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先生的名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世人知道了桑干河——一条中国北方流量不大却有着亚洲最古老文明的著名河流。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在桑干河畔吉家庄遗址的发掘，使得我们有机会揭开那里4000年前的古老文明，陶窑、房址、墓葬、黑陶、骨器、卜骨等精彩的物质文化遗存正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吉家庄遗址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村南约150米，在桑干河南岸二级台地上，南靠殿山，北依桑干河。遗址东西长约750米，南北长约1250米，总面积约为93.75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至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层厚约0.3~2米，断崖暴露多处灰坑、房址、陶窑等遗迹。根据调查与发掘结果可知，吉家庄遗址范围大，文化层堆积较厚，遗迹现象与遗物数量多、种类丰富。
2018年8月起，中国人民大学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吉家庄连续进行了三次发掘，大量的陶器制品及陶窑的发现，为我们在吉家庄遗址开展实验考古工作提供了基础条件。
实验考古是结合考古材料，通过重建实验的方式，探索和解决考古学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其旨在构建古代遗存与现代社会生活之间桥梁，通过分析研究考古遗迹，设计实验，将静态的遗迹现象转化为动态的重建实验，把人的个体感受等也纳入考察对象，促进人们对考古遗存更好的思考与理解。如对史前遗址中房屋的实验考古，通过重建史前房屋，探索史前时期建筑房屋的材料选取、地基处理、筑屋方式等，考察史前房屋的建造、使用和废弃，将静态的考古资料转化为动态过程。
吉家庄遗址开展的实验考古主要为陶器制作工艺重建和陶窑修筑技术重建，在实验过程中，注重将陶器制作和陶窑修筑视为一个二元整体开展探索，具体工作如下。
吉家庄遗址的陶器制作工艺实验考古
通过对陶器标本的研究，吉家庄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为灰陶和黑陶，有少量红陶、白陶和彩陶。陶质方面，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其中黑陶多为红胎黑皮陶（图1），部分有添加羼和料的现象。制作工艺方面，观察到有轮制和泥条盘筑痕迹。
图1 吉家庄遗址出土的红胎黑皮陶
结合对出土标本的分析和新石器时代陶器生产常就近取土的特点，实验选取了吉家庄遗址附近靠近古代河流的深层黄土作为陶胎用料。根据对陶片标本的观察，推测红胎黑皮陶的产生原因有二，一是可能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添加铁含量较高的羼和料，二是可能与陶窑的构造有关，受陶窑内部燃烧氛围影响而形成。同时，考虑到在遗址附近进行的调查，发现有大量黑云母（图2）和赤铁矿（图3）。
图2 黑云母
图3 赤铁矿
所以在重建实验时，选择黑云母和赤铁矿作为羼和料，将其碾碎成粉末（图4、图5），添加入黄土胎体中，同时将遗址采集的粗沙和过滤得到的细沙也作为羼和料，参考吉家庄遗址出土的陶器类型，采用手制、轮制和泥条盘筑的方法重建不同配方的陶器（表1)。
图4 碾磨后的黑云母粉末
图5 碾磨后的赤铁矿粉末
表1 重建的陶器
通过陶器制作工艺的重建，并将烧成陶器结果与出土陶器标本相比对，初步得到结论，吉家庄遗址的大件陶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或泥条盘筑与轮制法相结合，小件器物多采用轮制法，部分器物采用手制法。陶器胎土以黄土为主，掺合料为黑云母的可能性更大。实验结果将进一步结合陶瓷岩相分析等科技考古方法，揭示新石器时代的吉家庄先民多样化的制陶工艺。
吉家庄遗址的陶窑修筑技术实验考古
影响陶窑修筑的主要因素有陶窑选址、窑炉结构等，对吉家庄遗址发现的陶窑进行测量与分析，发现吉家庄遗址的陶窑遗迹多沿崖壁沟壑分布，且地层中有包含大量木炭灰烬的灰黑色土。通过古环境分析，陶窑遗迹集中的崖壁沟壑在史前时期为河流，陶窑沿河流两岸分布，这一点也符合陶窑选址的特点，离河流近，更便于使用水资源和交通运输，而且河流沿岸的地下常具有质量上佳的陶土。
吉家庄遗址的陶窑大致可分为两类，分别为竖穴窑和横穴窑。通过对遗址的观察，竖穴窑具有火塘、火道和窑室等作为一个陶窑的核心结构（图6），但在火道中有红烧土和方形石块相间分布的结构（图7）。竖穴窑是否是一个烧造陶器的陶窑，亦或者是用于加工肉质食物的炮制窑，将通过实验重建的方法进行探索。依据遗址地层关系，横穴窑的出现要晚于竖穴窑，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为窑室面积较小、无陶箅、火道、火塘、球形顶结构的中小型窑（图8），另一种为窑室面积较大、有陶箅、火道、火塘、球形顶结构的大型窑（图9）。
