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宁梁高速公路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于庄东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宁阳县伏山镇于庄村东南约300米处,平面呈不规则长椭圆形,南北约210米、东西约120米,面积约25000平方米。此次工作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至明清时期大量遗存,共清理灰坑141个、灰沟12条、水井2眼、墓葬4座及柱洞26个,出土大量陶片及少量瓷片、兽骨、石器等遗物。
发掘区域原为耕地,地势较平,文化堆积丰富,可分六层。
灰坑平面以近圆形、椭圆形为主,少量长方形、不规则形。多直壁(或斜壁)、平底,部分底不平;少量弧壁、圜底;零星袋状。多为垃圾坑;少量形制规整、壁面及底部加工较好的可能原为窖穴,后废弃成为垃圾坑。灰沟一般规模较小,多为近长方形的长条状,部分较规整,个别规模较大。水井两眼均开口三层下,J1为土圹,平面近圆形,直壁略内收;J2在土圹内用大量残瓦、陶片砌筑井圈。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形制简单,平面长方形或近长方形;均为单人葬,两座成人墓、两座儿童墓,其中一儿童墓头骨缺失,两成人墓一座骨架略显凌乱、一座仅存下半身且不完整;均无随葬品。柱洞共发现26个,多在四层下(五层下亦有部分柱洞),均只见柱洞,未见活动面、灶等其他房址相关遗迹,部分凌乱无规律,可能被晚期破坏较严重;其中T1西北部、T2西部各有部分柱洞排列较有规律,可能原为两个房址的部分柱洞。
根据出土器物特征及叠压、打破关系推测发掘区域时代自大汶口文化晚期延续至明清时期。遗存具体年代初步分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战国时期、西汉时期、北宋时期、明清时期。
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遗存较少,包括五层下部分遗迹、六层及六层下遗迹,以H129、H137为代表,出土可辨器物主要有夹砂灰陶尊,夹砂红褐陶、黑陶扁凿形足鼎,夹砂灰陶、红褐陶罐等。
龙山文化早期发现遗存较多,包括四层下部分遗迹、五层及五层下部分遗迹,以H68、H139为代表,出土可辨器物主要有夹砂红褐陶、黑陶铲形足鼎,夹砂黑、灰陶盆、罐、器盖,泥质黑陶杯、罐,夹砂白陶鬶等。
龙山文化中期发现遗存较少,包括四层下部分遗迹,以H49、H57为代表,出土可辨器物有夹砂红褐陶鸟首形足鼎,夹砂黑陶、灰陶盆、罐等。
战国时期发现遗存较少,包括三层下部分遗迹、四层和四层下部分遗迹,以G10为代表,出土可辨器物主要有板瓦、筒瓦、盆、盂、罐、豆等,其中以瓦最多。
西汉时期发现遗存较少,包括三层下少量遗迹,以H16、J2为代表,出土可辨器物主要有板瓦、筒瓦、罐、盆、豆等,其中以瓦居多。
北宋时期遗存主要包括二层下少量遗迹、三层、三层下少量遗迹,以T1③层、H9为代表,出土可辨器物主要有泥质灰陶罐、盆,白、青釉瓷碗等。
明清时期遗存很少,主要为二层下个别遗迹,以G2、G3为代表,出土可辨器物主要有泥质、夹砂灰陶片,白釉瓷片,青花瓷片等。
此次发掘基本确定于庄东南遗址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延续至明清时期的聚落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较多,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这些资料对研究宁阳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尤其是出土的一件刻有“”符号的完整大口尊是近年来大汶口文化的首次发现,同时也是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域首次发现的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对研究该区域的文明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早期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该器物对研究少昊氏的相关遗存也有重要意义。唐兰先生首先提出大汶口文化属于少昊氏的文化,并把“”符号解释为“炅”字,后来学术界进一步释为“昊”。有学者根据“太昊氏都陈”的文献记载把太昊氏界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豫东皖北一带,这一观点为尉迟寺遗址发现的同类符号所证实。于庄东南遗址东南距曲阜约30公里,此次发现为考证“曲阜为少昊之都”的文献记载提供了帮助。东北距大汶口遗址约25公里,应属大汶口遗址周边的低级聚落,此次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鲁中南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应存在这种符号,期待将来被发现。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房振 郭俊峰 颜奕)
来源：《中国文物报》2020年3月6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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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如何描述汉字起源，发展的历史过程？结合古文字学加以评述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
汉字究竟何时起源？起源时的情况如何？我们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
一、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
二、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
三、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
四、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传递信息的图画，并没有获得文字的资格。因为它是凭着完全写实的图形，使收信者从直观上理解写信者的意思的。经过信息传递的多次重复，使某一绘形与某一意义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形意关系带有了约定性，这才有了图画文字的性质。图画文字具有的形意关系，不是与语言对应的，而是超语言的。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可识而不可读。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单位，选择不同的词句去指称它的意义。例如，商代的铜器上，常常有一些图像，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但它并没有与哪句话或哪个词固定地建立起关系。因此，它还属于文字画或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发展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它直接成为语言的符号，变得可识可读。另外，它的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完全写实的绘形就演变为象征的或局部替代的，只要所绘与所指保持理据，能使人识别就可以了。北美印地安人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它已摆脱了写实，析为了单图，只是尚未与词对应，有意而无音。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图画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过渡的一种形态。
