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作者：张明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学人小传
刘绪（1949—2021），山西广灵人，考古学家。197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后，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工作。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生前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或参加过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陕西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著有《晋文化》《夏商周考古探研》《夏商周考古》等。
2016年4月，刘绪在安阳博物馆考察青铜器。
我的老师刘绪先生逝世已经四个多月了，每念及此，常常精神恍惚，枯坐良久，思绪纷纷，提笔属文却不知从何说起。
2021年9月26日0时43分，刘绪老师于北医三院病逝。直到当日傍晚，我才得知这个噩耗。其时，我正在校外参加活动，头脑中瞬时一片空白，周围一切仿佛与我失去了关系。虽然老师已患病住院两年，我心里或多或少有点准备，但当噩耗传来，还是不能接受。我呆坐在椅子上几分钟，告退出门，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27日一早，我赶往北医三院和老师告别。沿着北医三院太平间窄窄的斜坡扶棺而上，悲伤之情再也无法抑制。灵车先载他回北大，众多师生肃立在西门外为他送行。在殡仪馆，闻讯赶来的师生一一与他告别。师母乔老师在他的骨灰盒边放下一柄手铲，那是考古学家的象征。从1972年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读书算起，刘绪老师心系考古50年，一手拿粉笔，教书育人，一手握手铲，考古夏商周，一生功业尽在于此。
2003年11月，本文作者（左二）随刘绪（右）在周原指导本科生考古实习。
一
我跟随刘绪老师读书的时间比较晚。1999年，受同学鼓励，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所幸通过了笔试，复试时才第一次见到刘老师。
刘绪老师身形瘦削，目光专注，炯炯有神，讲话时，两眼尤其生动。他让我谈谈某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还让我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他的声音不高，温润柔和，略带一点晋北口音。我把有关那个问题的不同观点陈述一番，至于自己的看法，则支支吾吾，完全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他笑了笑说，能了解这些已经很不错了，基本材料还不是很熟悉，没有深入，当然就不会有看法。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我的状态点透了：为了应付考试记住了很多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如果不吃透原始材料，找到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看法的。这大概可以算是刘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吧。
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刘绪老师安排我到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发掘。这次发掘是基于“祖乙迁邢”的课题，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北省文研所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临行前，刘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参加发掘的有中国社科院的牛世山、河北省所的段宏振，他们二位做过很多田野工作，经验丰富，到了工地要多向他们请教，遇到困难要及时反馈。我从北京出发，到石家庄稍作停留，随后就赶赴邢台东先贤。我们租了村里一个大院子，开始了正式发掘。
过了月余，刘老师来到工地。事有凑巧，我那几日正对探方里刚刚出现的一片遗迹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处置。刘老师下到探方，拿起手铲刮土，询问相关情况。他判断，这很可能是刚刚冒头的一座陶窑。随后的清理果然证实了这个看法。他教导我，在判断遗迹性质的时候，不能孤立看待遗迹现象，要注意平剖面的结合，既要根据已出现的遗迹现象，也要和周围的遗迹联系，还要对相关的遗迹有直观的认识，比如一座陶窑要有操作间、火门、窑床或者窑箅、出烟孔等，这样的发掘才能清楚完整。
本来安排刘绪老师到邢台市区休息，可是他坚持和我们一起住在乡下，说这样交流更方便。于是，刘老师和段宏振、牛世山住在里间，我和河北省所的同志住在外间。发掘出的陶片都摆放在院子里，每天吃完午饭，刘老师就带我看陶片。刘老师摸陶片、识陶片的功夫在考古界是众所周知的。每每遇到有典型特征的口沿、器底或者纹饰，他就给我细细讲解。随后几天，刘老师又带着我们在邢台周围做田野调查，了解相关遗址的情况，沟沟坎坎、田间地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这是刘老师第一次对我进行田野指导，提升了我对田野考古的认识和理解。
发掘显示，东先贤遗址包含了商代中期到晚期的遗存，为“祖乙迁邢”的说法提供了年代上的证据，我们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跟随刘绪老师读完硕士、博士，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离北大不远，所以经常回学校和刘老师聊天。到了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那时候，北大西门外还有一些小饭店，经常是师徒二人一人一碗面，后来也常去校内的畅春园食堂和勺园。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谈考古新发现，有时谈我的工作生活。他也经常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新发现的问题，嘱我回去仔细整理写出论文。
2019年9月，刘绪老师确诊肺癌。我只在他第一次化疗之后的某一天，得以陪床一日。上午输液，刘老师闭目养神，偶尔谈话，主要讲的是前段时间考察几处考古工地的情况。住院之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考古发掘现场，那时他的胸部已偶尔疼痛，但他依旧没有离开工地。近来我时常想，如果他提早一点去医院治疗，这个病能不能治愈呢？毕竟，我认识好几位肺癌患者，后来都痊愈了。
那天下午，他专门谈了三代都邑考古问题，指出种种现象和变化，命我回去整理成文。他还告诉我，趁着化疗之前的几天时间，他在病床上赶出了一篇序文，“已经答应人家了，化疗以后不知道啥情况，耽误了不好”。
二
刘绪老师常说，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根，也是考古学的生命力所在，不做田野就成不了真正的考古学家。50年来，全国很多考古工地，都留下了他瘦削的身影。
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读本科时，刘绪老师就参加了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掘。他当年的工作日记和探访记录如今就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陈列着，这是对考古学家最好的纪念。本科毕业后，他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工作，又参与发掘了大同方山永固陵、夏县东下冯、沁水下川等遗址。
