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究竟确立了谁的领导地位？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2.遵义会议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军事路线保证。毛泽东在会议上“集中阐述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牵涉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的灵魂,是实现伟大转折的指针”[1]。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当时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十分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形成共识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批评博古的错误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他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历时两个多月,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截围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的计划。这是红军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是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遵义会议提供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4.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关节点。遵义会议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关节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遵义会议总结失败教训,正确解决了军事路线,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领导集体的确立,正确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逐步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进了党章,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启示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今天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重要的启示。
1.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自主进行革命这一原则的光辉范例。这次会议是在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我党独立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从思想酝酿、组织准备到组织领导,都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排除在外。会议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会议对远在苏联的王明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左”倾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取消了李德在我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左”倾错误思想指导的否定。因此,会议取得了成功,成为我党第一次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开端和在全党确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原则的起点。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及时纠正了各种错误路线,克服了重要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遵义会议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避免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本国的国情。其次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并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把革命策略的制定基于主观臆想之上,那就必然犯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而毛泽东则相反,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情,寻找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以此来教育帮助其他同志,从而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并取得了成功,最终实现了党的历史性转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3.必须坚持既防右又防“左”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曾经多次出现“左”倾和右倾两种机会主义错误,残酷的历史表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防右,但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倾向。遵义会议是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极端,几乎使革命走向失败时召开的。遵义会议表明,要防止和克服革命队伍中“左”的错误倾向,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彻底抛弃“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晚年针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的思想,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遵义会议后的几十年间,国内外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内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江泽民明确提出:“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4]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4.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经常出现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近90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没有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衡量一个党是否成熟和有力量,关键的一条就是看这个党能否顺利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党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带了好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年未解决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自党的十六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以来,不断解放思想,注重发扬求真务实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的前提和保证。
5.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果断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单纯地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没有给他们什么严重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帮助和等待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正是始于遵义会议而在延安整风中找到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遵义会议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在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党内斗争,正确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为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作出了一个榜样,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内外都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把它作为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是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固本之策。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不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理解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各级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使每个党员、干部都成为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一直以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中被赋予极高地位，被认为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只是进入中央和红军核心决策层，既未在名义上也没在“实质上”确立其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张闻天的领导地位。当时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一、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在中央苏区被边缘化的毛泽东为了能促使党内领导层反思失败原因，承担失败责任，并使自己重新进入核心决策层，在遵义会议之前做了很多的工作。
1、与王稼祥交换意见后，王说：“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
从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和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呆在一起，两人开始就反围剿失败及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交换意见，当时的具体情况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著文称：