1－生命(神话中有角的蛇)；2－死亡(头朝下的动物或人)；3－幸福、成功(龟)；4－灵巧(双翼代替两手的人)；5－战争(带箭的弓)；6－和平(插着羽毛的和解烟斗)；7－讲和(人吸和解烟斗)；8－友谊(联在一起的手)；9－爱情(联在一起的心)；10－注意、听(两耳边有波形线的头)；11－危险(两条蛇)；12－保卫(狗)；13－祈祷(举手朝向天及诸神)。
在图画文字发展为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的来源之一。在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常常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在东欧草原地带发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纪末至前十世纪初期木椁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花纹图案，例如圆圈象征太阳，波形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它们与以后产生的文字常常有渊源关系。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庄子· 箧篇》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结绳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可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年代。由于确凿史料的缺乏，很难得出结论。而在我们看来，仓颉造字说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说出了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 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其次，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史与文字的关系，也可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
甲骨文“史”作 ，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辞称“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辞中“贞史”是“问事”，“史贞”是“事问”。正见“史”、“事”是一字。“史”字从“中”,“又”是手,以手执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书、典册。《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讲 祀时烧柴，置玉帛于其上，同时也连文册一起烧掉。“中”是文册。《周礼·秋官·小司寇》:“岁终,则会群士计狱、毙、讼登中于天。”“登中于天”就是写在天府的登记册上，“中”即“册”。《周礼·春官·天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众注：“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所以，“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他们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仓颉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对群众自发产生的字符加以规整。《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对“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作“专一”，把《荀子》这句话理解成：“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又有人以“壹”为“同一”、“统一”，认为《荀子》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仓颉整理过文字。其实，《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壹”与“两”相对，不受邪说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认为，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舜之于义，和仓颉之于书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独传。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了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说他在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是因为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至于具体的时间，是不足为据的。
四、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传说毕竟不是确凿的史料，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纪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划记号，用意不清。
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 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发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便衰退了，但却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得到了发展。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图案华丽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纹一般认为是装饰性的美术图案。近两年来，有人对庙底沟彩陶纹中的鱼形纹发生了兴趣，认为它是带有表意性的由鱼文化遗存的符号。甲骨、金文中有些字很像是由鱼纹演变来的
一说，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鱼头纹演变来的：
旧石器时代人们以渔猎为生，而鱼对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滨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鱼形纹与后来文字的关系，确有不容忽视的一面。
五、关于汉字起源时代的推测