1980年，他考取邹衡先生的研究生，回到北大，从此之后，几乎每年都跑田野，多则半年，少则几个月。
入学不久，邹衡先生便派他去山西曲村参加发掘。留校工作后，他又以辅导老师的身份，在曲村遗址带学生实习。曲村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考古遗址，前前后后将近20年，正是在曲村，他培养了一批从事田野考古的学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绪老师开始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这是一处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也是邹衡先生拼命保护下来的遗址。多年的发掘工作，使他对琉璃河遗址充满感情。2018年，琉璃河考古重新开展，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前往琉璃河工地，一方面指导新的发掘，一方面整理发掘资料。在罹患重病的最后两年里，他利用放疗化疗间隙，完成了房山琉璃河遗址发掘报告的初稿。2021年12月19日，刘绪老师去世两个多月后，在电视台的一个直播节目中，几代考古人回忆起刘绪老师在琉璃河的考古活动，与他共事多年的北京考古所赵福生先生泪洒直播间。
从20世纪末开始，因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刘绪老师又先后参与了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和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的发掘。2012年退休时，他以为田野工作会减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会变多，计划将自己多年考古的认识进行系统整理。但是，每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们带队田野实习，总是希望刘老师能去做辅导教学。有他在工地上，他们心里才踏实。地方上的考古队同人，听说刘老师退休了，也纷纷在工地发掘或整理期间，请他去指导。如此一来，原本的退休计划很快就泡了汤，他仍然奔波于考古工地，甚至比以前还要忙。
刘绪老师早年的生活很艰苦，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年胃病。20世纪70年代在发掘方山永固陵期间，就曾病倒在工地上。在天马—曲村、琉璃河、周公庙等考古工地上，他也不止一次生病。只要身体稍好，他就立刻回到工地，辅导学生，解难答疑。
刘绪老师说，这么多年，只有一次，他动摇过。那是在曲村考古工地，徐天进老师正在发掘的墓葬突然塌方，徐老师被深埋在地下，20多分钟后才被抢救出来送往医院。刘老师当时情绪低落，在回宿舍取徐老师的换洗衣物时，脑子里闪现过退出的念头。徐老师获救后，刘老师又和过去一样投入田野工作之中。
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使得刘绪老师对田野考古现象的判断准确率非常高。按照他的指导进行发掘，通常不会造成发掘破坏。他也熟稔相关考古资料，对新材料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准确深刻。在考察发掘现场，他会把自己的看法无私地告诉工地负责人，帮助他们分析资料，解决难题，顺利地编写考古报告。
他的学术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考古，他的一生与考古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心永远在田野。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考古现场，但仍然时刻关注着新的考古发掘。他不止一次对夫人说，我又梦见去考古了。琉璃河、周原、盘龙城、天马—曲村、方山二陵……他一生去过太多的遗址，最舍不得他的考古事业。
2007年7月，刘绪在发掘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
三
有学者说，刘绪老师是夏商周考古的“活字典”。此言不虚。
夏商周的时间跨度较长，内容异常庞杂，能够贯通夏商周的学者并不多见。刘绪老师对于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研究均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几乎在所有重大学术问题上，他（刘绪）都有深刻的分析和真知灼见”。
在邹衡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是刘绪老师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成名作，堪称考古学论文的典范。这篇论文从考古发掘资料入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宏观问题，在考古学上夯实了夏与先商并行发展的考古学根基。这篇论文也奠定了此后刘老师研究夏文化、先商文化和商文化问题的基础，其结论时至今日仍可成立，并被最近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
刘绪老师的夏文化研究独树一帜，对于夏文化的年代、分布、类型，早期夏文化，夏商文化的分界等问题都有阐述。他生活中待人随和，但在学术研究中却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主动出击。比如，对夏文化研究的现状，他尖锐地指出，看似热闹，实则是虚火。再如，他的论文《偃师商城——不准确的界标》是对偃师商城夏商分界唯一界标说的一次驳议，发表后果然引起争议，他随后又发表《再论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亳的若干问题》《夏末商初都邑分析之一——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比较》等系列论文，将夏商文化分界问题引向深入，这些论文已成为关于夏文化、商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
刘绪老师对商文化有全面研究，对商族先公的迁徙与商文化的起源、商文化的分布、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商城的性质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比如，河南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现之初，他通过对考古材料和传统文献的梳理，提出了洹北商城可能为河亶甲城，发表了论文《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一年之后在该遗址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商城，尽管目前关于这座商城的性质还在讨论之中，有学者认为是盘庚迁殷，但河亶甲相都之说仍不可完全排除。
由于多年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刘绪老师在周文化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对先周文化、周文化、燕文化、晋文化等都有系统而深刻的认识。除了收集在《夏商周考古探研》和《夏商周考古》两本专著中的论文之外，他还应邀撰写了《晋文化》这本关于晋与三晋考古的集大成著作。可惜，由于体例限制，出版时有很多内容被删减了，但这些内容都保存在他的课堂讲义中。再如《周代墓地族系分析》一文，是刘老师关注多年的重要课题，对于周代墓葬发掘与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文还探讨了周代族群的分布、殷遗民、周代的怀柔统治策略等社会历史问题，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上都有示范意义。