“这一天，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王稼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毛泽东反问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王稼祥说：‘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在进入湖南西部边境的通道县以前，毛泽东和王稼祥两人更深入地谈起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的问题。王稼祥说：‘博古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毛泽东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而我们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毛：‘你看哪些人会赞同我？’王：‘我看政治局内一定有同志赞同你的意见。’毛：‘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王点点头。毛：‘好，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王：‘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后来朱仲丽专门就这个问题问过王稼祥，王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对于毛泽东的活跃，李德其实也是有察觉的，他曾对博古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
2、说服周恩来，放弃北上湘西，转兵贵州争取发展空间
长征初期，红军由于连续退败，士气极为低落，据伍修权回忆：“红军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破例让毛泽东参加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康克清在其回忆录中说：“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团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为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停止。”
中央红军随即于14日攻占贵州边防重镇黎平县城。此时博古、李德仍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力主放弃原定计划，继续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作为军事决策者的周恩来决定“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
3、张闻天对王稼祥说：“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4、猴场会议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今草塘）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
5、毛泽东提议将遵义会议由政治局会议变成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确保胜算
为了能通过遵义会议使李德和博古等决策者承担失败责任，毛泽东先是“通过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的失败问题，讨论解决面临的严重局势。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的支持。”
后来，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的6个政治局委员和4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的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人，他们在遵义会议上都支持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对李德、博古提出批评。
6、事先鼓励红军将领在遵义会议上表达对李德、博古的不满
长征初期，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了解到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连队战士都对李德瞎指挥极为不满，因此，他在遵义会议前就接见红军将领，鼓励他们对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错误进行批评，据当时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回忆：
“我到遵义的当天，毛泽东同志就在他的卧室里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呷，对领导不满意啦了？’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
7、“他们查阅了李德博古保存的共产国际来电……发现不少指示同毛泽东想法不谋而合”
据杨奎松考察：“为了找到足够的理论根据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实是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如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强调机动灵活，与保存有生力量，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等，明显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不相一致。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依据，根本否定博古与李德的领导由此成了定局。”
二、遵义会议中毛泽东很讲究斗争策略
诸事俱备，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中，毛泽东的策略还是很高明的
1、毛泽东“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
据当时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词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李德事先对于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一无所知，而且在会议上基本处于受审的位置：“中央和军委以往的会议，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说了算。这次会议却一反往常，不仅取消了李德的特权，会前的酝酿准备，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预，开会时更把他摆到了实际是受审的位置上，别人都围桌而坐，他却被指定坐在门口一张独凳上。”
2、毛泽东“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由王稼祥提出让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建议
当时毛泽东虽然因为创建红军和苏区名气很大，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且没什么实权。因此为了能使遵义会议达到预期效果，他选择了“借别人的码头打仗”（毛泽东语）。毛泽东坚持让很受共产国际器重的张闻天第一个向博古和李德发难，对此，伍修权回忆说：
“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难，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发言之后，毛泽东紧接着发言，“负责剖析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对‘左’倾军事路线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继而王稼祥发言，主要是作补充，支持张、毛的观点，并提出更换军事领导，由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建议。”
3、重点批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赢得了红军将领的广泛支持
在遵义会议上，由于重点在于解决军事失败责任的问题，毛泽东将失败直接指向李德的瞎指挥，引导红军将领表达对李德和博古的不满。比如，毛泽东在批评了博古的报告后，明确提出：“关于华夫（即李德）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这一批评立即触动了红军将领对前期屡屡失败的不满，他们开始纷纷表达意见：
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说：“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面对军事上连续失败的事实，这么多前线将领的指责基本让李德和不懂军事的博古丧失了反驳的余地。
4、只否定军事路线错误，肯定当时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不管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当时未认识到政治路线上有错误，毛泽东无论在会前与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换意见时，还是在会中批评博古李德时，都只否定了他们的军事路线，对其政治路线反而是肯定的。对此，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对于肯定政治路线的原因，据杨尚昆介绍说：“遵义会议如果要张闻天说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伍修权的解释更明确：“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
5、杨尚昆：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
据杨尚昆回忆：“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6、凯丰反对毛泽东：“我说你打仗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
遵义会议中，也有人反对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凯丰当场就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后来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60年代还曾多次谈及此事。
7、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选为常委，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经过三天的议论，遵义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但并未当场对中共中央的其他人及红军将领进行调整，原因在于“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三、但遵义会议并没有树立起毛泽东真正的权威地位
随着遵义会议对军事上失败责任的认定，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领导层的人员调整，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建议也多次被周恩来采用，但大家对毛的地位和权威并不是十分认可，只是将其当作领导层的普通一员。
