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出土彩绘龙盘的故事,5000年文明传承

值此国庆长假之际，龙的传人共贺祖国华诞。对炎黄子孙来说，龙是一种符号，一种传承，一种自我身份的表征，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情感沟通的桥梁。

位于晋南盆地的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一个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1978年陶寺遗址开始发掘，1980年春，大墓M3016龙盘现世，引发全国关注。陶寺龙盘，是权力的象征？国家的图腾？抑或是个人身份地位的表征？对此，我们不得而知。龙盘的确切功能，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我们能做的，仅是从这些精美的物件中，寻找关于过去的蛛丝马迹。

正在良渚博物院展出的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即将撤展，让我们抓住最后几天的机会一探究竟，随着文物穿越时空，回到文明最初形成的时候，回到历史的最深处，再次回望来时的路，再次体悟延绵不断的中华文化基因。

在陶寺遗址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其中最令人感到兴奋和激动的便是彩绘蟠龙盘。1980年春，考古人员在清理M3016大墓时，拂去尘土，一件带有彩绘蟠龙纹的陶盘出现在众人眼前。在随后的考古工作中，M3072、M3073、 M2001三座大墓中又陆续出土了三件。这四件蟠龙纹陶盘的出土，轰动全国。

陶寺4件龙盘大小基本相同，一般盘口直径35-40厘米．盘底直径12-15厘米，高在7-12厘米之间。仔细观察陶寺的龙会发现以下特点：第一，均是蟠龙，盘曲如蛇；第二，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似鳄；第三，有的头部两侧方形化耳，又非蛇；第四，长颌，有的带锯齿状牙齿；第五，口衔枝状物，十分罕见。其实，这些龙形最大的特点是现实中不存，且是多种灵兽的组合体，这正是“龙”的最大特点。陶寺龙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其出土背景来看，在陶寺遗址早期墓地的1309座墓中，仅有4座墓葬出土龙盘，且这四座墓葬均是大型墓，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地位显赫，应该大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或言“王者”，因此龙盘可以被认为是等级差别与身份地位的象征物。

此外，龙盘在墓室中摆放的位置和数量都是固定的，仅1件，位于墓主人的右侧偏上部。这和此类大型墓中出土的鼍鼓、石磬、厨刀、大口罐等等位置固定、数量组合相对固定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器物是用于某种仪式与场合，是我们常说的“礼器”，这种相对固定或规制化的现象表明出现了可供参照执行的礼仪制度。礼制正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与重要内容，龙盘作为陶寺礼制文明的代表器物，或许也是当时特有的图腾和标识。

在中国，龙纹的历史源远流长，且意蕴丰富，是历代传承的主要纹样。龙纹在历史长河中演化流变，被赋予极为独特的功能、形式及多重文化意义。它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皇权的象征,也是兴云布雨、司水理水的雨神形象,在民间又有极端世俗化的发展。

距今7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已开始出现原始的龙纹，这些早期龙形文化遗存的产生，与自然崇拜密切相关。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鱼、蛇、猪、鳄鱼等动物经过先民的艺术加工与融合创新，呈现出中华龙形象的雏形。

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龙堆塑

玉猪龙（红山N2Z1M4：3）

凌家滩玉龙

距今5000～4000年前，中华大地万邦林立，文明初现，各地交流日趋频繁。这一时期的龙纹摆脱仰韶时代单一动物形象的特征，以蛇与鳄为主体，吸收虎、鱼等种动物的特征，成为汇集多种形象的趋同神格化形象。

良渚文化瑶山1号墓出土龙首纹玉镯

石家河文化 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龙

石峁遗址皇城台基址石雕龙

新砦遗址龙纹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

夏商以降，龙纹形象逐渐统一，经历数千年的创造、演进、融合与涵育，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殷墟妇好墓M5:777蟠龙纹铜盘

浙江温岭琛山蟠龙纹铜盘

安徽繁昌汤家山F10 龙纹盘

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扬州博物馆藏

清乾隆二十一年北海公园九龙壁 (1756)

故宫龙

中国探月工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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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盘”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临汾市博物馆有十大镇馆之宝，包括出土于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陶盉和彩绘龙盘、吉县沟堡村出土的陶人面桶形器、临汾市庞杜墓地出土的铜方簋、隰县瓦窑坡出土的铜鉴和铜莲瓣壶、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铜鸟盉和凤鸟纹铜尊、发现于洪洞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和历史上曾出土三次的唐代铁牛。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出土于陶寺遗址的早期王级大墓，共出土4件，这是其中的1件。龙是华夏文明几千年来所信仰的图腾，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盘上可以看到整条龙呈盘曲状，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龙形象就是以盘龙为主。它与夏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极为相似，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龙，也有学者称它为“中华第一龙”。

陶寺王国的发掘与文化解读

《史记》中曾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由于这些都邑都处在山西西南部，因此，晋南这块土地历来是考古家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1959年至1963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队长张彦煌的率领下，从南起风陵渡，北到临汾的约80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地面勘察，发现了襄汾县的陶寺遗址。
1973年和1977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省、地、县文物部门合作共同对陶寺遗址进行了重点复查，采集了许多陶片并进行了初步整理，感到这个遗址较为重要。
1978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同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联合组队，正式开始对陶寺遗址进行发掘。
1985年夏天，陶寺遗址的发掘暂告结束。在长达7年的田野发掘中，最主要收获是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不同类型的随葬品，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和惟一的一件铜铃等。此外，还在一块陶器残片上还发现了朱书文字。这些重要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根据对陶寺遗址的分析，学者们很快便将其同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了一起，初步认定这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

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遗址被确定为项目的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 两年来，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共钻探32万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
2002年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其中发掘出的中期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
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人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建筑形状奇特，规模宏大，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经过多年较大规模的发掘，陶寺遗址出土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文字、城址、宫殿区、王陵、铜器、陶礼器、观象台等等，堪称我国迄今为止最典型、最全面的发现。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有的标志性的建筑。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所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应该说它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
陶寺遗址不仅是中华民族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有力证明，而且表明陶寺已初步具备了堪称“国家”的四大要素，即文字、城市、礼仪和金属的使用。
陶寺文明是集多元文化于一体，在诸多文化融合、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在广大地域内，陶寺文明以博大精深、傲视群雄的气度确立了它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枢地位。
因此，陶寺不容置疑地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最重要的遗址，陶寺文化也因此成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根源。这是山西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它的出土非比寻常，说明华夏民族早在4000多年以前，就开始以龙作为图腾。说明从那时起，龙已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成为最早“中国”的象征。
大致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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