刘绪老师治学重勤。他在考古工地发掘或考察时，对于特殊或重要现象，随时记录，或绘下草图，若当时忙于工作，也会在事后进行补记。1976年参加的方山二陵的调查和发掘，是特殊年代的一次艰苦发掘，但他还是尽可能做好田野工作，并查阅了大量文献，做了非常详实的工作笔记。多年以后，他对方山二陵的发掘还依依不能忘怀，撰写了《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皇后的评价》一文，纪念一段无法割舍的记忆。
刘绪老师治学善思。他对夏商周考古积淀日久，许多问题沉潜在脑海中，在考察或阅读时遇到材料，往往可以融会贯通，提出新解。“当看到泜水流域元氏县出土铸有地名‘軧’和‘軧侯’的西周早期铜器铭文时，马上想到可能与昭明之居的‘砥石’有关，遂写一短文《昭明之居与元氏铜器》”，正是夫子自道，授人以渔。
刘绪老师治学求实。他的文章立论扎实，从不空发议论，也反对不切实际的猜想。他的三篇专论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长文，《夏与夏文化探讨》《商文化的纵横考察》《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都是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论文。有学者评价，刘绪老师的论文行文虽平实，但极耐读，几乎全是实打实的干货。
刘绪老师一贯主张，从事三代考古一定要夏商周贯通，才能看清楚一些问题。在《谈一个与早期文明有关的问题》中，他对周代以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进行了梳理，从一个长时段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就是一次示范性研究。在专注夏商周的同时，他认为还有必要上联新石器时代、下接秦汉。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在回忆刘老师的文章中谈到“刘绪先生专业是夏商周考古，却对新石器、秦汉熟稔在心”，可谓知音之论。
刘绪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晋文化》《夏商周考古探研》《夏商周考古》三部著作，还有他参加编写的关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周原遗址、琉璃河遗址等考古报告，这些都是夏商周考古学的宝贵财富。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哀悼刘绪老师的挽联概括得很恰当：
学如海、术比地、教似天，终生耕耘为考古；
夏文化、商文明、周王朝，一心探研修国史。
四
刘绪老师在北京大学工作近40年，教书育人，重在言传身教，有口皆碑。他常说“本人生性保守，凡讲课必须备有讲稿，这样心里才比较踏实”。他的讲稿，几乎年年都会增补新的内容。他的课，全面、系统而有深度，听讲者无不收获满满。他讲课时，与平时谈话稍有不同，声音抑扬顿挫，表情到位，声情并茂，颇受学生欢迎，每每有外校学生慕名前来旁听。
刘绪老师性格温和，待人随和，颇易接触。无论在田野，还是在燕园课堂，学生们有学术或者生活上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他也尽量抽出时间一一接待。在退休之前，他的办公室在博物馆209室，经常有学生前来咨询，谈完事，他还要亲自把来访者送出办公室，挥手告别。
他的心中经常挂念学生，不仅是在校生，也包括毕业多年的学生。在生病治疗的两年里，他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偶然发现过去学生考古实习的资料，就拍个照发给他们，留作纪念。每个收到照片的同学，都会感到无限温暖。我博士快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比较紧张，他比我还焦急。我工作多年都没有买房，他又是很着急，甚至要借我一部分钱作首付款。在我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刘绪老师都为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在生病住院期间，他总是以各种理由劝阻朋友、学生们的探视。偶尔有人来探视，他常常因为无法亲自送客而满脸歉意。
刘绪老师不止一次说，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是要特别感谢他的恩师邹衡先生。在曲村工地，从考古发掘到室内整理的各个环节，邹衡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辅导他。邹衡先生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在学界，他的要求严格也是出了名的，正是如此，刘老师的考古学研究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刘老师也被誉为邹门弟子中，深得邹衡先生真传的学者。
刘绪老师一生恪守尊师重道的传统，对邹衡先生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之情。20世纪80年代后期，邹衡先生到曲村工地库房整理资料。夏天酷热难耐，因经费紧张，邹衡先生嫌电扇太贵，不同意买。有一次，刘老师去西安出差，看到有稍微便宜的电扇，就自费买了一个，从西安背回了曲村，安放在邹衡先生整理资料的库房里。在80年代至90年代，刘老师还协助邹衡先生完成了《天马—曲村》考古报告的编写，并执笔完成了周代居址部分。邹衡先生去世后，刘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若不从先生学，无先生培育与提携，当然也无今日之我。如果说自己专业有所长进，学业感觉充实，则首先有赖于先生，得益于先生，对此我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刘绪老师对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怀有同样的敬重之情。退休之后，他接受了整理苏秉琦先生讲义、遗稿的工作。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他认真细致地整理一包一包的材料，出版了苏秉琦先生遗稿《战国秦汉考古》《另一个三叠层》。他说：“苏先生是我的老师，整理苏先生的遗稿，我责无旁贷。”
刘绪老师性格平和，与人为善，但内心也有刚正的一面。他曾对我讲过某单位评聘博导，连续两年邀请他为外审专家，评审的都是同一位学者。他认为这是一位当前非常活跃、卓有成就的学者，不仅在该单位，即便在国内，也是专业内的佼佼者，晋升应无问题，就很认真地填写了推荐意见。可惜连续两年，这位学者都名落孙山。他感到事情很奇怪，也很生气。第三年，当该单位又联系他做外审专家时，刘老师没有答应。他说，这样的评审明显跟学术无关，我可不愿意配合他们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刘绪老师对生活充满热爱，即便在生病住院期间，也时常把他对生活的热情传递给大家。他会在散步时，捡起几片树叶，摆成正在舞蹈的人形，拍照发给大家。那个舞者身形婀娜，动感十足，充满了活泼的生机。他多才多艺，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娴于多种乐器，工于书画，年轻时的画作在家乡获得极高赞誉。他的外甥曾说，如果舅舅不从事考古研究，或许现在就是著名的画家了。在他全身心投入考古工作之后，还保留着篆刻的爱好，在赠送友人的著作上就钤印着他自制的名章。
刘绪老师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精神魅力，凡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不感到如沐春风，或许可称为君子之风。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刘老师庶几当之。
