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担任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选几名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我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政敌都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太监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居正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章去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远的价值所在。
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因患直肠癌病逝。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他生前所有的封号都被取消，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终，因为改革势必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难免遭致他们的反对。张居正在政治上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铁腕宰相，却独独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正是这种担当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张居正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有人说张居正腐败，事实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钱财，只要不是朋友，张居正都退回了。他对下人管教也非常严格，有一次管家游七收了一个人的钱，张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断了。而他的政治导师徐阶给他送来的，他说“惶愧纳之，不甚感谢。”他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变了，无法取得徐阶的信任。他把属于礼节的东西和有目的的东西，前者称为“人情”，后者称为“贿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为他喊冤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他们为了曾经的政敌，奔走呼号，鸣冤昭雪，岂料改革的盛景已时不再来。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它嘲讽的不是张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断送改革的体制，世态炎凉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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