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自《大众考古》2018年10期
高阳原，地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西南郊，今属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郭杜街道一带，距唐长安城8公里。这里地势高亢轩敞，南枕秦岭、北望长安，是隋唐时期京畿居民一处理想的身后之所。21世纪以来，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配合高校园区、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阳原上已发掘有千余座隋唐时期墓葬，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高阳原的地理位置
为配合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阳原腹地大居安村西侧发掘唐墓5座、明墓1座。5座唐墓呈东北—西南向分布态势，墓向在180°左右，平面形制均呈“刀”形，天井配置多寡不一，墓葬总长10—40 米不等，属中小型墓葬。M2、M3 为单天井土洞墓，全长在10米左右，墓主身份应为低级官吏或庶人。M4、M5 和M6 为大开挖墓圹砖券墓室且绘制有壁画，不仅配置了多个天井与壁龛，而且还使用了石门、砖棺床和石板等具有较高规格特征的葬具，充分预示了墓主皆为高官显宦的身份，随葬品亦丰厚多样。然而，这几座墓葬与更多的墓葬一样，依然难逃被盗劫的厄运。
2017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项目发掘唐墓航拍
M2：佛教信徒的守护
M2出土了两尊鎏金铜彩绘佛教造像，造型端庄别致，与其同样的造像一般多出于唐代寺院遗址或窖藏，但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埋藏却极为罕见。科技检测与分析显示，大致上经历了铸造、打磨、鎏金、彩绘四道制作工序。两尊造像均以铅锡青铜一次性浇铸而成，经打磨修整后以金汞剂在外表通体鎏镀金层，鎏金层均匀致密，鎏金技术水平较高。菩萨立像的头冠以蓝铜矿施蓝彩，背光、唇等处以铅丹和朱砂混合涂施红彩，七佛并坐像和菩萨立像的眉、眼均施黑彩，可能为墨。
出土的鎏金佛
死后以两尊铸工精湛的佛像随葬，想必墓主生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希望这两尊小小的造像，不仅能够在生前默默倾听着他的祈祷，也可以在九泉之下永随身侧，继续护佑他魂魄的安定。
M2墓圹
M4：合而有别镇墓俑
在M4墓室填土内清理出大量红陶镇墓俑残片。镇墓俑是古人依据鬼神信仰、志怪奇说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安放在墓中以求镇墓驱邪的一类明器，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在墓葬中一般多成对出现。
M4墓圹
M4 墓室中出土的镇墓俑初步确定有镇墓兽6、天王俑5 件组，明显表现出两种风格迥异的艺术形态。A 类镇墓俑体态硕大，镇墓兽人面者面露凶相，头顶隆起，毛发悚然，兽面者似狮面，头顶双耳耸立，两肩有鬣；天王俑身姿直立，双臂曲肘握拳前举，头戴兜鍪，身着明光甲，脚踏俯卧的牛立于底座上。B 类镇墓俑体态娇小，镇墓兽人面者头顶高髻，面部神态凶恶，蹲坐于半椭圆形托板上；天王俑两腿直立踩于小鬼背上，小鬼四肢左向仰面屈匐于横椭圆形底座上，面露愁容似作煎熬状。
镇墓俑
两类不同特征的镇墓俑出现在同一墓葬里，这种现象说明墓里的随葬品不是一次性埋入的，极有可能是在夫妻二人卒年相隔的这段时间里，由于随葬品面貌出现了改变，在二次开墓合葬时才造成了这种“合而有别”的现象。遗憾的是，由于墓葬被盗劫较甚，不见墓主遗骸和墓志，发掘过程中也未发现有明显的二次开启墓葬的痕迹。根据现已发掘的有纪年的唐墓出土镇墓俑看，A 类镇墓俑略早于B 类镇墓俑，而这两类镇墓俑多见于高宗至武周时期的墓葬里，再结合壁龛里随葬的人物俑和骑马俑特征综合分析，M4年代当在唐高宗时期。
M4出土的石门楣
M5 ：陇西望族李君茔
M5 四天井四壁龛砖券单室壁画墓，甬道东北角出土的墓志虽因残缺难觅墓主名讳，但据志文关键信息检阅两唐书等史籍推知，墓主系唐中宗时户部尚书、襄武郡公李承嘉，景龙四年（710）入葬高阳原，卒年60 岁。两《唐书》中记载李承嘉的内容极少，从志铭“……卿、右卫大将军、上柱国、陇西公宽之孙……”可知，高宗朝太常卿、上柱国、陇西公李宽即墓主之祖父，另在《元和姓纂》里载李承嘉之父李孝旻、兄李承业。李承嘉墓志载述了其一生的仕途经历和受到的皇恩荣宠，后遭贬谪，死在了转任越州长史的路上，最终承蒙皇恩眷顾而得以归葬故里。
M5墓圹
由于志文并未明言墓主卒于何年，从卒年60 岁推测，其生年应在650 年左右，一生主要活动于高宗和武周时期，在武则天时受到荣宠，及中宗朝官至正三品阶户部尚书职、封爵正二品襄武郡公而显赫一时。从残存有两方不同形制线刻的志盖看，推测还应有一方墓志，由于规格较小而被盗走，李承嘉墓志因其厚重较大而得以幸存。此墓或为李承嘉夫妇合葬墓，然因墓葬被盗毁较甚，墓室内未发现有墓主遗骸，是否合葬亦成了永远的谜。