如今，老师已去，夜半惊醒，唯有泪滑落。所幸老师的著作还在，老师的考古事业还在，我辈唯当发奋，不负老师的教导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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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1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访谈：孙庆伟：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澎湃新闻 杨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查阅的史料与可资问询的贤才都十分匮乏，毋庸说后代。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突破，即依靠详实可信的实物来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从20世纪初疑古之风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喧嚣渐息，其中最为关键的桥梁正是考古。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考古人是否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三代考古背后的故事。
孙庆伟教授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是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样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等人的影响？
孙庆伟：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关于顾先生早年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连顾先生自己晚年回忆时，还能体会到当年写这篇《自序》时的畅快淋漓。我在《追迹三代》中有过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篇《自序》值得每一个学文史专业的学生认真去读，用心去体会。至于顾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古史辨”的道路的问题，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孙庆伟著《追迹三代》
总体说来，顾先生的成就和他的个性、所处的时势以及境遇有很大关系。首先，顾先生的个性十分鲜明，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治学时的“独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则对问题难有兴趣，更难以深入，而如果囿于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为顾先生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会对成说有所怀疑，才会以全新的视角去钻研。
顾颉刚先生
其次，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清末民初处于大的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更迭剧烈。在这个大背景下，顾先生这一代学人受到很传统的私塾教育，拥有良好的旧学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喷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学术思想启发，也使得他们能产生新的观念。顾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有机会听章太炎和康有为二人的演讲，而章、康二人在治学中都夹杂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对传统的学说抱有很大怀疑，尤其是康有为，学术成了他实施政治抱负的工具。章、康两位的观点对顾先生的冲击很大，埋下了后来疑古的种子。
最后是他的境遇，顾颉刚出身于一个普通书香人家，他的父亲早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后来却因经济问题中途辍学，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个心病。所以当他儿子考上北大后，纵使经济不很宽裕，也全力支持顾颉刚在北大念书。
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很幸运地结识了胡适先生，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他后来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适的影响。虽然日后两人的人生道路迥异，但终其一生，顾颉刚还是视胡适为终身的恩师，即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从顾颉刚的日记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把胡适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胡适对顾颉刚的培养并不像现在研究生培养中有很明确的培养计划。与此相反，恰恰没有，都是一些很随机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适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让顾颉刚做助手去查阅一些资料、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等。但因为顾颉刚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钻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时也会引出无数个问题，这样他就越钻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当时学界的地震。
因此，顾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刻意的安排。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早年经历来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影响，更别说“尧舜禹抹杀论”了，李学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一点。
澎湃新闻：顾颉刚早期曾认为“大禹为虫”，但他并没有否认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在？后来他对夏朝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
孙庆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要针对尧、舜、禹在文献中呈现的次序，他们出现的时代与所见文献的年代正好是一个反背，所以他对“禹”究竟是人还是神产生了疑惑。但顾先生从没有质疑过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对大禹的属性有所怀疑。他更倾向于“禹为神”，这个观点到他晚年依旧没有改变。例如在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该书的署名虽然写的是顾颉刚和刘起釪二人，其实主要工作是刘先生做的，该书依旧将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刘先生是“宗” 顾先生，书中的关键性问题一定是尊重顾先生看法的。
