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在河南三门峡市召开了盛大的会议，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全体考古工作者深感鼓舞。为什么称“中国现代考古学”而不直接说“中国考古学”呢？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有历史悠久的金石学传统。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是它还不是现代考古学。那究竟什么是现代考古学呢？我们从教科书可以看到一些区分标准，比如目的不同、手段不同，如此等等。随着学术的发展，这样的说法似已不够深入。这里想就此展开一些讨论，希望能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考古学，包括其精髓与不足。
所谓现代考古学，另一种说法叫做“科学考古学”，其精髓就是科学，那么科学考古学是如何体现“科学”的呢？
在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中国有金石学，西方有古物学。两者在形式上相差无几，都是收藏古物，中国古人特别喜欢三代时期的青铜器，西方古人则喜欢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塑。至于古物原生的位置及其与周边之物的关系，是罕有人关心的。比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是艺术史家温克尔曼，他发现要想了解古罗马雕塑的具体含义，那么就需要了解其准确的出土位置。据说他为了获取这些关键信息，曾经贿赂看管庞贝遗址材料的人。后来的考古学就沿着这条路发展，除了了解出土物的原生位置，还特别强调它们之间关系，还要关注包裹它们的基质（堆积）。不仅需要关注出土物平面上的相互关系，还需要关注它们在剖面上的相互关系。考古学上常用一个词来描述，context，中文可以翻译为“出土关联”。
出土关联至关重要。为了获取它，考古学家在发掘中打格分方、测量三维坐标、照相记录，如此等等。为什么考古学家要如此大费周章呢？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真，这也是科学的宗旨。为了求真，就必须得到客观的材料。真实总是与客观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学史上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是汤姆森提出的“三代论”，其实在他之前罗马人卢克莱修与东汉的袁康都已经提出过类似的时代分期方案。不同之处在于，汤姆森的分期立足于客观材料之上，尤其是基于墓葬中物品的共存关系。墓葬是封闭的单位，同一墓葬中的出土物必定具有共存关系。尤其是反复出现的物品共存关系，则可以较为充分地表明，它们是同时代的东西（如果只是偶尔共存，不能排除随葬前代传世品的可能）。相比于卢克莱修与袁康充满想象的记录，汤姆森说法更令人信服，基于这样的客观材料，大家都可以形成相同的认识，即其理论可以检验。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为了得到更加精细、更加真实的出土关联，考古学中还形成了诸如地质考古、埋藏学、废弃过程研究等分支领域，从而理解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即代表古人活动的物质遗存原始位置与状态受到了哪些影响，就像刑侦破案一样，一个伪造的现场是具有误导性的，考古学家不能假定所有的物质遗存都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必须找到那些造成误导的影响因素。除了从物质遗存层面上进行研究之外，考古学家还在人类行为层面上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古人原初的行为模式是如何的，有可能会形成哪些物质遗存。这是从上而下式的研究，是由过程考古学家开拓出来的。再后来，后过程考古学家注意到人类行为具有情境性，具有文化意义，并且受到文化意义的影响，并不是几个简单的模式所能概括的。这些研究都是对context的拓展，在过程考古学家那里，context是模式化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关联；在后过程考古学家那里，context是人类行为的情境以及充斥其中的文化意义。尽管有关context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贯穿其中的还是求真的精神。
科学求真，这里的“求”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活动。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考古人开始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与金石古物学家守株待兔式的收集活动有明显的区别。于是，他们走向野外，深入不毛，发现了许多早已湮没的古迹。在科学考古形成之初，也就是19世纪，世界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发，早期考古学家的工作更像是在探险。也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家给世人留下了电影《夺宝奇兵》中所表现的形象，一群卓尔不群、身怀绝技、热爱远古神秘的人。如今，当我们说起考古学的时候，第一印象仍然是田野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我们把田野考古学，如仰韶村的发掘这样具有科学意义的田野工作，看作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尽管在此之前的二十年，有甲骨文、敦煌古卷、流沙汉简的发现，也是在寻找材料，但是因为没有科学意义的发掘，所以还是不能视为现代考古学。
所谓科学的发掘，意味着严格的操作规程，具体说来，就是打格分方。这项工作就像军队训练一样，对秩序有近乎偏执的追求。说来也巧，考古学史上在发掘方面贡献最大的两个人，皮特-里弗斯与惠勒，都曾是军人，前者是将军，后者当过炮兵上校。田野考古工作由此混合着浪漫与严格，既有发现未知的激动时刻，也有锱铢必较的繁琐日常。贯穿两者之间的仍然是科学求真的精神。
科学考古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逻辑论证。要建立一个为人所能接受的观点，就必须经由逻辑论证，不能是想当然，不能依靠权威的经验判断。比如说我们研究石器，那究竟什么是石器？石器有哪些类型？它们是怎么制作的？又是怎么使用的？它们是怎么留下来的？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如此等等的问题都需要去分析。条分缕析，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不同的环节。还需要概念的构建，于是有了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等。概念还提供分析的视角，如权宜性技术（expedient technology）与预备性技术（curated technology）的区分。
逻辑论证需要立足于客观事实之上，遵循逻辑推理的一般原理，需要一步一步地展开，不能有推理的跳跃。然而，这在考古学研究中是不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考古学逻辑论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从物质遗存了解古人，从物到人就是一个飞跃，从古代的物到古人更是如此。要实现飞跃，就必须建立理论；由于飞跃的距离太大，所以要建立一系列中介理论，这也是考古学上发展中程理论的初始目的。如果没有合用的理论，逻辑论证就失去了支撑，变成了想当然。
科学论证的标准就是可检验，比如三代论，它在不同地方大体都是适用的。为什么要说“大体上”呢？因为存在文化、历史背景依赖，并且涉及到人的能动性问题，社会科学的理论基本都是概率性的，而不是绝对的。三代论在美洲用不上，这里既没有青铜时代，更没有铁器时代，但不影响这里同样发展出来文明，如玛雅文明还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尽管检验是概率性的，检验还是必要的，美洲大陆的例子虽然没有支持三代论，至少没有否定它。
