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讯（记者 南丽江）11月16日上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介休博物馆联合主办“着墨家山——张颔先生与他的家乡介休”展览开幕式暨纪念张颔先生诞辰101周年座谈会在山西考古博物馆举行。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张晓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山西考古博物馆馆长王晓毅，中共介休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克虎等以及张颔先生的亲友、家乡代表和学生代表一同出席了开幕式。
张颔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山西省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他长期致力于先秦古文字方面的研究，为学严谨精审，精于考证，出版有专著《侯马盟书》《古币文编》等，在晋国史、天文历法、古地理、古文献、音韵训诂学等领域创获颇多。上世纪60年代，以张颔为代表的考古前辈，克服重重困难，发掘了侯马晋国遗址，并以发现的侯马盟书为中心，开展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20年，省文物局设立全省文物系统最高奖——张颔领军人才奖，这是对张颔先生一生贡献的肯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享誉学界的名人，却常常以“绵山草木人”自居，不忘曾经厚土蕴育，满怀桑梓之情，以己之长考证家乡地名、研究地方志、方言等，以己之力呼吁抢救文保古建以及收集研究濒临失传的地方民俗文学“宝卷”……张颔先生于1920年出生于介休县城庙底街，幼年在此接受了启蒙教育，开始对古文字等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1937年他离开家乡，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张颔历任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所所长，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所所长等职务。回顾张颔先生的一生，故乡介休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对他的性格养成和人生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讲述张颔先生孜孜不倦的治学故事，学习先生不忘莼鲈的桑梓情怀，山西考古博物馆特推出“着墨家山——张颔先生与他的家乡介休”展览。该展览分为“大家张颔”“厚土蕴育”“桑梓情缘”三个单元，围绕张颔先生的学术成就，故乡介休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故乡文化事业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展开。
第一单元“大家张颔”重点选取了他在编撰《侯马盟书》《古币文编》时的手稿，所获代表性荣誉等实物与照片，展示了张颔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对考古事业的贡献。第二单元“厚土蕴育”主要展示了张颔先生幼年时的成长经历。通过围绕民国时期介休的风土和文化氛围，展出了张颔先生曾读过的书籍等实物，表达了故乡介休对他人格品质深远的影响。第三单元“桑梓情缘”通过展示张颔先生为故乡题写的多件墨宝、拓片，以及考据故乡名胜风物时的手稿等内容，表现他不忘桑梓、回馈故乡的浓浓深情。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张颔先生的同事、友人、学生晚辈等现场分享了他们与张颔先生的点滴事迹，以此来缅怀这位为山西文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家。
(责编：李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最早前身为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的勘查组。1952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成立，下设机构勘察组、古建组、保管组、办公室等，其中勘察组负责全省地下文物的勘查与研究，成为后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直接前身。1956年1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改为省文化局的直属单位。1956年10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设立侯马工作站。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张颔任所长。1959年5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三个单位合并，对内统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对外三个单位仍相对独立。1962年1月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又设立了晋东南工作站。1979年11月，省委撤销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成立山西省文物局，原有的业务部门分类合并，考古队、侯马工作站和晋东南工作站合并为新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并独立挂牌，人员编制56人，直属山西省文物局管辖。自此以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机构未有变化。
李庆中的人物生平
自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山西始有琴事。当时，山西当政，在育才馆及国民师范设雅乐科，邀九嶷派宗师杨时百弟子彭祉卿及川派顾梅羹来山西传琴，同来者有顾卓卿、沈伯重、杨友三等人，后杨时百亦来并半年有余。彭、顾等人在晋讲学两年，并由彭祉卿辑编曲谱讲义，曲谱现藏山西省图书馆，曲目有《渔樵问答》（琴歌）、《平沙落雁》、《阳关三叠》（琴歌）、《归去来辞》（琴歌）、《普庵咒》、《流水》、《梅花三弄》，当时传曲还有《胡笳十八拍》、《离骚》等。时有琴人孙静尘（名森、号江东布衣）、招鉴芬（邮管局职员）、朱子钦（厅长）、荣鸿胪（警备司令）、李冠亭、傅侠仙等人，于是成立元音琴社，提倡三晋琴学。后两年，时局动荡，诸琴人风流云散。当年江东布衣孙净尘与五台琴工方进升造琴二百余床，均署名江东布衣孙净尘、琴工方进升，今已无存。（当时人事，可参看《今虞琴刊》有关记述。）
1924年后，国师雅乐专修科毕业生王聚魁（字梅岩），在国师音乐研究会教琴，编有琴学常识讲义及琴谱，因之，历年国师学生多有学琴者。
1934年，国师学生程继元（35年入杭州艺专，后又留日）教家兄弹琴。当时我十多岁，《普庵咒》耳熟能详。1946年，国师学生高寿田（画家，解放后任博物馆副馆长）在太原成立唐风琴社，我与邮局同事张亮垣（后调桂林）入社一同学琴。当年曾在太原电台演播数次。邮局同人因之常提起招鉴芬前辈。当时我的琴技也不过只识按弹而已。
解放后，我调晋南工作，1959年才调回太原。回太原后，有幸购得古琴名家唱片十余张，反复聆听，始悟琴乐韵味。随后又向北京琴家査阜西请教，书信联系十余封（文革中多数焚毁，仅余《醉渔唱晚》曲谱一封），颇得教益。61年，我的工作又调至文水，直至84年退休。退休后，回到老伴家中（文水马东村）忙于修房嫁娶等家务事。过后，思欲重新复习琴艺，但旧丝弦已不堪用，买不到琴弦，无法弹奏。后又各方联系友人，辗转托付，直到88年6月，才由一位当商业部副部长的盟兄（也是国师学生）托人从上海买来上音琴弦。由于当时我患有白内障、视力差，故勉强坚持习熟十余首琴曲。这期间张颔（考古所长金文专家）、林鹏（书协会长）曾来家听琴。93年，赵讽老人亦来听琴，为奏忘机一曲，并摄影留念。
60年代，我在省文管会见过一张唐琴，十三徽为手工打造金巴丁，玉轸足，断纹及磨损自然美观，声音温润，确是一张难得的古琴。后听张颔称：吕骥和程宽（管平湖弟子、曾藏唐琴飞泉）都看过，定位雷琴，今亦不知藏何处。大跃进时，育才馆毕业生高福生受聘山西音乐学院教琴，不久学院下马回乡，后未闻有传人。程宽回乡时，我亦未见到，打听也没有传人，不知在京有否传人。
94年，我做了白内障手术，摘掉眼镜，轻松愉快，可身体日渐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忽忽到了世纪末，可能山西琴人就剩我一人了，自感无传人，将成终身遗憾。遂不揣鄙陋，在太原各琴行散发传单，介绍古琴性质，免费教琴。以后陆续有十余人来村中学琴（大都为大学以上学历），至今已十余年，但效果欠佳，能坚持者少，学有所成者只三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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