作完成后还没来得及运走，便被张献忠抢劫一空，反而成为他行军打仗的军饷。
横征暴敛加速明朝灭亡
在中国 历史 上，明朝因洪武帝朱元璋留下祖训“天子守国门”而为人津津乐道，这样一个王朝，为何会走向衰败?江口这批刻着不同税种的银锭，可窥端倪。
刻有四川以及巡抚之名的银锭，主要来自崇祯十四年、十六年。史料记载，廖大亨在崇祯十四年便已入川，横征暴敛即刻开始。实际上，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非常泛滥。陈世松说，尤其是“三饷”政策，让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只有奋起反击。
三饷，是在原来正常的赋税之外，额外加派的三种赋税，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辽饷是为明朝与后金作战所征军饷，剿饷为平定农民起义，练饷则为应付清军南侵。三种临时赋税开征时，崇祯皇帝曾表示“暂累吾民一年”，岂料这种税一旦开口，便一直未能革除。
陈世松说，在四川，蜀王府占据了“什七”，即十分之七的良田。明朝最后60年，四川又遭遇了连续天灾。这个时候，廖大亨仍然为“邀功”推出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并且放纵各府州县胥吏紧逼债务。在他的放任之下，彭县县令干脆以当地未纳完编银为由，让衙役将这些欠账作为薪金，让他们自己去讨。衙役受利益驱使，自是肆无忌惮，致使民间怨声载道，最终爆发了一场针对衙役的民变。
崇祯十四年，彭县人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起了“除衙蠧”的倡议。人们热烈响应，将衙役住宅全部捣毁。此后，邻近州县闻风而起，甚至出现了衙役被活活打死，甚至扔到锅里炖烂的情况。当时的民变，成都十六个州县，只有新都、金堂没有介入。随着民变愈演愈烈，内容不断扩大，从最初的“除衙蠧”扩充为除“五蠧”。争斗所向，包括州县吏胥衙役、投靠藩府的“府蠧”、横行霸道的“豪蠧”“宦蠧”等。这场扫“五蠧”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演变成为围攻成都的群众运动。剧烈的官民冲突最终让崇祯皇帝对廖大亨失望，将其贬谪，另提陈士奇出任巡抚。没想到的是，陈士奇上任后变本加厉……
錾刻在白银之上名目繁多的税种，就是四川人民彼时的深重灾难，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最根本原因。陈世松认为，江口出水银锭上的蛛丝马迹，反映的正是四川深刻的 社会 背景，“或许正是民怨沸腾，才为张献忠一路攻占成都铺好了路。”
【宝贝盘点】
江口沉银连续三期考古，出水文物超过5万多件。考古出水文物成为公众了解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 社会 生活等方面的一扇窗口，其中包括蜀王金宝、蜀世子宝、明藩王府以及张献忠册封妃嫔金银册、西王赏功金币等文物，举世罕见。
蜀王金宝：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实物。亲王世子，传袭亲王金宝。在江口出水的这件明藩王金宝，其乌龟造型的钮已经断离，但仍可清楚辨识出底部篆书的“蜀”字，因此可以确认为蜀王金宝。由于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只有唯一一枚，在分封时代代代传袭。因其数量稀少，也就特别珍贵。这枚金宝出现在江口沉银遗址，可能就是张献忠洗劫蜀王府后得到的财富之一。2020年，江口沉银第三次考古发掘，再度发现“蜀世子宝”一枚。
“西王赏功”金币：
“西王赏功”金、银币，是张献忠作为大西王时嘉奖部将战功所用。在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之前，因为其存世稀少，一枚“西王赏功”金币在2011年嘉德士春季拍卖会上，以230万元的价格成交。江口考古发掘文物中，包括数十枚“西王赏功”金、银币。
金册：
在江口沉银出水文物中，有多枚册封金册。其中既有抢夺自明藩王府的，也有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封爵妃嫔的金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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