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
教场铺遗址文物保护标志碑。张燕 摄
在茌平区乐平镇教场铺村与东昌府区韩集镇仇陶村之间,有一处东高西低隆起的土丘,犹如一头黄牛伏卧在田埂上,当地人称之为“金牛山”。山上,白杨树高大挺拔,石器、陶片、兽骨、蚌壳俯拾即是。
这就是教场铺遗址。教场铺遗址发现于1973年,主体遗存所处的时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距今约4000年。遗址平面呈东西略长、南北稍窄的椭圆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格较高的中心聚落城址。
1999—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教场铺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遗址分区明确,北部是以台基为主体的居民生活区,南部是手工业作坊区。在作坊区发掘的3座陶窑,是目前我省发现的龙山文化窑址中最完整的一组。
教场铺遗址所处的鲁西北地区,是中国古代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发现,对于全面认识海岱(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乃至中华文明起源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铁锹“铲出”4000年古城教场铺遗址是被一把铁锹唤醒的。1973年,当地村民在金牛山取土建房时,意外发现一把青铜剑。原茌平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前往金牛山进行调查,确认其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体的遗址。
2002年,教场铺遗址发掘现场。
1999—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聊城市文物局组成考古发掘工作组,对教场铺遗址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基本摸清了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的年代、规模和布局。
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18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城墙分两期建设,剖面呈梯形,平均宽度约28米,残高近2米,用黄沙、黏土混合分块夯筑,局部使用版筑技术。
2004年,考古工作者对6号祭祀坑进行发掘。受访者供图
考古工作者在两期城墙之间发现5座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其中,10号祭祀坑较为特殊,由大小两个内切圆构成,坑内不仅散布着成年男性的盆骨、下肢骨和儿童、女性的头骨,还出土了14件破碎陶器。
城墙内存在祭祀坑现象,在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中比较少见。将大量的陶器(其中不乏精美的薄胎磨光黑陶)和具有显著打击痕迹的人骨放在同一个灰坑内,并经过人工夯打,明显具有特殊的意义。
“修筑城墙是大工程。这些祭祀坑可能是当时的统治者修筑城墙时举行的献祭行为,或许与礼天、祈求神明护佑有关。”教场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说。
我省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成组窑址在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的中部偏北有一处较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内部分区明确,北侧发现大量依次叠压的房屋基址,应该是当时的居民生活区;南侧陶窑遗址相对集中,可能是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区。
面积约10—16平方米的圆形地面式单间房屋,是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内先民的主要居住形式。其中,1号房址保存较好,平面呈圆角方形,土坯筑墙,正中为灶台,居住面经加工后用火烧烤,并涂抹白灰。
“教场铺遗址是山东龙山文化新类型的典型代表,它与东部龙山文化的区别重点在房屋建造上。东部龙山文化的房址一般是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较少见居住面抹白灰的现象。”茌平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兴栋说。
在手工业作坊区,考古工作者发现3座保存完好、用于烧制陶器的窑址。3座陶窑呈“品”字形分布,均为横穴窑,彼此相距2米,平面形状近似椭圆形,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室和烟囱5部分组成。
“陶窑的颜色是判断其烧制何种陶器的关键。1、2号陶窑为青灰色,应该是烧制灰陶或黑陶的窑址。3号陶窑内发现大量炭化芦苇堆积,窑箅呈橙红色,可能是烧造红陶的窑址。”茌平区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李涛介绍。
教场铺遗址中发现的这一组“品”字形陶窑,是迄今为止我省发现的龙山文化窑址中最完整的一组。它们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陶窑形制、陶器制作工艺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研究夷夏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教场铺遗址出土的圈足盘。
卜骨是古代先民占卜用的兽骨,多以羊、猪、牛与鹿的肩胛骨为原料。在教场铺遗址中部偏北的6号祭祀坑中,考古工作者发现4枚利用动物肩胛骨制作的卜骨,这是史前人类存在占卜行为的有力证据。
4枚卜骨等距分布于6号祭祀坑的底部,其形制基本相同,平面近似三角形,正面微凹,局部磨制光滑;背面较平,残留有高约3厘米的骨脊。其中3枚有明显的灼痕,另外1枚只是加工了边缘,尚未使用。
城墙、宫殿、公共设施、街市、作坊、神庙的出现,是早期城市形成的标志。教场铺遗址不仅发现城墙、作坊、房址,还出土了有明显灼痕的卜骨和精美的黑陶礼器,表明它是一处等级较高的中心城市。
教场铺遗址所处的鲁西北地区,是中国古代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发现,对于全面认识海岱(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乃至中华文明起源均具有重要意义。
帝舜是我国上古五帝之一,根据史料记载,其活动范围大约在今鲁西、豫东一带。部分考古工作者根据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的位置、形制、规模和出土器物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帝舜的都城——穷桑。
贾笑冰认为,教场铺遗址虽然经过系统发掘,但是因发掘面积有限,且并未出土可认定其性质的直接证据,仅以目前发掘资料来看,尚不能确定其为帝舜的都城,若想判定遗址性质,仍需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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