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十一年，元成宗去世，因为元成宗的太子早在之前已经先于成宗一步而逝，所以成宗去世之后，没有直系继承人，导致皇位空虚的情况出现。依照元朝旧制，元成宗的皇后卜鲁罕皇后主持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另选新君，宗室诸大臣都会参加。
当时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准备拥立成宗铁穆耳的堂弟安西王阿难答继位，但是元仁宗与其母以奔丧的名义回到大都，先皇后一步带兵闯入内宫，并将皇后与左丞相阿忽台擒拿，最后将两人处死。后来仁宗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登基为帝。海山登基为帝之后，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元武宗去世之后，以皇太弟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元朝的第四位皇帝。
元仁宗是一位聪明而看的清形势的皇帝。当初他带领兵士入宫，将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擒拿，并将两人处死，大局已定之后，诸位宗室大臣都一致推举他继任新皇，但是当时他知道自己的哥哥海山手握重兵，若是自己登基后，也不一定保的住皇位，于是推辞不受，并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哥哥海山，自己只是代管朝政。海山入京之时，带着三万精兵，元仁宗将皇位让个海山后，相约兄终弟及，他最终还是登上了皇位，而且这个皇位极为稳妥。
元仁宗是元朝少有的亲儒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在一段时期内也亲近儒士，重用儒家大臣，但是到了后来因为汉族一位将领的反叛，使得忽必烈改变了亲汉政策，改而实施种族制度，亲近色目人。
元仁宗也许是因为早年从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典籍，更是受太子詹事王约辅导后，继位之后对儒家极为亲近，并且推行“以儒治国”的制度。不仅自己崇尚汉学，而且还开始实施本草官僚的汉化，先是恢复科举，随后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蒙古文，供蒙古人和色目人传阅学习，到了最后甚至还出资赞助儒家学说的出版发行。可以这样说，仁宗一朝能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使元朝的国力达到鼎盛，绝对有“以儒治国”的功劳。
元仁宗是一位励精图治，具有雄心壮志的皇帝。继位之后，就开始革除前朝弊政，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取消尚书省，停用至大银钞，减裁冗员，整顿朝政。使得因为前朝大量发行钞票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国库空虚，财政困难，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得以改善。不仅如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仁宗下狠心的将自己的手伸向了蒙古贵族之中。元朝的蒙古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极高的自治权，虽然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但是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由于蒙古贵族的特权实在太大，元仁宗最后推行的限制贵族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便已经形同虚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里看见这位帝王，想要真正掌控天下的野心。
元朝的国力在仁宗一朝达到了鼎盛，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仁宗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推动元朝的汉化进程。然而在延右四年七月，仁宗允李孟所请，免去平章政事，复授翰林承旨。李孟退出中书，标志仁宗推行的汉化改革中止。明明汉化对元朝的益处如此明显，元仁宗为什么会中止元朝的汉化进程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追根溯源至元武宗继位之初。元武宗继位之后，与仁宗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到了元仁宗百年之后，皇帝之位就该有武宗的子嗣继承了。但是到了仁宗统治的后期，他不想将皇位传给武宗的后嗣，而是想要传给自己的子孙，于是就有了一个交易。
当时虽然仁宗实行汉化，元朝的汉化进程很快，但是仍然存在着以太后及宗室大臣为主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想要固守蒙古族的习惯，而不愿意继续汉化。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顺利继位，元仁宗结束汉化政策，宗室大臣相应的支持他的儿子继
勇于改革的元仁宗：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年4月9日—1320年3月1日)，是我国元朝时第四位皇帝。在位9年。享年35岁。在元朝历代皇帝中，仁宗是最有文化底蕴的，一位较有作为之君。史书称他“遵世祖通儒术。用汉臣，求言图治”。他是继忽必烈之后推行“汉法”比较积极的元朝皇帝。应该说，元仁宗为了维护、巩固蒙古贵族政权在全国的统治，还是有所作为，勇于改革创新的。
一是即位之初，整顿朝政。
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海山病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执政。他整饬吏治，废除武宗时设立的尚书省，仍恢复原来的中书省，并以“祸国殃民”之罪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和平章乐实、右丞相保八等武宗一朝的当政人物处死，安排中书省班子，恢复各地的行中书省，惩治地方赃官污吏，严禁诸王、贵戚的扰民行为。停用至大银钞，减裁冗员，整顿朝政。然后在大都大明殿正式登基，帝号“仁宗”。年号皇庆。以明年为皇庆元年。
二是重用汉官，推行汉化。
元仁宗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还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宋人真德秀(1178—1235年)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1086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元仁宗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
三是恢复科举，培养人才。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就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过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皇庆二年，仁宗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
四是加强中央集权。
元仁宗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已经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所以，尝试削弱诸王权力的改革未果。
五是延祐经理，核实田亩。
延祐经理也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由于当时各地吏治腐败，“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
仁宗通晓儒术，熟知佛教“明心见性”之理，其为人和蔼，对近臣贵戚以礼相待，平时生活不尚豪华，较为俭朴，从不巡游，也不沉溺于酒色。又罢土木工程百余处，又禁诸王、大臣营建私第，精简禁卫。《元史》评价："纵其一生，他还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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