1、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劝说博古交出权力：你我都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博古身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在遵义会受到了严厉批评，他会前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此，会后博古对此很难接受，也不愿承认自己有错。后来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对领导层进行改组，准备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
为此，周恩来专门同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2、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在周恩来做博古工作的同时，1935年2月5日晚，在“鸡鸣三省村”中央常委讨论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这是从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这表明，毛泽东取得了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指挥权。3月12日，中共中央鉴于军情瞬息万变，会多误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战事。
对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事，一直以来都流行一种说法，说当时很多人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出于各种考虑“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这种说法多次在周恩来、伍修权和杨尚昆等人的回忆中被提及。
但这种说法其实不怎么可信，因为毛泽东此前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此时也只是刚刚成为政治局常委，说众人都推举他担任“总书记”，不但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当时中共的组织程序。对此，杨奎松分析说：“种种情况说明，不仅张闻天，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作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
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这一说法之所以不可信，从遵义会议之后他的地位和威信并不是很高也可以得知。
3、遵义会议后大家对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并不是特别认可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但大家并不十分认可他的地位和权威，这从遵义会议后不久发生的几件事情便可得知：
A、有些人对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不服气
当时对于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很多人还抱着各种不同态度：“有不服气者，据李维汉回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有怀疑者，据张闻天说，当毛泽东1935年3月初就任前敌政治委员去前方指挥作战后，对于毛泽东的指挥在中央领导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
B、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中，大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
1935年3月10日，周恩来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他也只好服从。”
在这次激烈的争论中，毛泽东甚至生气地说：“你们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就不当了。”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任职仅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就这样被表决掉了。
最后，为了说服大家，毛泽东不得不连夜专门找有最高决策权的周恩来陈述利害，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由此，才出现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行动。
C、四渡赤水时，林彪直接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
四渡赤水时，红军为了摆脱追击的国军，经常转移，使红军疲惫不堪，部队产生普遍的不满情绪。据杨尚昆回忆：“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
一些遵义会议上毛的支持者也开始对毛产生了意见：“约在4月中旬，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杨尚昆联名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映部队情绪，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新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反对意见最突出的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林彪公开否定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认为‘尽走弓背’，‘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拒绝了林彪的要求。4月下旬，林彪直接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由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这‘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后来，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的错误意见”，才平息了此事。
这就说明，当时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接受他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确立起来，他对军队的指挥必须依靠说服最高决策者周恩来来进行。
4、张闻天作为党内最高领导对地方领导和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
对中共领导层的调整结束后，紧接着是对地方领导的更换及相应政策的调整，这是保证遵义会议决议得以执行的基础。
张闻天当了总书记以后，采取各种措施执行遵义会议决议：“发电报，把这个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向他们传达，然后重新任命你这个中央苏区是哪些哪些人组成领导集体，哪些哪些人走向军队，等于我把你地方重新任命一遍……然后在2月10号，张闻天亲自召开一方面军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关于张闻天向营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情况，据当时的中央军委直属第二政治处主任伍云甫在其日记中记载：
“二月十日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九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当前任务。张闻天报告：五次‘围剿’尚未粉碎。在中区（指中央苏区）未粉碎敌人‘围剿’原因：不是党总的路线不正确（红军扩大十万以上，物质及经济方面都得到伟大成绩，未发生困难……我们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是实现了，如动员六十万担谷子，最后一个月出七十万发子弹等）。我们的错误是单纯的防御路线，蒋的战略是持久战堡垒主义。我们应该是攻势防御（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敌人弱兵（一路或一部分）。”（伍云甫《长征日记》，《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P13）
在对军事方针进行调整的同时，张闻天也讲到了对地方工作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比如据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民运科科长李坚真回忆说：“张闻天还特意召集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开了个会，他说：‘现在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以前，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沿途打土豪时拿不走的东西，一时也来不及分给群众的就打破它。他还说：‘对工商业也要改变过去的做法，一般的商业不要没收，使城市和墟镇的商人继续营业。”（《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P82-83）…
5、直到1935年8月周恩来病倒，毛泽东才开始“负责军事工作”
应该说，遵义会议后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只是进入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但并没有确立其在军队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虽然长征中军事方面的决策经常采用毛的意见，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共中央中懂军事并能根据时局提出相对有效的军事建议的只有毛泽东，因此其见解常被周恩来采用并被中共中央审核批准，这并不能作为其在红军中确立领导地位的象征。
直到1935年8月周恩来病重，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掌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军事决策由“周主毛辅”转变为“毛主周辅”，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确立。
至于毛泽东成为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那更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郭德宏认为：“不能再继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原来很多人那样说，实际上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遵义会议使张闻天成为了党内最高领导，并赋予了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诚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所言：“大家对他（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并非那么明确和固定……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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