顾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其实是禹和夏为什么会发生联系？若他是神，如何会和王朝发生联系？顾先生就从文字出发，从《说文解字》上找根据，《说文解字》认为“禹”字和虫有关，所以推测“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文献中又有夏代铸九鼎的说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发生联系了。虽然后来顾先生放弃了“禹为虫”的看法，但“禹为神”的观点没有变。
对于夏王朝，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否认禹之后夏王的真实性。他还对夏代的都邑有过详实的考证。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处，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学的办法来证实，弄清它们到底是什么性质。
澎湃新闻：1925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汾河流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考古活动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探索夏文化？那么，他调查的依据是什么？
孙庆伟：很多学者都说李济去晋南调查和后来西阴村的发掘都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李济此次发掘是以清华大学和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共同合作的名义去的，经费也是由弗利尔美术馆提供，发掘结束后他在给弗利尔美术馆递交的英文报告中，讲到为什么选择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写道，“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我认为李济这么写无非是想突出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确是奔着夏都去的。
李济先生
事实上，我们看他当时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他每天的行程都有着非常详实的记录。他确实到过传说的“禹王陵”，但在李济先生眼中，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别说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阴村，看到了满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调查就结束了，因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就是寻找一处有彩陶的遗址，这就是他的目的，与寻找夏都没有关系。
要了解李济晋南之行的学术目的，要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出发。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遗址以后，又到了甘肃的河西地区进行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此后，仰韶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安特生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这是中国学者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所以李济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是一个接受过严密的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让他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禹都，对李济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后来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济看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
顺便可以谈到一点，现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视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但实际上，李济1923年在南开教书的时候就去新郑的李家楼发掘过，因为那里的大墓被盗，丁文江先生给他筹了一点儿钱，他就去新郑李家楼发掘，只不过没呆多久，只挖了几个探坑，听到土匪要来的消息，他就被吓跑了。虽然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发掘，但是如果说李济的第一次发掘，那确实是在新郑，后来他不也写了《新郑的骨》么？
而且李济去李家楼的时候，也不是单纯因大墓被盗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他去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看当地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那时的李济满脑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回应安特生的观点。当然，新郑这次发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远不能与西阴村发掘相比，不过，我个人认为李济在晋南的调查和发掘一定不是冲着夏文化去的。
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李济先生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调查，之后再予以回应。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都归结于西方学者的偏见，事实上，从清末以来很多中国学者也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或“中国民族西来说”，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因为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人在当时被视为东亚病夫，极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学者就愿意说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这样才可以说我们与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样的，在种族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是有这种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清末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都加以罗列，可以详见。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济先生有一个特点:科学主义至上，非常讲究实证和科学。这点从他的求学经历就可以看出来，他到美国最早攻读的是心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最后才是人类学。他为什么从心理学变成了社会学，就是因为他觉得心理学不够科学，他要学个更科学的学科。包括1970年代编的《中国上古史》，他还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说，他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澎湃新闻：随着1928年殷墟开始正式发掘，商代史中的诸多问题得以实证，这也使得寻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认为是夏朝遗址的偃师二里头曾一度被我国考古学界判定为商汤的西亳，这是什么原因？