由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图画文字，再由图画文字和花纹图案的表义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以至记词符号，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文字起源的过程。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这个过程，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有史时期的开始。从所获得的资料看，汉字的产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时期内。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没有看到作为汉字前身的用图画传递的信息和图画文字，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以及时间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们的时代，都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期，可以暂时把这一时期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从理论上说，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些，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证明时再向上推移了。至于汉字起源的下限，我们可以从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测。当图画文字与陶器花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汉字由零散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这一过程，如果跟记词字符产生的那段过程相比，应当是短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和政治的发展都越来越迅速，更因为起源阶段具有多元性(由于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始文字存在)、自发性、群众性的特点，而初期发展阶段却是在少数集中使用汉字的人手中，自觉进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就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从古史文献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那么，汉字字符开始积累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原始汉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产生，到它发展成初步的文字体系，大约经历了近2600年。
在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刻符，是夏朝的文字吗？
作为中国历史叙事中的第一王朝，夏朝一直是国人魂牵梦绕的朝代，但夏朝又如梦如幻，神秘莫测，至今未能被人揭开面纱，只能透过一些疑似遗址勉强一窥芳容。
考古推测：甲骨文之前还有更古老的文字
一直以来，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在甲骨文之前无文字，只有一些“没有意义”的刻符。然而，按照一般文字演化规律，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之前肯定需要一定演化时间，而这演化定型的过程，其实就代表了文字的出现。
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指出：“武丁卜辞中的文字代表了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并不是中国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应该至少还有五百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已经开始有文字了。”公元前20世纪，正好是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夏朝建立前后，也就是说夏朝建立前后中国已经有了文字。
真理未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学者判断未必正确，但诸多考古发现却显示，公元前20世纪中国已经有了文字：8000多年前的河南贾湖刻符，7000余年的安徽双墩刻符（出土630多个刻画符号），6000多年的西安半坡陶器刻符（共有二十多种），5000多年前的浙江庄桥坟刻符（已连字成句），4000多年前的骨刻文和陶寺遗址中的两个文字……尽管无法知道这些遗址先民有没有形成系统文字，但可以肯定中国文字在夏朝之前已经出现。
史书记载：夏朝已有文字
在如今流传的史书中，对夏朝文字最早的描述来自《尚书·多士》，其中记载了周公对商朝遗民的一段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商朝的典籍是继承于夏朝，并经过改造而后为商朝所用。这一句话可信度相对较高，因为周公距离夏商比较近，后来的记载可信度要打折扣。
秦汉时期，《淮南子·氾论训》记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等，指出夏朝有记录历史的“太史”这一官职，既然夏朝“有册有典”，还有“太史”官职，岂非说明夏朝有文字？
传说，中国最神秘的古书《易经》，其实一共有三部，夏朝的叫《连山》，商朝的叫《归藏》，周朝的叫《周易》。1993年，在湖北王家台遗址中，考古专家挖出了秦朝版《归藏》，轰动了学术界，由此也带来一个思考：既然商朝《归藏》确有其事，那么夏朝《连山》是否也确实存在过？再进一步，既然夏朝有《连山》，那么夏朝就必然已有文字。
二里头考古：发现夏朝文字踪迹
要证明夏朝有没有文字，最关键的不是考古推测和史书记载，而是拿出真真切切的物证。那么，作为最可能是夏墟的二里头遗址中，到底有没有发现文字呢？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考古专家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见下图），一般见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二里头先民在陶器烧成之后，用锐器刻画而成，部分刻符存在反复刻画痕迹。
在二里头遗址VI区，考古专家挖出一块刻有一条鱼形的骨片，有学者根据《说文》中的“鲧，鱼也，从鱼，系声”推断，这块骨刻文应该就是“鲧”字。众所周知，鲧是大禹父亲，因为治水不利，被舜帝处以极刑，然后始有大禹治水，而大禹是夏朝的开创者。
问题在于：这些刻符是不是文字？
参与和主持过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指出：有些刻符是作为标记使用，但有些确实应该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已经有了表达一定思想意识的语言符号，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
可见，夏朝文字已经出现，只是没有甲骨文成熟罢了，并非夏朝没有文字。
文字演化：二里头刻符是不是甲骨文的前身
看了上面二里头遗址的刻符之后，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即简陋的一塌糊涂，与传说中的“禹王碑”、“夏禹书”的夏朝文字工整美观简直天上地下，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夏朝文字。那么，这样一种简陋的原始文字，会不会是甲骨文的前身呢？
上文杜金鹏就指出，二里头遗址中的部分文字刻符，在商朝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相应或类似的文字，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他举例指出，商朝晚期甲骨文中的“爵”字，与二里头遗址或二里岗遗址（商朝初期）的青铜爵造型非常相似，而这种造型的青铜爵在商朝晚期已经看不到了。艺术源于生活，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因此甲骨文中的“爵”字，可能在夏朝就创造出来了，一直延续到了商代晚期。
因此，可以肯定的说，二里头刻符是甲骨文的前身，但根据各地考古发现的不同时代文字刻符来看，整个北方广泛使用的骨刻文、安徽双墩刻符等等，时间比二里头还要早，甚至却比二里头文字更丰富更成熟，可见二里头遗址不会是甲骨文的唯一前身。换言之，甲骨文是整个中华地区文字的集大成者，容纳百川，最终形成了甲骨文。
总之，如果说二里头遗址就是夏墟，那么可以肯定夏朝就已经有了文字，只是夏朝文字演化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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