M5出土的人物俑
李承嘉墓志中所提及的祖父李宽，其墓碑在2013 年发掘出土于李承嘉墓之北直线距离约两公里的“国色天香”工地。据碑文可知，其鼻祖可追至丙氏，曾祖虬、祖明在北朝时皆封公爵，父粲自隋归唐，高祖赐姓李氏成为陇西望族。
M5出土的墓志残块
李宽在史籍里记载亦极少，仅在两《唐书》其孙李元纮本传中略载。早在200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就在距李承嘉墓西侧约1千米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发掘了唐李恫墓，墓主字孝晟，与李承嘉之父李孝旻是堂兄弟。李宽碑文中载其有孝廉、孝俨和道广三子，而不见李孝旻，从李恫墓志中可知李宽还有兄弟等，再考证其他地区发现的李氏宗族成员墓志，检阅两《唐书》《元和姓纂》等史籍，可补其家族世系。李承嘉墓附近先后出土其父辈、祖辈等墓志碑刻，可以证实该李姓家族墓地就在高阳原上，那么，同时发掘的另外两座墓的主人与李承嘉有亲属关系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李氏系出陇西名门望族，世代人才辈出，李宽碑即由与李承嘉同辈的道广之子李元纮于开元十六年（728 年）所立，而李道广与李元纮父子皆位至武周朝、玄宗朝宰相，荣宠无比。
李宽碑出土位置
M6 ：权贵者专属葬制
M6 三天井双壁龛砖券前、后双室壁画墓。前、后室均不见墓主遗骸，后室砖棺床盗毁无存。该墓前甬道口除了砌堵有砖封门外，还有石门，仅存一截门榫头，其余构件去向不明。出土随葬品127件组，主要是第三天井下东、西壁龛内出土泥质红陶俑类119 件组，以人物立俑、骑马俑为主，禽畜俑极少，后室填土内出土两件青瓷四系罐。根据随葬品特征分析，墓葬年代应在唐高宗时期。
残存的壁画
在唐代，一般品官即使是正一品，只要没有皇帝的特许，也是不能兴建使唐太常卿上柱国陇西公李宽碑出土位置用双室砖墓的。高宗、中宗、睿宗时期墓葬等级制度严格，关中地区出现双室墓葬，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M6全长超过40 米，墓葬规模较大，从墓道两壁北段各绘四人执戟仪卫图和使用有石门配置分析，墓主官阶当在三、四品之间。
出土的家畜俑
结合墓葬整体规模和天井、壁龛等相关配置与已发掘的双室墓参照对比，M6 更接近于康文通墓规模，而与太子、亲王、公主及二品以上勋官等葬制相差甚大，但又大于双室土洞墓规模。康文通虽然只是武周时期的处士，但其出自豪门望族，德才兼备又高寿而亡，享用双室砖墓配置可能来自皇室褒赠。综合以上推断，M6 墓主至少应为出身望族的有识之士，或者是三、四品左右的职官，可能因懋绩功勋受到皇室嘉奖，得到了皇帝的敕许才敢使用双室砖墓，否则在天子脚下、有司监管中公然越制营墓是要受到严厉制裁的。
M6墓圹
该墓是自2003 年发掘唐皇室贵胄陇西郡王李博乂夫妇三室合葬墓以来，高阳原墓地发现的第二座规模较大、葬制较高的唐代勋贵墓葬。现在关中地区发掘的此类前、后双室墓葬不超过30 座，主要集中于高宗初年至玄宗开元时期，是李唐皇室成员或者勋臣贵戚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分为双室砖券墓和双室土洞墓两类，双室砖券墓还可以细分为前小后大式和前后基本等大式。
M6和李博乂墓对比
唐代双室墓葬主要流行于李唐王朝与武周政权前后转换的特殊时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专政者们为稳固其统治地位相互斗争而采取的一种笼络仕宦人心的政治手段。最初的双室砖墓由单室砖墓改建而来，可能是礼制创新的结果，在高宗、武周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宗朝双室砖墓成为平反昭雪的工具，随着李唐政权趋于稳固，双室墓在开元末年前后逐渐退出唐墓的形制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发掘的M4、M5 和M6 三座墓葬虽然都遭到了严重的盗掘破坏，但其共有的特点是石门毁坏仅存零散残件、砖室几乎被毁不存、铺地砖及棺床砌砖被揭、完全不见墓主遗骸，唯有随葬品或墓志尚存，这些现象M6 前室（东—西）上官婉儿墓室被毁情况唐陇西郡王李博乂夫妇合葬墓与唐昭容上官氏墓被毁如出一辙，其破坏程度不似单纯的盗墓攫物所能及，因此判断这几座墓葬也应是“官方毁墓”所致。所谓“官方毁墓”，皇帝亲自命令和有司按惯例处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以示区别零敲碎打的个人破坏墓葬的行为。那么，这三座墓葬究竟是何时被毁，又因何被毁的呢？遗憾的是，只有M5幸存有李承嘉墓志，可窥探出其墓被毁的时间和缘由，其余两座墓葬因为没有墓志佐证，所以其被毁的时间和原因已无从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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