孙庆伟：寻找夏的问题，是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位，而且就学术本身来讲，因为殷墟的发掘确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与1950年代郑州的考古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确定什么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郑州南郊发现了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学术界公认二里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体早多少考古学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考古学是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两百年。
可几乎在同时，1956年同样在郑州，又发掘了洛达庙遗址。考古学者认为这也是商文化的遗存，但是它和二里岗、殷墟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岗和洛达庙，这三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考古学者当时的认识就是以洛达庙为最早，二里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个商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三段，所以当时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这三类遗存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这一时期又在郑州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岗阶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郑州商城定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 正式发掘，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达庙很像，按现在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至少后两期和洛达庙很接近。所以当时学者就想，它和洛达庙很接近，那它就应该是商代早期的遗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很大的宫殿，这与文献中所记载商汤的西亳在偃师可以对应。这便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证据链，无论年代、文献，还是文化面貌都对上了。所以学者就提出二里头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观点，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被普遍接受。
为什么这个观点后来又发生改变？这和邹衡先生是分不开的，邹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提出这样的认识，简单来讲，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一分为二，二里头的三、四期不属于商文化，而属于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变了，那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就自然发生改变，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邹衡
说来也巧，邹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1977年，刚提出的时候很多学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张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者，于是双方发生了很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没过几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这座商城从文化面貌上讲与二里头遗址有所区别，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头遗址更符合成汤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当时一大部分主张二里头“西亳说”的学者都纷纷倒戈，认为尸乡沟的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认尸乡沟商城是西亳，实际上就是承认二里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于就是承认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是正确或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讲，偃师商城西亳说就是将早商文化向后压了两期，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始后退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上）与偃师商城鸟瞰图（下）
澎湃新闻：邹衡先生最早把二里头定为夏，他的依据是什么？这中间也牵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争”，您能否为大家简单介绍下？您对此争论有何看法？
孙庆伟： 为什么邹衡先生能提出这种看法？这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一开始他的看法和当时主流观点是很接近的，邹先生1956年从北大毕业，研究生期间在郭宝钧先生的指导下做郑州发现的新材料，他把郑州二里岗新发现的商文化做了系统的研究，又与殷墟商文化的早晚关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较。
1957 年，邹先生在北大当老师，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郸发掘，在邯郸他也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那个时候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邹衡先生学术起点是商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看邹先生在论证夏文化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研究商文化，因为只有把早商文化确定了，他才能确定什么是夏文化。