追根溯源，科学考古的诞生是一系列时代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里面包括古希腊带有科学精神的哲学传统、中世纪的思辨精神，还有文艺复兴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从理性主义到浪漫主义。科学精神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氛围，近代考古（也就是现代考古）在这种背景关联中诞生。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能够认识世界，从本体论上把人与所要认识的世界区分开来，所谓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这是科学的哲学基础。相对而言，前现代时期主客体往往是融为一体的，相互干扰，如果总是用神鬼来解释难以理解的现象，显然是难以有效认识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客体的分类的是时代的进步。
总体而论，科学考古禀含着积极、理性、客观、求真的科学精神，通过逻辑推理一步一步地去认识世界。科学是目前人类最有效的认识世界的手段。对照科学所具有的特征，不难发现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需要从精神层面上加以吸收，而不只是将之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还需要从这种精神出发，发展出有效的手段，完成考古学从物到人的推理过程。
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科学考古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存在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时代。科学主张主客体分离，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世界“除魅”的过程，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意义在此过程中瓦解。如科学研究发现山东灵岩寺的“铁袈裟”原来不过是铸造过程中合范的接缝而已，由此“神性”是虚妄的，那些与之关联的禅宗思想也是人为的，失去了魅力。通过逻辑推理获取知识无须依赖体验与理解，只需要遵循原理与程序，人逐渐脱离了世界。但是，人的世界是充满意义的，秋日的阳光洒在身上不仅仅让我们感到温暖，还会让我们感到宁静、诗意。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人需要生活在具有文化意义的世界中。失去意义的世界只有物质或物欲的满足，当人只有生理层面的满足时，他所获得就是满足之后的空虚与茫然。考古学研究人，研究古人，他们曾经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意义的世界中，这些意义于他们而言是体验的，而不是逻辑推理的，今天的我们是否还能够体会到呢？当代世界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都与意义的丧失相关，但很少有人追问意义是如何丧失的、意义的载体是什么。物质就是意义的载体，如果科学考古学不研究这些意义，那么它实际上离开了人。
科学看起来是圣洁的，好像不偏不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科学来自一神教的文化背景关联之中，真理与上帝可以无缝互换，由此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排他性尚可以理解，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具有普适性的真理，但是具体怎么用还需要考察社会发展状况，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躺着就能获得成功。正是需要考虑社会历史背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多样，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如果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模式，就会产生对多样性的破坏。在人文的领域，多样性是美好的，穿衣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常生活中人们害怕撞衫。当狭隘的科学观垄断了我们的认识论之后，人们的判断会变得刚愎，社会缺乏必要的宽容，文化丧失丰富性。我们不是要反科学，而是要反对科学中那种一神教的迷思，要深切理解科学的局限性与破坏性。考古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它具有非常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科学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而具有高度排他性的科学主义是需要反思与批判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考古学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中形成的，当时，西方考古学家到世界各地去探险，不断发现“消失的文明”。由此，现代考古学骨子里秉承的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称其为一门新的学科，一方面得益于自然科学进步，另一方面得益于人类学的理论（比如在考古学中运用文化的理论），而人类学正好也是在殖民过程中形成的，是一门研究“他者”的学问。在21世纪的今天，老式的殖民主义早已退潮，但是新式的殖民主义并非不存在，比如文化殖民主义。让被殖民的人高度认同西方文化，认同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是正确的、合理的、时尚的。当殖民主义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人们就会产生依赖，会发展出文化自我殖民主义，即主动去靠近那个标准，主动进行自我文化阉割。
学习必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阶层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如何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就是所谓古今中西之问。简单的回答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回答必须结合时代的使命与实际情况，然后提出可能有助于社会实践的答案。数代中国学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直接照抄前人的答案（每一代人的答案并不一样，甚至同一代人的答案也不一样），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必须了解我们所处的实际情况。当然，我们还必须更深入地了解所要学习的对象，而且在学习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反思、调整。对于这个世纪之问，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最终的回答应该是问题消失，而不是给予绝对正确的回答，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答案。
当代的中国比过去一百多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文化复兴，也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期望文化复兴。我们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一个原因是我们虚心学习了科学；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渴望，那就是我们过去一百多年里丧失了太多的自身的文化。未来，我们还应该继续学习与发扬科学考古，但同时要批判其中暗含的现代性；同时，要充分发挥作为人文的考古学的价值，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添砖加瓦。过去，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解决“挨打”的问题）、基本发展（解决“挨饿”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需要重建自身话语体系（解决“挨骂”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考古学从根源上探寻我们自身文化的由来，帮助我们确立文化自信，这也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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