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徐志摩虽然性格迥异，但他们是友谊很深的同窗好友；在他青年时期，虽然是“初生牛犊”，但他却已经与清华四大导师共事；国难之时，虽然他手无寸铁，但他却与傅斯年在李庄同舟共济。这个人就是李济。他是一名优秀的人类学家，他更大的成就在考古学，开辟了我国现代考古学，堪称“中国考古学之父”。那他如何从一个爱国青年到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的呢？
李济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他的父亲也是独出新格，他的父亲秉着“易子而训”的道理，将李济送到了他的叔叔那里。李济从小接触的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盘古首出，日月初分。”之后他考入清华留美预科，因为优秀的成绩，他用官费到美留学，在出国时，他抱着报效祖国的想法，到了美国他开始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但是之后改为了人口学。1924年，因为一次不经意的机会，他进行了一次考古，并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考古事业。从一个青年到一个考古学家，他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1928年，在他的建议下，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的挖掘，整个过程历经了十年之久。经过这次发掘，他将殷商的历史从传说变为了真正的历史，直到现在，他的这次发掘仍然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并且他对于殷墟的发掘对于我们对于殷商的认识仍然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所以有人评价他：一开始的考古学家，到后来的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考古学的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中占据着支配地位。
李敖曾经评价李济先生“最后一个重量级学阀”。因为李济先生在研究方面相当刻苦，用心和专注。但为什么用“阀”字呢？体现的是李济先生的一种固执，可能固执有的时候不好，但是我认为：只有固执的人才会懂得坚持，才会懂得去一心研究。
李济先生的一生已经实现了他自己的价值。他曾经在自己的简历上写过：要是有机会还会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去刨坟掘墓，搜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的原始。他的贡献在我看来至今无人超越。我们应该学习李济先生这种一生一心只为一件事情贡献的那种坚持，只有有这样的坚持，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考古学之父
殷墟发掘者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1896-1979),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李济从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1926年秋,他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前往山西夏县对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的遗址发掘,写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第一页。
1929年初,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的推荐下,李济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当时陈寅恪、赵元任分别为历史组、语言组主任。同年三月,李济接替董作宾领导了殷墟的第二次发掘。此后,李济主持了殷墟考古的历次发掘,获得巨大成功。在人生的后30年里,李济对殷墟发掘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李济的学生、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一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亦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70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方法的基础。”堪称“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的学术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三个领域。他的主要著作近年在大陆已陆续出版了几种: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最近又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开始》。研究李济的学术思想,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作为代表了。192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这部书为用人类学等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范例。主要内容包括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的测量和分析、一千五百年间的中国人口统计、人口之迁徙、入侵及整合等。
另一部著作《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一部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也是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之最初形式。李济的再一部著作是《中国文明的开始》,最早于1957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谈到了考古学研究之目的: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中国人及其历史的研究之最核心内容。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李济的思想,最后似乎可以归结为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上面。这一点发人深省。他认为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然教育制度之弊端,导致了“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这须从中国学术的主流开始检讨。他批评荀子劝学以“礼”作为学的最高峰(“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认为“以礼为核心,培植出来的中国文化系统,自然涵育了很多人类珍贵的创获,但附丽于这一文化系统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却渐渐地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有点分歧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旧式教育制度所训练的“对对子”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们对待文字的态度。“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可以说由于笃信文以载道的说法所致。”而科学思想之本质,特别显著的一点,就是不迷信文字,因为文字的地位“始终只是工具”。他说:
“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精神,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是不打诳语的。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
李济的介绍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于改读人口学，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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