经过他的系统研究，认为郑州二里岗其实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数学者认定的商代中期；比郑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郸，也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遗存，他认为是先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也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所以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因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还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邹先生研究时有一个绝招，就是对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类统计，在统计的基础上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认识。比如他发现二里头最主要的炊器是夹砂深腹罐，而郑州二里岗是以鬲为主的，如果它俩同属一个文化，为什么会从罐变为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存也是以鬲为主的，所以邹先生认为郑州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东边，而不是西边。
二里头文化的夹砂深腹罐（左）与二里岗文化的陶鬲
那么邹先生这种“以文化来定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考古学研究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郑州二里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么怎么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碳十四测年，但碳十四测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测出来比殷墟早，但文化属性不确定的话，也不能判断它是夏还是商，而且碳十四测年有误差。第二个就是通过某个媒介把这个问题解决，邹先生经过分析，他认为郑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证明呢？邹先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郑州的商城是商汤的亳都，如果这里是亳都的话，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强调“郑亳说”。
而事实上“郑亳”在文献中并没有依据，因为文献提到过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郑亳”是邹衡先生自创的概念。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个郑亳说？就是要解决商文化的年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邹先生确确实实是从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可他需要给这个结论找一个切实的证据，告诉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过来讲，如果单纯根据历史地理的考证，只根据它的地望而不考虑它的文化面貌，那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是考古学研究。
邹先生提出“郑亳说”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当时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实事求是讲，“郑亳说”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传世文献的依据。而且，一旦提出“郑亳”说，就意味着要把其他几个亳都特别是西亳否定掉，邹先生当然非常清楚，他是怎么否定的呢？
当年的“亳都之争”可谓大咖云集
邹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过鲁西南做工作，发掘了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在早商时期豫东和鲁西地区没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别是没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来否定汤都在此区域的可能性。但严格说起来这个推论是有瑕疵的，因为考古发现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便认为它不存在，这就有点像古史辨派的学者，过度使用了默证——“以不见为无有”。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这一区域是黄泛区，东周时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说早商时期的遗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亳的问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并不能排除将来在豫东找到亳的可能。
现在学术界通常说“北大是郑亳说的大本营，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这种看法大致没错，因为在北大包括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是持“郑亳说”的。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表述应是“北大是反对西亳说的大本营”，反对“西亳说”并不一定就主张“郑亳说”，比如我们的刘绪老师，可以说反“西亳说”的主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刘老师并没有著文从正面论述“郑亳说”，我推测这是有深意在内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郑亳说”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豫东的问题不解决，“郑亳说”就不是定论。现在考古学上找到了的几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问题一网打尽？就我个人来看，远没有到这个时候。张光直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豫东的考古工作只是刚开了个头，可惜因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断了。所幸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同行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期待。