图6 竖穴窑遗迹
图7 竖穴窑内土石相间的柱形体
图8 中小型横穴窑遗迹
图9 大型横穴窑的窑箅
吉家庄遗址的横穴窑按照学界传统，虽然称为穴窑，但从遗迹现象上看，是一种半地穴式的升焰窑。窑室、火道、火塘等主要结构都位于地下，但陶窑窑身有明显的堆筑加盖痕迹，即窑身在半地穴的基础上堆筑成球形顶结构，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挖洞建穴以为窑（图10）。
图10 横穴窑窑身残留遗迹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型窑虽然没有发现陶箅，但其火道呈类似“兆”字形分布，在火道附近发现有大块的红烧土块，推测其可能是用黄土做成方砖形，部分覆盖在火道上，构建火眼，形成类似陶箅的结构（图11）。在大型窑的窑室部分，发现有木柱外表涂抹较厚泥层的现象，推测其可能为支撑窑箅的窑柱，木柱主要起到塑形作用，在木柱外表涂抹黄土，形成土柱，当烧窑时火焰产生的高温将木柱外表的黄土烧制成坚硬的红烧土时，因木柱表面的黄土涂抹均匀，几乎无裂隙，内部的木柱处于一个趋于无氧的环境，只会部分碳化，所以可以遗留至今。
图11 中小型横穴窑的窑室遗迹
陶窑修筑技术实验考古的开展，首先是选取参照遗存，分别选择了一座遗迹现象清晰的竖穴窑（图6）和横穴窑（图8），对其进行数据收集（图12），并按照1:1的比例就地取土重建窑炉。在重建的竖穴窑和横穴窑选址方面，也参考了考古遗迹现象，选择临近吉家庄遗址的山谷底部的河床沿岸，竖穴窑呈南北向，横穴窑呈东西向（图13）。
图12 测量陶窑遗迹
图13 远眺重建的竖穴窑与横穴窑
在重建竖穴窑的过程中（图14、图15），考虑到参照遗迹中有红烧土和石块混杂垒砌的现象，推测其可能是窑柱的一种早期形式，所以在实验中选取河床中大小相似的方形鹅卵石，一层鹅卵石上叠加一层捏制的黄泥砖，形成窑柱结构。在堆砌窑柱时，发现若是直接垒砌两个石头，石面之间不平且易滑动，添加黄泥砖后，完全消除了这个问题，黄泥砖具有很好的可塑性，也可帮助找平石头之间的缝隙。同时，为了考察吉家庄遗址中大型横穴窑中出现的木柱外糊黄泥的现象，在构建竖穴窑的过程中，也选取了一根木柱，并在其表面涂抹较厚的黄泥层，放在陶窑中，以做初步测试（图16）。
图14 用草拌泥制作的窑箅
图15 用草拌泥制作的窑顶
图16 重建的两种窑
横穴窑重建的主要工作为窑室、火道和火塘等的构建，在河床沿岸的台地上，通过向下挖掘的方式，挖出窑室、火道和火塘的空间。在下挖窑室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设计，复原出参照遗迹的“兆”字形火道（图17），并选取一根短木柱，其外表采用泥条盘筑的方式糊抹黄泥，构建出窑柱以做测试。
重建的竖穴窑经过烧窑实验，通过调节窑室气氛，可以生产烧成温度较高的黑陶和红陶，且可以多次使用生产陶器（图18）。其中，重建竖穴窑生产的黑陶多为红胎黑皮陶，对其进行观察与分析，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与在吉家庄遗址发现的竖穴窑附近采集的红胎黑皮陶相同（图19、图20）。陶窑内重建的土石窑柱经过窑内高温烧制，黄泥砖被烧结成坚硬的红烧土，将石块牢牢地固定（图21、图22）。通过对窑炉的重建，可以初步得到结论，吉家庄遗址的竖穴窑是用于以生产黑陶（红胎黑皮陶）为主的陶窑。陶窑内部的红烧土与石块垒砌物应是早期陶窑内窑柱的一种表现形式。
图17 重建的火道
图18 多次使用的竖穴窑窑室
图19 重建竖穴窑烧制的红胎黑皮陶
图20 60倍镜下红胎黑皮陶横截面，黑色部分为黑皮，红色部分为红胎。左侧为重建竖穴窑烧制的红胎黑皮陶的微观图，右侧为吉家庄遗址中采集的红胎黑皮陶的微观图
图21 燃烧的竖穴窑窑室
图22 燃烧后的土石窑柱
桑干河畔的窑火，跨越数千年后再次燃起，为我们带来了别样的魅力与感动。目前，吉家庄遗址的实验考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相关信息将在系统整理与研究后进行发布。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吉家庄考古队张文治老师等在实验过程中的指导与帮助，感谢参与协助实验开展的保定学院本科生张诗瑶、刘曼、薛妍、侯新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梁坤，技工王世平、崔志海等。
吉家庄遗址实验考古主要参与人员合影
（作者：唐邦城、王晓琨）
（作者单位：保定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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