澎湃新闻：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他对夏王朝的看法，其认为二里头可称之为“二里头国家”，但它是不是夏朝还要保守来看。而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先生也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不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那么您对二里头的看法是什么？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国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孙庆伟：罗泰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是说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便不可以认为二里头就是夏，从道理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觉得还得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来讲，举个例子，殷墟甲骨发现以后，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进而说因为《殷本纪》的可信，那么《夏本纪》所载夏后的世系也应该是可信的，可到今天为止，谁也没发现夏代的甲骨。
我们从考古学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学能解决什么问题？它能解决文化面貌的不同问题，那么从文化面貌上证明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早于早商，或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它与早商文化前后相继或略有重叠，而它的分布区域又是文献所载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是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说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须要以文字作为最后依据？如果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要以文字为依据，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讨论，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甚至早商也没有发现说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的信史还是殷墟。
但我想多数学者并不这么看，因为考古学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论对一些学术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应该是考古学的学科优势，而不是它的劣势，考古学的主要价值就体现在对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许宏先生与罗泰先生是不一样的。许宏先生这两年反复强调讲二里头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缘于他认为在考古学层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夏、商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讲，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开，或者说，二里头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这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观点的重新审视。
为什么会这样？这实际上是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决定的。简单来说，两类遗存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分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归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再差异到何种程度是同一类型的不同期。严格来说，考古学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属性、类型和分期都有争议，只不过不如夏文化这么引人注目，无人关注，无人较真罢了。
比如二里头文化分四期，有人将它分为两个文化，但分法各异。其中一部分人说第四期属商，一、二、三期属夏；还有人说第一期属夏，二、三、四期属商；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的看法。那么你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文化差异到多大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将它划为两个文化？且不说夏和商的问题，比这更关键的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操作规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家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对话，何异于“鸡同鸭讲”？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在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写过两篇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宽泛地讲了些原则问题，至于具体如何量化，夏先生没有给出答案。后来张忠培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我理解其实就是要解决夏先生未解决的问题，里面讲了若干原则。但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些原则意见，等到每个研究者具体研究时，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有原则也等于是没有原则，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性，分类型或分期时，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属挂钩的时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会暴露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三代时期，夏、商、周、秦、楚等无一例外。是因为它们很特殊么？其实不然，它实际上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由此而引发了随意性，这个问题亟须解决，需要整个考古学界去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考古学研究恐怕会“永无宁日”。（文/杨炎之）
我和男朋友谈了两年了，今早去算命，算命先生说他以后婚姻有问题，我的婚姻却很顺利，说我和他在一起太累
有啊，我认识的也信算命，算命先生也说他们不合适，说如果你们真在一起，也是吵架过完一辈子的。他们两虽然刚开始老吵架，但是每次吵架都在反省，现在过得挺好的。你要相信事在人为！当你想放弃的时候，算命先生的话就成了你放弃的借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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